​战败后，我们为何“以日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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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为何在大败于日本之后，居然还乐意向敌国学习，为何在当时情况下会有这种心态。与此同时日本居然也愿意教，这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目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大败。次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当时朝野上下有识之士都认为，必须进行教育改革，才能使中国富强。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提出日本之胜源于教育，从而主张要仿效日本，改革本国教育，尤其是要大力发展近代军事教育。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为何在大败于日本之后，居然还乐意向敌国学习，为何在当时情况下会有这种心态。与此同时日本居然也愿意教，这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目的？本文在回顾日本对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发展所起作用的过程中，尝试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

　　日本人所绘的清政府签订甲午战争投降书场景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转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在地理上即有舟行便捷之利。而在文化交流方面，自汉唐以来，日本由于不断地吸收中国的律令典章、宫室建筑、冠冕服饰、佛儒思想等先进文化，其自身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例如7世纪中叶由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所推动的在日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化的革新，便是全盘唐化运动。

　　黑船扣关，图为来到日本的美国战舰

　　然而自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中国的海禁政策和日本的锁国体制分别被英国及美国所打破，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了救亡图存，中日两国分别开展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以此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而经过甲午一役的验证，作为后起之秀的日本，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改革的实际成效方面，的确优于中国。

　　鉴于邻邦富国强兵的成果，甲午战后中国便开始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并直接聘请日本专家前来中国协助各方面的建设。这种文化输入者（日本）对文化输出母体（中国）的回馈，可以说是一股“文化回流”的现象，在长久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清政府在诸方面所聘用的日本专家，不但对当时日本在华势力的扶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走出去”——派遣赴日军事留学生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是日本在东亚最大的假想敌，日本千方百计地要打败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在华势力上升，引起俄国不安。“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看出俄国将是自己争夺远东霸权的主要对手，与其和俄国直接对抗，不如借用其他隐蔽手段。日本政府为消除中国人民的仇日情绪，一改过去对华强硬政策，积极接受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的留学生，目的在于确保其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日本借此机会培植与中国官费留学生的亲日感情，并安插亲日代理人，扩大对中国军事界的影响。

　　1896年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修复中日关系。1897年11月，日本举行军事演习，邀请中国派员参观，直隶总督王文韶派副将王得胜等前往，受到了热情接待。同一年年底至次年初，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神尾光臣大佐等3人前来中国，游说张之洞等人，力劝中国派人到日本学习军事。日本通过这些举措，大大密切了与清政府的关系，并且使中国相信，中国只有向日本学习，才能使国家的军事力量真正强大起来。

　　张之洞

　　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就曾向清政府表示，如果中国决定派遣相当数目的学生到日本，日本愿帮助中国教育他们学习军事及各种实用知识。为满足教育中国留学生的需要，日本先是在其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设立留学生部，以后又在东京专为中国学生设立振武学校，对中国学生进行预备教育，以便升入士官学校。

　　日本方面的招徕引起了清政府和地方大员的极大兴趣。1898年8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指出：“顾欧美远隔重洋，往来不易，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1904年，出使日本的大臣杨枢也上奏清廷，建议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军事。

　　同年，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决定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100名，第一轮共派400名。至此，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被纳入正规化轨道。1898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合向日本派出陆军留学生30名，是为中国陆军学生留学日本之始。在此之后，清廷积极向日本派遣陆军留学生，人数从1898年的8人，增加至1906年顶峰时期的1600人，1909年人数虽然下降，也有700余人。

　　刘坤一

　　当时赴日学习军事的学生，首先进入成城学校（1903年以后改为振武学校）接受预备教育，结业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截至1903年成城学校停收中国留学生为止，先后毕业于该校者，总计达175人之多。而振武学校专事于中国军事留学生的预备教育。在军事教育的同时，该校极力宣传“忠君爱国，服从长官”。这些留学生在校学习三年并顺利结业后，被分配至各联队，以“士官候补生”身份接受一年时间的正式教育，然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一年半的后期教育，修完各类课程，再入联队，担任“见习士官”半年，然后正式授予士官（即军官）资格。据统计，1900—1911年间，共有9期690名成城和振武的毕业生考入士官学校，其中647人完成了全部训练课程。而在此期间到欧美军事院校留学者则可谓凤毛麟角，如1906年到日本留学者为671人，就学于欧洲者仅15人。

