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没有特朗普,美国就会就还是好美国?司马光也是这么想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历史五味》第24期,我是萧武。

 

上一期我们谈了特朗普变法的前前后后,现在特朗普已经卸任,看上去变法已经结束了,美国正在回归正常的轨道,变成一个正常的美国。

 

在戒备森严的就职典礼上,拜登就在通过各种细节,极力第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特朗普这一页是美国历史上错误的一页,全世界都很讨厌,我们也和你们一样,现在终于翻过去了,现在美国又回来了,还是那个你们熟悉的美国,也是我们熟悉的美国。

 

在不久前的北约高峰会议上,拜登也再次明确表示,美国回来了。欧洲的小弟也对美国回归正常轨道,表示热烈欢迎。换句话说,过去四年里的美国,是一个出了轨的美国,这是错误的,是特朗普的问题,现在他走了,美国就可以回到正常轨道上来了。

 

但问题还是我们上一期说过的,特朗普虽然不是解药,至少是症状。如果没有特朗普,美国就是正常的美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美国,就是完美的美国,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会出现呢?

 

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美国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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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先从历史谈起,就从上一期提到过的王安石变法的话题开始。

 

宋朝是在五代十国的混战中崛起的,在开国之后,又因为长期处在与辽国、北汉、西夏等势力的对抗环境中,所以并未像其它朝代一样,彻底改革各项制度,而是大体上沿袭了晚唐到五代以来形成的制度。这当然意味着,晚唐到五代的许多弊端,它也一并接盘了。

 

到太宗时期消灭北汉,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宋朝才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这时候的皇帝真宗又转而醉心于封禅、祥瑞,不问苍生问鬼神,也没有进行改革。而且,这时候西夏已经开始崛起,时叛时服,宋朝穷于应付,无力彻底解决,更加不可能改革。

 

到仁宗时期,在李元昊的带领下,西夏对宋朝步步紧逼,连战连胜,宋朝损兵折将,甚至有人提议干脆迁都成都,或者金陵,以避西夏锋芒。此时的宋朝号称有兵四五十万人,但在小小的西夏面前,能惊慌失措到这个地步,可见宋朝本身存在巨大的问题。

 

在范镇、韩琦、范仲淹等人先后主持下,宋朝终于稳住阵脚,与西夏的战线大体稳定下来。但宋朝此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必须要进行改革了。看上去兵很多,但真正能够用于作战的不多,财政也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加上宋朝守内虚外,官僚体系外轻内重,叠床架屋,同样的职位往往有几个人在挂名当官,但工作却没有人做。

 

这也就是当时人一直在极力批评的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钱用不到该用的地方上,看上去财政还非常紧张,朝廷总是捉襟见肘。在这个背景下,宋仁宗任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进行了一些局部性的政策调整,史称“庆历新政”

 

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相比,庆历新政显得非常小儿科,只是局部性的政策调整,修修补补,没有对宋朝的各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即便如此,也仍然遭遇了强大的阻力,最终几个主持改革的大臣都被罢相外放,改革也草草收场。

 

正是在这种改革失败之后的抑郁情绪之下,范仲淹写了后来我们都在中学课本上学过的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他这时候的心情。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还是希望未来能有机会继续改革。

 

仁宗时期在宋朝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虽然危机已经爆发,朝廷穷于应付,但因为仁宗性格宽厚,对大臣比较包容,所以这个时期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众正盈朝”,一些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宋朝的政治家、文学家,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登上了历史舞台。

 

比如欧阳修,韩琦,范仲淹,富弼,都在这个时期担任过宰辅。后来对宋朝影响巨大的几个重要人物,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也是在这个时期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并且各自逐步形成了一套改革的思路和方案。其中的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因为观点相近,成为交情不错的朋友。

 

到神宗继位之后的第二年,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改革,提出了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等等一系列改革,都是针对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弊政,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强国强兵,本意都是好的,成效也十分显著。

 

但王安石为人性格执拗,听不得不同意见,对于反对他的人,倚仗皇帝的支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仁宗时期的名臣们被纷纷外放地方,将本来有可能团结过来的人,纷纷变成了他的政治对手。而他信任和重用的人,尤其是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被他委以重任。最后,也恰恰是他重用的吕惠卿,虽然继续沿着王安石开创的路线改革,但却将王安石本人死死地踩住,不让他翻身。这等于他走了王安石的路,让王安石无路可走

 

那些反对他的大臣,如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文彦博等等,都被王安石和吕惠卿打压和排挤。司马光和苏轼原本是同情变法的,而且在一开始也支持王安石变法,只是因为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双方也闹得水火不容。苏轼介于两人之间,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大多数政策也是好的,只是用人不够慎重,将一些政策变成了弊政。

 

因为与王安石的矛盾实在无法调和,司马光看自己在说什么,也无法改变皇帝和王安石,只好退避三舍,主动申请到西京洛阳闲居,专心致志的编写他的《资治通鉴》。当然,他虽然是闲居,但编著《资治通鉴》也是得到皇帝批准的工作,不仅他仍然有职务可以领工资,而且朝廷还特意给他抽调人才,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协助他工作。

 

司马光在洛阳用了15年时间,才将《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完成,进呈神宗之后,神宗大为赞赏,并且亲自作序,这就是我们今天打开《资治通鉴》还能看到的御制序言。

 

在这十五年里,王安石把朝廷反对变法的旧党全部赶出朝廷,大批提拔任用支持变法的骨干。但旧党仍在不断的上书,批评变法。为了缓解舆论压力,证明朝廷变法的成效,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宋军主动出击河湟地区,拓地千里,并且照着汉唐的葫芦画瓢,设置了陇右都护府。

