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金李：如何让年轻人敢生娃？

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号3月3日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将于3月4日在北京召开，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教授金李围绕国民关切的育儿问题准备了4份提案。

金李教授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

● 人口老龄化问题集中的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如何提高居民生育率？

● 随着生儿育女的家庭功能逐渐减弱，社会性的功能逐渐增强，社会如何对生儿育女的过程给予更多的助力？

● 面对妇女生育意愿不高，是否可以完善男性陪产假法律制度？

● 为什么说有必要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01有关提升中国生育率的提案

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愈发需要通过增加新生儿或移民的方式改善人口结构。而二孩政策并未起到足够的作用，对出生率的提升不足（如下图），2018年的出生率为1.09%，远低于人口增长所需的约2.2%。可见，仅仅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的增加效果有限。需寻找其他的方案以提升生育率。

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无法取得足够良好的效果的原因在于低生育意愿，即生孩子的隐性成本很高，如对女性职业前途[1]的影响，高昂的生育和养育成本等。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措施以降低这些成本，或为婚育家庭提供补贴/减税。

同时，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集中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如北京2020年常住老年人口达371.3万，占常住人口的17.2%；上海2019年户籍老年人口达361.66万，占户籍人口的35.2%。因此，本提案主要针对发达地区提出解决方案。

一、养育责任的分担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家庭事务以及养育子女的责任往往由女性承担，哪怕在有家中老人的帮助下，剩余的养育责任也主要由女性承担。但随着社会发展，一个家庭中往往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但上述的观念影响并未消除。因此，女性在生育后往往需要负担更多的养育责任，同时面临着用人单位对有孩子的女性职员歧视，对女性职业生涯影响很大，从而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

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倡导夫妻共同分担子女养育责任，包括在婚育相关场所宣传（如医院妇产科，月子中心等）。与此同时，采用夫妻分享的产假机制（如一共30天产假由夫妻共享，若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则丈夫不可休息少于10天）也可以提升丈夫在初生阶段的养育参与度。

二、降低隐性家庭养育成本

隐性家庭养育成本体现于多方面：子女教育的额外花费，照顾孩子所需的时间成本等。为降低子女教育花费，首当其冲的是降低素质教育在升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如降低或取消升学过程的素质评定要求（如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学习乐器等）。因为为子女提供素质教育往往需要父母额外花费大量的金钱与时间，却难以为学生的学科教育提供帮助。

此外，需要减少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时间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为有适龄子女的家庭提供托儿所或其他少儿培训机构的补贴，增加各级学校的住宿生名额。将养育子女的负担从家庭中分担一部分到社会，从而提升生育意愿。

三、为婚育家庭提供减税/补贴

尽管采取了降低养育成本的措施，但养育子女依然需要不小的金钱支出，中国人民大学葛玉好教授在《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2019）中指出，住房价格每上涨1000元/平方米，家庭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概率降低1.8%~2.9%，并将女性初次生育年龄推迟0.14~0.26年。而西南大学的王志章等在《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测算及社会分摊机制研究》（2017) 估算了二胎从怀孕到本科毕业的直接与间接成本总和，结果为：一线城市（广州）87万，二线城市（重庆和武汉）73万，三线城市（南昌和潍坊）50万，四线城市（玉溪）40万。可见养育成本对普通家庭而言也是一笔较大的支出，而新生儿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由全社会享受，因此为婚育家庭提供幅度合适的减税/补贴是合理的行为。

如适龄青年的结婚意愿低，甚至可以为未婚育家庭提供减税。但此类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单身税”，采取时需要注意方式。

四、进一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尽管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短期内对出生率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在长期对出生率还是有不可忽视的提升，理由如下：

出于传宗接代的观念，中国长期存在男孩偏好，加上此前的一胎政策，这导致了中国的男女性别比失衡。据计生委的测算，2020年中国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性别比例不均衡也是低出生率的重要原因。而多孩政策的出现则可以减少男孩偏好，调整新生婴儿性别比例，从而在长期提升出生率。

02关于增设国民育儿基金的提案

繁衍后代的动力至少来自三个方面：生物物种延续的本能，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和养儿防老。传统社会，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延续的最重要机制保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剧，以及新型社会伦理观念的改变，原先的养儿防老体制已经逐渐地崩解。现在养儿可能不仅不能防老，甚至不啃老就不错了。

随着中国逐渐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借鉴西方成熟社会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更有前瞻性地考虑中国社会人口的接续问题。生儿育女的家庭功能逐渐减弱，社会性的功能逐渐增强，社会理所当然也应该对生儿育女的过程给予更多的助力。国民养育基金可能是一个好的办法。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养育孩子的，也可以为社会化的生儿育女做一定的贡献。比如通过一定的税收减免措施，鼓励收入较高的年轻人拿出一部分的收入来支持国家层面的养儿育女基金。毕竟大多数人到老的时候是需要社会来承担解决养老问题，如果未来有更多更优秀的年轻人，会大大的提升未来的所有人的老年生活质量。

