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如何被藩镇掏空的？

李唐王朝致力于中原王朝的外扩，势力范围在经过唐太宗至唐高宗的急速扩张后，东至朝鲜，西达咸海，南到越南顺化，北至贝加尔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型体量。

和秦汉比可是大多了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但隐患也就由此而来。

帝国扩张免不了消灭周边的小缓冲国。鼎盛时唐王朝的边境上与多个民族接触，如：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均不断对边境进行侵扰。为了缓解中央政府面对边疆地方侵略的压力，唐朝不得不以藩镇的形式重现了一些缓冲地区。

相比于远在西域中亚的争夺

长城沿线的渗透才是腹心之患

这一制度一开始起到了它的作用，却也为唐王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节度使=土皇帝？

藩镇这个词中，“藩”的意思为“保卫”，主要目的是为了作为唐王朝和外敌之间的屏障。最初这类军镇的规模不过几百人，但这样的战斗力完全无法应付逐渐升级的外部侵略。中央政府只得一再扩充军镇，使其变为可以集中指挥的庞大集团军，其最高军事长官则经演变为节度使。

最开始，节度使只是单独负责军事管理的最高长官，主管军队，同时中央还会委派按察使、营田使、度支使、转运使，分别掌管官员的巡视、屯田、财政、粮食的调拨。中央的目的是限制军权独大，使官员之间相互制约，达到各个藩镇在中央的控制之下的目的。

但当时间到达唐朝中期，原本由北魏开创的均田制完全瓦解。均田制是指新开垦的土地在农民耕种一年后便归其所有，在其死后，要归还政府，进行重新分配，实施背景是人口较少，而土地较多。一旦人口增长，就会出现土地兼并，造成均田农民土地不足，赋役沉重，农民倍感压力。

人均多和人均少的差距

三江平原与长江下游平原

而这些人是初唐另一项重要制度——府兵制的人力来源，府兵平时为农民，利用农耕的间隙进行训练，战时作战且武器马匹自备。一旦有天灾人祸，作为府兵来源的农民不得不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中央政府无法控制地方的兵源，只能把主动权交给藩镇。募兵制走上了历史舞台。

其实募兵制也不是由中央政府的一纸文书确定的，而是在历史中不断演变，最后变成无法更改的现实的。

藩镇部队初期为中央政府所委派的府兵制军队，而当中央分配的士兵不足时，各个藩镇便开始自行募兵。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公元736年）年始，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

募来的兵源，多为罪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一些亡命之徒，以及一些能征善战的外族。这些人，世代为兵，而节度使掌握着其生杀赏罚，所以对节度使依赖性极强，“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

初期，唐王朝还有余力供养这些士兵。但是随着士兵越来越多，政府便无力负担。为了防止兵变，维持节度使抵抗外敌的实力，皇室不得不把地方财政权利交予节度使。如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的范阳节度使裴宽，不仅负责了度支使、营田使两项工作，而且又担任转运使，完全把持了当地的所有税收，基本成为了一位土皇帝。

估计很符合大众对安禄山的想象

财政、军权一把抓的节度使是巨大的隐患，这事中央政府并非不知。为了限制节度使的行政权力，中央一开始还会临时派出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行使监察的职责。后又设置采访处置使，对于官员的任免、启用，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但这些官吏的到来不免对军事行动造成影响，限制帝国边防的强度。在外敌一波强过一波的攻势下，中央又再一次开启了便利，把采访处置使与节度使合并，由节度使兼领之。从此，节度使的权力成为了军事、财政、行政三位一体的最高长官，也拉开了他们吞噬大唐的序幕。

越来越大的藩镇

从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2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为防范吐蕃的入侵，河西成为唐朝第一个藩镇，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增至10藩镇：河西、范阳、陇右、剑南、安西、朔方、河东、北庭、平卢、岭南。藩镇的军力也在不断的扩充，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到全国总兵力过半。

这些边疆军区手握重兵

后来唐朝还是靠着河西、陇右、朔方的边防军

才勉强挡住了安禄山的叛军

藩镇的强大，让中央军到了“唯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的地步。与此同时甚至出现了一人兼任几个藩镇节度使的情况：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

节度使权利无限扩大的过程，也是其自我割据慢慢形成的过程，随着藩镇权利的割据，与中央的权利矛盾也就日渐增长。最终，在公元755年，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碰撞——“安史之乱”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叛军连克两京