 

看上去,变法一直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但没有了共同的对手,新党内部也开始分裂,先是吕惠卿翅膀硬了,打压王安石,迫使王安石被罢相。几年后,神宗又将吕惠卿贬官外任,王安石再次入京执政。但王安石二次入相时,新党已经四分五裂,内斗严重,王安石也无力整合,再次被罢相。

 

元丰八年,也就是1085年,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登基,神宗皇后向氏为人软弱,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执掌朝政。高氏倾向旧党,反对变法。神宗在世时,就多次直接向神宗表达反对变法的意见,神宗也不得不有所妥协。神宗驾崩后,高氏主政,马上启用大批反对变法的旧党,司马光、吕公著、刘挚、苏轼等人先后入朝。

 

高氏想用哲宗的名义推翻新法,新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是孔子的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神宗刚去世,儿子就全部推翻父亲的政策,这不是将哲宗置于不孝之地吗?

 

这当然就是辩经了。说到辩经,新党会辩经,难道旧党不会吗?旧党除了司马光等人之外,还有二程兄弟这样的大儒,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辩经。高氏用这个理由问司马光,司马光回答说,他们的理由是以子改父,但现在是垂帘听政啊,儿子做错了,母亲改回来,这有什么问题?以母改子,他们的理由就不成立了。

 

高氏大喜,马上开始驱逐新党,启用旧党,“众正盈朝”,完全推翻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因为在旧党看来,新党改革祖宗成法,让朝廷政策走上了邪路。现在神宗去世了,他们就要纠正神宗的错误,拨乱反正,让宋朝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司马光在洛阳韬光养晦,潜心著述,熬了十五年,终于成了旧党领袖。神宗去世后,他也迎来了自己的人生巅峰,先拜门下侍郎,担任副宰相,后来又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担任宰相,位极人臣。

 

但司马光的人生巅峰到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拜门下侍郎后,他就对吕公著说过,他的病怕是好不了了,他别的什么事情都已经托付好了,只是废除新法的工作还没做完,他就是死了,也无法瞑目。担任宰相仅一年后,他油尽灯枯,走到了自己的人生终点。

 

就在司马光去世的这一年,王安石也去世了。新党和旧党领袖同一年去世,两派都进入了群龙无首的时代,也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派系斗争,政治势力不断分化重组,陷入党争。

 

司马光去世后,已经盈朝的众正也开始分化,先后形成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及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从这些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派系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时候的党争已经不是政治主张的分歧,更多的是权力斗争。

 

新党和旧党的斗争,是变法与反对变法的斗争,是政治主张的分歧,还算是君子之争,即便是出现了派系权力斗争,也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策,权力斗争服务于政治路线斗争。而在司马光和王安石去世之后,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已经完全分裂,虽然从表面上看,还在争论是要恢复新法,还是反对新法,但实际上都是权力斗争,政治路线斗争服务于权力斗争

 

比如作为整个北宋新法最后的旗手,蔡京早年起家的时候,其实是以旧党的面目出现的,而且是被旧党引进到朝廷担任执政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反对改革的旧党最后都被蔡京打倒了,而他自己则在继续变法的旗号下,任人唯亲,贪污受贿,“庙堂之上,禽兽食禄,殿陛之间,豺狼当道”。就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气氛下,新党和旧党一起毁灭,整个北宋政权为他们陪葬。

 

回到美国的问题上来。

 

特朗普卸任之后,拜登上台。但就大选而言,并不是拜登自己赢得了大选,而是反对特朗普的美国各派政治势力共同的胜利,拜登的胜利来得有些意外。特朗普还在的时候,这些势力可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现在特朗普下台了,团结的基础不存在了,拜登就需要重新面对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斗争、民主党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

 

作为一个已经78岁高龄的老人,拜登的身体状况能支撑多久,这是首要的问题。在拜登参选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美国内外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他会不会像司马光一样,刚迎来自己的人生巅峰,就走到自己的终点?

 

除此之外,美国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也会浮出水面。去年美国疫情爆发之初,纽约州州长科莫一度成为抗疫明星,甚至连中文互联网上都在夸赞他,他几乎被塑造成了纽约人民的好干部。但美国媒体最近公布的消息称,科莫瞒报了纽约的疫情,实际死亡人数远多于已经公开的数字。随后,FBI也已启动了对他的调查。

 

科莫声名鹊起之后,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他和加州州长纽森成为民主党的两个政治明星,甚至被认为比拜登更有资格、也更适合参选总统。甚至特朗普也说,如果科莫参选,将会是一个更有意思的对手。但科莫最终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领导纽约州的抗疫。

 

科莫是纽约州的世家大族,年龄也合适,有了这次抗疫中的出色表现,为他几年后出面参选又加了分。所以,他也被广泛视为四年后最热门的民主党候选人。但现在,他突然受到了打击,背后的隐情显然并不简单。

 

在去年美国疫情爆发之后,科莫之所以能够声名鹊起,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特朗普在抗疫问题上消极应对,无所作为,坐视疫情扩散,而科莫则不断在新闻发布会上公然抨击特朗普,抨击联邦政府的防疫政策。这在当时显然是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追捧的,但现在美国已经恢复正常了,自然不能再允许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抨击总统、挑战联邦政府权威了。

 

但科莫并非无名之辈,在纽约州和民主党内都算得上树大根深,不会轻易屈服。对拜登来说,如果枪打出头鸟的第一枪就打空了,他要重新整合美国精英阶层,就等于开局不利,后面也会更加困难。

 

总之,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光以为只要废除新法,宋朝可以回到正常轨道上去,但只是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党争。拜登能成功吗?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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