一、增设国民育儿基金背景

人口结构现状存在的问题，当前中国人口总量呈现增速放缓及老龄化趋势明显等特征，2017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3.90亿，人口增速仅为0.53%，同时中国劳动力拐点出现，2015年达到劳动力峰值后，中国劳动力已经出现下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力供给未来预期不容乐观。

整体社会养育负担较大，低生育率程度增加以及生育率和育龄人口下降，人口繁衍意愿普遍降低，使新生儿数量不足现象更为显著，但同时结合老龄人口的比重提高和劳动力相对下滑，人口抚养比增大，且有加重趋势。

养老体系覆盖面较广，冲击了传统的“养儿防老”生育观念，现收现付制度依赖新增在职人数维持，老龄化可能会造成现有养老保险体系无法维持，同时有婴幼儿抚养上的社会保障缺失，针对人口年龄各层次的宏观保障政策尚不能形成有效的循环。

市场化育儿基金项目众多，存在风险，具有一定误导性。目前对于育儿项目的甄别仍依赖居民个体的判断，居民养育负担增重必会使育儿投资需求上升，会给部分不具相应资格的市场化机构利用高可信项目空缺的空间。

二、增设国民育儿基金具体政策手段

将国民级育儿基金纳入居民社保体系，与现存国民养老体系等配合，为居民生育提供被动及主动的动机，以实验性质的方案逐步推进育儿保险费缴纳比例的探索，同时充分考虑到缴纳主体内的责任义务问题。

借鉴他国经验，成立育儿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及对应监管部门，为减轻政府转移支付及社会缴纳压力，效仿CPPIB成立专门投资机构对育儿基金进行管理运营，并不断在市场化投资机构、学术领域及政府部门协力下试点实践探索政府参与比例、投资组合分布、管理层构成等内容，辅以适度的体制内的监管，形成适合中国本土的育儿基金管理系统。

强化对于市场化育儿基金的监管，完善政府管理的制度建设，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使用更为严格的信用等级制度，强化投资管理人资质的评估，同时以更为规范全面的信息披露明确基金管理公开义务，为寻求市场化育儿基金的投资者提供进行理性投资的参考。

三、增设国民育儿基金重大意义

响应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利于国家人口结构优化，提升新生儿人口素质，以制度性措施减轻新生儿养育负担，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生育意愿，并且使针对新生儿的教育投入进一步扩大，使整体的人口素质在国民育儿服务体系的支持下进入有效提升状态。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预期，使家庭成员结构普遍完整，稳定居民社会生活，满足居民对于养育方面的相关需求。

完善相关产业，带动全产业链条协同，直接拉动对妇幼健康、婴幼用品、托幼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消费，并且一定程度减轻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

03关于完善男性陪产假法律制度，优化我国人口结构的提案

一、完善男性陪产假法律制度的意义

目前，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增长势头减弱，人口结构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国家层面推出全面二孩政策缓解人口增长问题。未来可考虑完善配套制度，如男职工陪产假制度。

提高社会生育意愿，延缓人口衰老。我国施行计划生育国策，为降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 年投票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全面二孩政策。自政策推行后，我国总体生育率增幅不明显，存在较大的人口老龄化风险。对每个家庭单位而言，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个人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男性陪产假制度可以提升妇女生育意愿，确保人口政策的顺利实施，使经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维护两性就业平等，推动社会生产。女性所承担的生育能力与女性所承担的劳动义务从生理角度上来说是相互冲突的。虽然，我国通过《劳动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保障了妇女平等就业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用人单位以变相理由对妇女就业设置障碍。男性陪产假制度可以缓解育龄女性面临的“生育”和“晋升”的两难抉择，减轻社会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减轻女性生育负担，平衡生理性别差异对劳动力的影响，而且改变部分领导对于女性就业者的职场升迁的歧视(未来男女都会有和生育有关的职场平衡压力)。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升，现已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为生育政策进行支援、提供保障，国家有能力也有义务在女性生产时给予更多的保障。陪产假这一制度的设立，减轻了妻子在分娩时的身体压力和精神压力，也减轻了丈夫和家庭对于公司和相关福利能否持续获得的担忧，还能让新生儿同时得到父母照顾。陪产假是一种更为人性化，更加贴近大众需求的福利制度。

二、完善男性陪产假法律制度的巨大优势

效用强，对两性都有促进。延长产假假期作为提升生育率的举措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加重了职场性别歧视而收效甚微。完善男性陪产假制度对男女双方都存在较强的生育激励，一方面可以缓解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职场性别歧视焦虑，另一方面保障了家庭场景下父亲的权利，对家庭的生育具有巨大激励。

促和谐，平衡家庭责任。陪产假，是属于新生儿父亲的专属权利和专属义务，这是由生育的生理现象和家庭分工合作共同决定的。新生儿既属于父亲，也属于母亲，父亲和母亲都有照顾孩子、养育孩子的义务。如果一味强调增加女性产假，将导致社会产生女性承担生养育下一代主要责任的偏见。