大唐根基动摇

玄宗逃入四川

经过七年的平叛，安史之乱才被完全平定。然而唐王朝在经过如此破坏后，不仅没有办法取缔藩镇这种制度，反而为了达到内地与边陲的实力平衡，在保留边陲藩镇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原设置更多的藩镇。

安史之乱中的降将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皇帝令其继续担任节度使之职，形成了范阳、成德、魏博的“河北三镇“。然而这些被寄予厚望的节度使又相继反叛，其中田承嗣死后，其侄田悦承袭，唐代宗竟予以承认，开创了节度使子承父业的局面。

在平叛中有功的李忠臣、李正己等人也被封为淮西节度使、淄青节度使等职。李忠臣后被其侄李希烈驱逐，而李希烈与李正己随后也反叛。

事实上朝廷只是维持了河北地区表面上的忠诚

河北陷入事实上的割据状态

而范阳节度的范围与幽云十六州基本符合....

心怀恐惧的中央又在中原设置了宣武、武宁、忠武等藩镇，起到防御“河北三镇”的目的。这些藩镇设立的初期，确实帮助唐王朝进行了平叛，似乎达到了“以藩治藩”的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诸藩也因为长期与河北三镇的攻伐，有了野心。

中原藩镇野心的顶点，是长安被泾源节度使姚令言攻占的“泾源兵变”。唐德宗延续了祖辈的命运，仓皇出逃。

其实长安周边遍布节度使

虽然不一定都会反叛，但这已经是长安周边..

而作为中央的财税重地东南，为了进行把控，也设置了诸如镇海等节度使，但是其兵力一直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中央对于其有着有力的控制。所谓“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但忠心耿耿的东南藩镇已经无法挽回大唐被蚕食的命运。这时的藩镇数量已经从十多个增加到了四十个之多。冗杂的藩镇，早就成了悬在大唐头顶的一柄剑。

这么维持始终不是个办法

大唐最后的挽歌

至唐宪宗时期，中央试图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重用裴度、李愬等主战派，先后对西川节度使刘辟、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割据势力用兵，留下了“李愬雪夜入蔡州”的经典战例。

在长达十几年的不断高压军事战争的努力下，中央军终于消灭了一些割据的藩镇。其他强藩看到了中央的决心纷纷向中央纳贡、献地，纷纷表示臣服，结束了长达六十年的藩镇自己任命官员不供赋税的状况。

表面上看，宪宗的削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威望达到了自玄宗以来的最大值。但是藩镇割据的基本病灶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根除。

事实上，藩镇的领导人节度使并不一定是最想维持割据的，他们手下由无赖、莽夫和外族人组成的募兵才是。这些人世袭了在藩镇作威作福的好处，非常恐惧朝廷将权威收走。每当削藩命令一下，这些募兵就会挟持官长，要求节度使保护藩镇的利益，空降的官员更是无法收服这些老油条。

此时另一个趋势其实是华北地区的胡化

安史之乱之后，外族南下河充任士兵并未停止

反而随着唐朝内部藩镇的加剧

而更加倚重与长城以北的雇佣军

于是在宪宗死后，各地藩镇没有了强权的约束，又开始抬头。

更糟糕的是，宪宗后，历任皇帝都不同程度地宠信宦官，宦官开始把持朝政。他们不仅与朝臣勾结，更是交结藩镇以为外援，甚至委派自己信任之人担任节度使。

唐僖宗时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为当朝宦官首领田令孜的兄弟，而唐昭宗时的宦官杨复恭，则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勾结。在中央对李克用用兵时，宦官向李克用通风报信，从中作梗，使中央军大败。藩镇势力与朝中大臣和宦官盘根错节，势力完全渗透进李唐王朝中央，左右中央政局。

至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唐王朝的虚弱暴露无遗，起义席卷全国而各地藩镇毫无作为，唐王朝的势力最终只能被压缩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小区域里。

各地的藩镇更是趁着对起义军镇压的机会，扩充军备，出现了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宣武节度使朱温等势力强大的节度使。甚至连一直以来未曾出现大规模反叛的东南也出现了割据的节度使：杨行密、董昌、钱镠等。藩镇之间互相攻伐，渐渐形成后来五代十国的雏形。

五代十国诸巨头基本传承自唐末节度使

大军阀已遍布全国，小军阀更是不计其数

公元908年，唐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宗被朱温逼迫禅让后所杀，唐王朝彻底覆灭。唐朝的覆灭，就是中央权利无法掌控地方势力的一个“范本”。虽然有唐宪宗、唐武宗的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但是在无法解决根本的矛盾点的前提下，无法阻拦各个割据势力对王朝的肢解，王朝覆灭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