　　不过，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决定了它参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绝不是真正要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近代化的军事力量，也不会真正为培养中国的军事人才而尽心尽力。如早期留日的中国学生，大部分在陆军士官学校接受初级士官教育后就返回国内，没有机会再进入高等军事学校深造。各军事学校在讲授军事学相关内容时，难免涉及国家机密，因而拒收外国学生。后来虽经清政府外交努力，日本方面同意中国学生进入各高等军事院校就读，但双方约定在讲课的过程中，凡涉及日本军队的机密时，中国学生需要暂时退出课堂。曾经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阎锡山也曾回忆道：“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上课和住宿都不和日本学生在一起，因为日本有若干秘密，不能让中国学生知道。”日本在传授中国留学生知识的过程中设置的种种障碍，大大影响了中国军事留学生的教育质量，制约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请进来”——聘请日本军事专家来华

　　所谓的日本军事专家，按其从事的工作不同，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清政府中央到地方兴办的各类军事学校的教习，主要任务为教学，如武昌的武备小学堂的教习；另一种是中央政府乃至地方督抚的顾问，主要任务为咨询，如袁世凯的军事顾问等。

　　阎锡山

　　晚清军事改革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缺乏合格的军官。行伍出身的旧军官不仅不懂近代战略战术，也不懂近代军队的训练方式，担不起训练军队的责任。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不得不兴办军事学堂，聘请大量外国军官担任教习和顾问，以此来培养新型军官。为了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扩大在华利益，列强为此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初期，德国在竞争中占了上风。新军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德国教习在军队和军事学堂中居于垄断地位。袁世凯新建陆军中的教习均由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咨令出使德国大臣与德国外交部选商聘订”。自强军聘用的德国军官达35人，不仅充当教官，而且还担任部队各级正职指挥官。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德国是当时西方公认的陆军强国，同时也与当时中德关系比较和睦有关。但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多久，日本就后来居上，迅速取代了德国。

　　袁世凯

　　外国专家来到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水土不服，而这些问题，聘用日本教习就可以避免。这是因为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减少了语言、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教育手段等方面的隔阂，避免了许多西方教习带来的不便。日本来华军官，在日本政府的鼓励下，也“比西方人更乐于学说中国话”，“更情愿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实际”。如多贺宗之大尉受聘担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和军事学堂教习，不仅改用华名“贺忠良”，而且还留着发辫。这无疑有利于加强与中国官员和学员的感情。在经费方面，日本教习的往返路费要比欧美节省，他们还“宁愿接受比西方军官低得多的待遇”。

　　由于以上原因，在1898—1899年间，大批德国教习相继被解除了聘约，日本教习则取而代之，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到1901年以后，中国的近代军事教育已完全置于日本的影响之下。

　　可以说，日本军事教习遍布全国各省区和主要军事学堂。到了1903年，不仅直隶的袁世凯与武昌的张之洞聘用日本教习，据曾在京师政法学堂任教的日本教习吉野作造估计，当时在华日本教习约500人，其中从事陆军教育者约100名。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西方教习数量锐减。1901年以后，在陆军学堂中，除了少数德国教习零星分布在湖北等地外，英、法、俄、奥等国教习已几乎绝迹。

　　总之，日本专家受中国官员聘请，在军事学堂及军医学堂、军械厂等附属机构扮演了短暂的却非常重要的角色。1903年2月4日，浙江巡抚诚勋的奏折代表了这种见解。他极力赞同雇用日本教官：“现时日本军事之先进，已足以与欧洲并列。且中日两国同文，便于教学；薪酬支出，利于节省。”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