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167 个国家中，有22 个国家提供产假福利，这22 个国家集中于发达地区。在国外，产假已经很成熟，包括女性的产假、男性的陪产假和父母双方的育儿假。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产假制度内容单一，整体保障水平较低。产假制度主要集中于女性。完善我国陪产假制度可以进一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我国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

三、强制男性陪产假的具体政策建议

提升法律位阶。我国陪产假实施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陪产假的效力层级较低。现行的陪产假制度并没有在国家立法中规定，而是分散在各省级行政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往往片面认为只需要遵守具有最高效力的国家性法律，而不必遵守地方法规。只有将陪产假制度纳入国家立法文件，社会群体才能增强对陪产假休假的认识，主动保护自己的权利。

解决管理缺位。加强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对于用人单位侵犯员工陪产假权利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中规定惩罚性支持条款，形成系统的配套制度和保障制度。在现实层面，由于没有明确的处罚制度，地方部门在处理不执行陪产假的企业时面临无法可依的情况。特别的，对于非公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实施陪产假制度更多地依赖于企业主的守法意识，而不是法律的硬性规定。监督缺位造成了陪产假假期制度执行程度较差。

减轻企业负担。当前，我国除产假以外的各类结婚生育休假，成本由企业承担，对企业造成了一定负担。考虑到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国家应该从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上，规范福利待遇的范围，对于权利保障型假期给予一定补助，为企业分担一定的经济压力。具体而言，进一步扩大规范适用生育保险的范围，增设男性生育保险适用范围的规定，同时推动履行陪产假制度企业的税收减免。

04关于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提案

教育一直为我国大力发展的重点，而学前教育作为素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直是我国教育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建议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一、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可解决的问题：

1. 教师资源有限

首先，我国幼师人数严重不足，2019年我国专任幼儿园教师缺口已经达到52万人。

其次，幼教行业师资质量堪忧，文化等级有限。目前，幼师学历大多集中在大专、中专，专业人才较为稀缺，影响幼儿教育质量，带来教育局限性。

第三，幼儿园职工性别失衡现象较为严重，男教师的稀缺使得幼儿教学环境出现过度的性别化差异。

通过加入义务教育体系，国家可以在完善教师培育体系的同时，规范教师选拔标准，以提升幼教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质量。

2. 缺乏规范教育环境

目前，我国幼儿园公立、私立混杂，各个地区资源不平等情况较为严重。很多幼儿园因资金缺乏，不仅场所狭小，设施局限，管理也非常松散粗放，极大地影响了幼儿教学质量。规范的教学环境成为学前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需求。

3. 民营幼儿园价格不断飙升

我国仍然以民营幼儿园为主，且地方收费方面监管标准较为松散，因此幼儿园多为自主定价。通过市场价格炒作后，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居高不下，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有助于防止幼儿园漫天要价，家长望而退却的情况发生。

4. 幼儿园资源稀缺，尤其普惠性资源

截止到目前，我国幼儿园缺口较大，出现结构失衡的现象。2021年我国预计幼儿园缺口将达到11万所。且幼儿园公共投入严重不足，2013年财政教育经费占比仅为3.5%，目前刚刚追上世界平均水平。

同时，我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73.1%，农村和贫困山区资源匮乏，部分地区毛入园率甚至不到50%。国家应重视学前教育的投入，完善资源配置，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

5. 幼儿园入园难度加大

幼儿园入园难度在逐年增大，主要体现在户口、职位、区域范围等因素受限而无法入园。部分幼儿园为了制造噱头，不断提高入园门槛，甚至对家庭背景和财务状况有严格要求。

二、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的意义：

1. 学前教育是教育的基础

0-6岁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教育节点，也是幼儿神经网络发展，个性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机。学前教育有助于帮助儿童培养品德、提高能力和拓宽兴趣，为儿童人生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学前教育的规范化和普及化应成为我国发展教育的重中之重。

2. 有助于解决我国生育率问题

幼儿园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人口数量的发展。2019年，我国生育率创建国以来历史最低，北京等一线城市人口总和生育率更是低至1以下，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今，不生孩子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群体的趋势。根据调查，最主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多数人无法负担。此外，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也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将幼儿园教育加入义务教育体系，能够使人民减轻负担，提高生育二胎积极性，解决我国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问题。

3. 对社会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幼儿园时期的教育理念决定了学生长大以后的价值观和素养。在幼儿园时期培养儿童健全的人格与思想品格，不仅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整体素养，还关系着国家未来全民素质与文化水平的提升。

4. 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驱动力

学前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重视学前教育能够开发幼儿的学习水平与综合能力，培育社会新生代人才。因此，学前教育的普及有利于消除贫困，减少贫富差距，同时解放家庭妇女，提高职业女性数量，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具体实施建议：

1. 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以法律形式明确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国家教育基础。

2. 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力度，防止民办幼儿园漫天要价，同时对师资力量进行相应管控。

3. 明确各地区和各级政府责任。

4. 加大资金投入。尤其偏远贫困地区，设立教育保障制度，避免资源分配不均。

参考文献：

[1]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杨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