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结婚的黄晓明和秦昊，为何如今不同命？

文 | 刘南豆

编辑 | 何润萱

2月28日，Angelababy生日，黄晓明的微博祝福只有言简意赅的4个字“生日快乐”。

有网友搬出了前几年的微博祝福相对比，以往至少还有个给妻子的称呼或者@本人微博，今年愈发简洁了。结合当天微博之夜上两人同场不同框的表现，让隔三差五就要出现的离婚传闻再度甚嚣尘上，引起吃瓜群众的好奇心。

距离两人上一次引起大规模吃瓜也不过两个月左右，彼时黄晓明因主持《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重遇李菲儿，引起网友对“Angelababy第三者插足”旧事重提。为避风头，黄晓明不得不辞去了这一通告，而替代他的人，是秦昊。他与伊能静这对夫妻被许多媒体称为2020年事业最红火的娱乐圈夫妻。

这两对夫妻的境遇大有不同。同为2015年结婚，一边是世纪婚礼一时风头无两，一边是相差10岁的姐弟恋成为大众谈资。几年之后，风水轮流转。这不由得令人开始思考，明星婚姻，究竟是一门有迹可寻的经济学，还是一门难以言说的玄学？如果说几年前的娱乐圈里，结婚还是一项能给事业带来显著加成的好选择，那么在如今女性独立成为风潮，明星婚姻屡屡翻车的当下，这更加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选项。

是夫妻，还是经济共同体？

除了偶像这类给粉丝贩卖幻想的艺人不能随意恋爱结婚之外，对于大部分演员、歌手等艺人来说，结婚都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

而从商业上来说，结婚之后，相比单身时期，明星在宣传上也多出了更多的曝光渠道和话题度，利好更多。

最简单直接的一类曝光，莫过于夫妻档综艺。2013年，《爸爸去哪儿》腾空出世，根据央视索福瑞数据，节目收视率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全部霸占当时段第一，最高时收视份额达23%。由此，亲子类综艺开始井喷，综艺制作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来明星背后的家庭生活有着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广泛的挖掘空间。尽管亲子类综艺是在强调明星父母与萌娃之间的互动，但明星夫妻的家庭关系也在镜头的空隙偶有展示。

《爸爸去哪儿第五季》剧照

在萌娃上综艺受到政策限制之后，以《妻子的浪漫旅行》为代表的明星婚姻生活综艺，还有以《婆婆和妈妈》为代表的明星家庭代际关系综艺成为新的突破方向。据腾讯娱乐此前的报道，明星夫妇合体参加综艺的价格要高于单人价格之和，“对于二三线明星而言，会参考节目带来的曝光度、影响力等长期效益，价格可以调整；但对一线明星而言，曝光度、名气都不缺，价格较为坚挺。”

综艺之外，另一条经典的露脸途径是夫妻共同“走穴”。如一曲《知心爱人》唱遍大江南北的任静、付笛声夫妇，早年间作为各类晚会和商演的常客，几乎都是以夫妻档的形式登台。据腾讯娱乐报道，某深圳演出商透露，任静、付笛声的商演价格在2015年能够达到将近三十万，比某些二线歌手都要高，“因为他们是模范夫妻，形象正面，而且夫妻档的歌手确实也少，价格会有优势。”

而在自媒体时代，曝光的路径远不止这两条。“秀恩爱”成为了明星夫妻在微博等公开平台发言的重要素材，能让艺人通过“刷脸”的方式保持曝光，甚至时常登上热搜。根据《2019新浪微博明星白皮书》，实时热度超过100万的明星热搜事件类型中，有2.27%来自“秀恩爱”，在所有类型中排名第五。

邓超和孙俪就是秀恩爱上热搜活脱脱的例子。据网友统计，2020年国庆节期间，夫妇俩8天上了5次热搜，都是因为生活当中的琐事分享。擅于找到夫妻生活中值得分享的亮点以及与网友幽默互动，是他俩成为热搜常客的秘籍。

曝光的增多自然也意味着商业价值的抬升。例如先后参加了《幸福三重奏第二季》和《妻子的浪漫旅行第四季》的郎朗、吉娜夫妇，凭借节目累积的热度成功接到了奶酪、婚戒等品牌的合体代言。

除了自我宣传上的利好之外，明星作为其公司的重要资产，在夫妻结合之后往往能为其所在公司的资产增添重要筹码，也由此成为难以松绑的利益共同体。

比如吴奇隆与刘诗诗，二人在2016年举办婚礼，这一结合至今仍被媒体津津乐道。彼时盛传吴奇隆要以2亿天价聘礼迎娶刘诗诗，原因就在于吴奇隆将自己创办的稻草熊影业20%的股份给了刘诗诗，而当时暴风科技正在筹备收购稻草熊影业，按估值折算下来刘诗诗能获得2亿左右的资产。尽管最终收购被证监会驳回没能实现，但稻草熊影业此后几年依靠刘诗诗出演的影视剧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营收，终于在去年年底完成了赴港上市，使得这份“天价聘礼”有望再度成真。

杨幂和刘恺威的绑定程度还要更深。2014年，杨幂与刘恺威举行婚礼，同年成立了海宁嘉行天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刘恺威也加入其中。对比婚前二人在内地市场的知名度，杨幂是要显著高于刘恺威的。在杨幂的带动下，刘恺威片约不断，2015年刘恺威出演的影视剧多达7部，2014年仅两部。

业绩对赌是二人绑定的核心。2015年，尚世影业投资嘉行影视，但提出了对赌条款，条款规定嘉行影视在2015年-2017年的净利润不得低于0.75亿、1.05亿、1.47亿，核心艺人不能离开公司。而杨幂和刘恺威，就是公司最核心的艺人，也是完成业绩对赌最需要出力的人。最终，嘉行分别以0.82亿、1.29亿、1.9亿的净利润超额达标，并在2017年获得了50亿元的估值，相较于2015年翻了20倍。然而在对赌条款完成后的2018年，两人便公开了离婚的消息，不由得让吃瓜群众猜测二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但受限于业绩对赌条款才延迟公开。

可见，对于相当一部分艺人来说，结婚带来的事业加持是明晰的。但它也是一重枷锁，一旦要离婚的话，就需要考虑到对事业可能造成的损伤。

非理性经济人的“为爱发电”

并非所有的明星婚姻在甫一开始就能产生利好，也有些是在外人眼中“为爱奋不顾身”的例子。

秦昊和伊能静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从前的秦昊是文艺电影常客，尽管在各大电影节获奖无数，但大众认知度有限。而伊能静是台湾一代玉女偶像，与前夫庾澄庆的婚姻更是轰轰烈烈人尽皆知。这样一对“不平衡”的夫妻组合，再附带上巨大的年龄差，怎么看都不太像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选择。

2020年6月，两人的事业同时出现了转机。电影咖秦昊通过网剧《隐秘的角落》出圈，豆瓣89.3万人打出了8.9分。根据骨朵影视数据，秦昊在播出前后热度提升了11.57，达到了49.26，而通常达到50点意味着较高的全民认知度。阔别舞台已久的伊能静则通过《乘风破浪的姐姐》搭上“姐学东风”，拿下多个商业代言，迎来事业第二春。

图源豆瓣及微博@乘风破浪的姐姐

不但个人事业颇有起色，与此同时，二人还合体参加了《婆婆和妈妈》，向好奇的大众展示了相差十岁的夫妻如何相处，并妥善经营好常人都感到头疼的婆媳关系。

事实上，结婚6年的两人过去秀恩爱的举动并不少，但因为知名度有限，没能引起太大的水花。秦昊知道伊能静缺乏安全感，在求婚时的表白宣言是：“婚后如果有小三，就打死自己。”伊能静知道秦昊对于经济收入有压力，但仍然坚持让秦昊不能为了钱去接烂片。落魄时的互相关怀，在走红后被媒体重新翻出来，就为二人感情生活的正面形象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加成。

这样的不平衡组合在娱乐圈屡见不鲜，或许对于事业难有显性的好处，但却也有“画龙点睛”的妙用。譬如赵丽颖之于冯绍峰、苗苗之于郑凯，在结婚前男方都有较多的绯闻花边，时常被娱乐媒体以“浪子”的形象捕捉，而结婚后她们则能帮助男方完成“浪子回头”的人设转折。

再如周杰伦与昆凌，结婚之后周杰伦屡屡将自己的演艺资源介绍给昆凌，为昆凌主演的电影写主题曲，天王也能时不时在通稿中经营起“宠妻”人设。

周杰伦为昆凌主演的《天火》所写歌曲《我是如此相信》

尽管不比强强联合带来叠加效应实在，但人设也是艺人的隐形资产。“任性”之下的婚姻也更容易突出“这是真爱”的外界印象，收获较好的风评。在《圆桌派》的一期讨论明星婚姻的节目中，编剧汪海林谈到，“吃瓜群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娱乐圈的故事，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我们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共同创造、共同完善这些狗血的故事。”

除了这些一开始就有些“不平衡”的结合之外，“为爱发电”也可能在结婚后发生。有些夫妻结婚时，双方都处于事业上升期，但却有可能因为婚姻或怀孕而使得其中一方为家庭退居幕后，成为“贤内助”。而这一方更多时候是女性。吴京与谢楠、朱丹与周一围、徐峥与陶虹、邓婕与张国立，类似的夫妻不胜枚举。

若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考虑，舍弃自身商业价值减少曝光，并非合理的选择。但中国人传统的“家本位”思想，使得物质条件有一定基础的明星夫妻未必还需要将事业放在第一位。当然，这种传统贤妻的角色，自然也有助于口碑加成，这又是另一种经济学。只是，受益的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夫妇，而非女性个人。

颖儿就曾在一档综艺中提到，“我每一部戏都是女一号，但是我生完孩子之后，人家跟我说你现在拍不了了，你知道那种伤自尊吗？”

为了能早点接到戏，颖儿生完小孩就立刻开始减肥，连月子都没有好好坐。这类普通女性会面临到的“职场困境”，在明星身上也普遍存在。结婚和生产后带有“人妻味”、“妈味”的人设使得她们在角色的选择上受到诸多限制。

五花八门的翻车玄学

收益和风险总是并存的，希望婚姻为事业带来助益，就要承受婚姻带来的风险。而相比起结婚时可盘算的经济利益，明星婚姻会因何在公共舆论中翻车，则更像是一门玄学。

婚姻的破裂首当其冲。因出轨这样的道德问题导致婚姻破裂与风评受害的，自是不必赘述，但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白百何与陈羽凡的“隐离”事件。

2017年白百何被拍到与陌生男子一同出游的亲密镜头，从而引发婚内出轨传闻。事后二人站出来澄清，却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回应。二人表示在2015年已协议离婚，但为了孩子的成长考虑没有选择公开。

可是，隐瞒离婚事实，并且离婚后仍然出现在综艺镜头当中公开秀恩爱，不仅从公众道德层面难以接受，从资本层面也属于违规。据当时的报道显示，白百何彼时有奶粉品牌的代言在身，如果公开离婚或隐瞒离婚事实，均会面临品牌方的解约甚至追偿。因此，不论是不是出轨，没有处理好的婚姻关系，都给二人的公共形象带来了巨大损害。

协议离婚后二人登上《奔跑吧兄弟》秀恩爱

同时，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夫妻双方，哪怕只是其中一人出现负面新闻，对另一人的事业发展也会有所牵连。

比如董璇与高云翔夫妇，出事前在媒体上是以“7年甜如初恋”的标签示人。2018年，高云翔卷入性侵丑闻，身为妻子的董璇急需筹措资金帮助丈夫打官司，但只能接到微商品牌的代言，并且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几乎都没有戏约。同时，由于待播影视剧受负面事件影响，二人的资产还被法院冻结，面临巨额赔偿。尽管在2019年董璇与高云翔宣布离婚，但直到近期《有翡》和《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播出，董璇的演艺事业才开始略有起色。

另一重风险则来自于平日里夫妻的相处模式，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的明星生活，好则帮助风评，差则“一泻千里”。比如近期被《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淘汰的程莉莎，丈夫郭晓东在微博对她喊话“赶紧回家做饭吧”，被网友斥责“爹味十足”。

周一围与朱丹流露出的相处模式也有异曲同工之处，节目一度将周一围的形象刻画成了“直男癌”的典型，而朱丹则突出一个“爱得卑微”的小女人形象，引发公众反感。朱丹曾在综艺节目中透露了周一围的经典语录，“我现在是在给你台阶，如果你不走下来的话，待会儿这个台阶就没有了。”周一围自己也在采访中说过，“朱丹的拍戏不叫拍戏。伤人吗？但是就是这么回事。”

尽管婚姻生活的真相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选择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媒介形象，或许应该再斟酌一番，否则会对演艺事业平添负面影响。在女性意识逐渐崛起的互联网舆论场中，传统家庭的婚姻关系正在遭受更多挑战，明星选择公开的相处片段也需要更为谨慎。

GAI周延和妻子王斯然参加综艺《新生日记》的片段就为此作出了正面范例。GAI主动出面对母亲解释，妻子不喜欢当众喂奶，并告诉家人妻子刚刚生产完情绪不稳定，希望大家多多包容。一来避免了婆媳直接对话的尴尬，二来对妻子的细腻感情理解到位，在“丧偶式育儿”盛行的情况下，博得了女性网友们的强烈共情，甚至评论道“建议他哄老婆的片段在产房轮番播放”。

更进一步来说，在2020年独立女性形象开始在荧屏和社交媒体上普遍化之后，“保持单身”或者强调个人主义相较于“成为妻子”可能是一门更好的生意。

譬如俞飞鸿，年满50岁的她至今未婚，是许多网友提及独立女性时的重要代表。2017年在许知远《十三邀》的一场对谈中，面对许知远的两次追问，俞飞鸿都坚定表示对自己而言，“男人没有精神汲取有效”。随后，网友又翻出了2016年她在《锵锵三人行》中与窦文涛、冯唐的对话，当谈及单身多年的心理状况时，俞飞鸿表示，“你有没有觉得很多夫妻，他是在一个婚姻里头，可是他们两个人根本没话讲，我觉得那种两个人在一起的孤独，可能比一个人的孤独更悲伤吧。”由此，俞飞鸿也被网友奉为“老男人的照妖镜”。

明星作为公众的一种媒介投射，其存在本质上就是为了迎合大众对于理想化人格的想象。2021了，还要必须结婚？这个观念可能真的有点老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