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妻子”：颠覆传统生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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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获得“自由”的那一刻起，“士兵妻子”就注定成为俄国妇女群体中反传统的代表。

　　俄国的西化征程始于彼得大帝。1697年，25岁的沙皇彼得一世使用化名微服，随俄国使团访问欧洲各国，在见识过西方世界现代化的丰硕成就后，他决心以同样的方式改造自己的国家，早日摘掉落后的帽子。经过战争的直接考验，彼得一世建成了后世称为“军事君主政体”的统治模式，代表着帝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与强盛。

　　彼得一世

　　在彼得大帝于18世纪初掀起的一系列西化改革中，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俄国成功确立了征兵制度和正规军，军队从武器使用到规格建制无一不效仿西方形式。此番脱胎换骨的改造让俄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彼得大帝创就的军事强国优势甚至一直延续到对抗拿破仑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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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兵役家庭与“士兵妻子”的出现

　　彼得一世造就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其麾下的大部分兵源却来自传统、保守、被西化改革所“遗弃”的乡村。军事改革的指令发布后，俄国农民似乎看到了一条扭转自身命运的晋升渠道：只要成为服役阶层，不仅可以摆脱农奴身份，变成免税的“自由人”，甚至还有机会当上小贵族，从而离开闭塞的农村，接触到逐渐被西化的上层社会。种种迹象表明，加入军队是普通农民感受彼得一世改革“恩惠”的唯一方式，因此这些服兵役家庭势必成为保守封闭的俄国农村中受到西化改革冲击最大的群体，他们的遭遇体现了改革对广大农村的深远影响。

　　服兵役家庭的中心是士兵本人，而与他们有婚姻关系、归属军事部门管辖的妇女则被称为“士兵妻子”。这个名词由“士兵”派生而来，成为一个固定术语出现在相关法令文献中，意味着其法律地位得到了承认，说明这一社会群体在当时的俄国具有重要意义。

　　“士兵妻子”的出现与俄国军人阶层的扩大直接相关。早在伊凡三世时期，沙皇就以授予领地为报酬，广泛地吸引中小贵族从军，逐渐产生了一批世袭服役贵族。可以说，这些人是俄国最早等级化、固定化的阶层。17世纪30～60年代，俄国部队效仿西欧成立了半正规军“新制团”，“士兵”这一借自德语等西欧语言的名词也开始在俄国流行。入伍后的军事训练繁重无尽，这让不少贵族子弟萌生了退意，有些人宁可去做仆从也不想继续服役。为了解决军人逃跑的问题，多位沙皇先后于1550年、1558年和1642年发布法典敕令禁止服役人员外流。1649年的《法典》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同时也确定了服役贵族的地主身份，剥夺了其他人享有个人土地的权利，宣告着世袭服役特权阶层在俄国诞生，服役人员的身份具有了终身性和世袭性。

　　伊凡三世

　　为了扩充军队人数，17世纪后期俄国试行强征“差丁”参军，欧化的常备军里首次出现了非贵族出身的终身服役的平民。1649—1675年的法律明确规定这些广泛招募而来的“应募服役人员”退役后要返回原来的纳税阶层，而那时农奴甚至都没有资格当兵，俄国的社会流动性可见一斑。国家允许这些平民士兵在服役期间结婚，他们可以在驻地安家，与妻子共同生活。这是“士兵妻子”作为一个成型概念的最早出处，只是当时她们的数量还非常有限。

　　到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放弃了贵族军团，决心扩充兵源，建立封闭式的职业正规军。1705年2月，彼得一世宣布实行征兵制，从此，义务兵役在俄罗斯主体民族聚集区普及开来。彼得一世将兵役义务从先前的世袭服役贵族等级推广到更多阶层，因此这一时期的服役人员包括农民（农奴）、小市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商人和家奴，甚至还有神职人员——这实际上将俄国社会的所有下层人口都纳入了兵源。尽管服役人员的阶级范围急剧扩大，可军人的贵族化趋势并未终止，新《官秩表》的出台让平民士兵获得了晋升小贵族的机会，这对广大贫苦的下层民众来讲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尤里耶夫日离开农奴主的农民》

　　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绘

　　彼得一世同时还强化了贵族的兵役任务，要求他们必须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开始终身服役。但这绝不意味着当时的军队是社会各个等级混杂在一起的大“熔炉”。贵族和平民在不同的军团服役，贵族组成的近卫军实际上变成了培养贵族军官的专门场所，只有贫穷的小贵族才有可能与平民混杂在一起，但贫穷小贵族的生活本就与平民差别不大。

　　彼得大帝去世后，兵役对上层人口的强制力减弱，贵族便普遍退出了服役，其他富有阶层（商人和教士等）往往通过赎买等手段免除自己的兵役，并日益合法化，逐渐摆脱了兵役。俄国的服役等级最终消亡，军队实现了平民化。到18世纪后半期，俄国的服役人员中除去哥萨克，其他绝大多数是平民出身的新兵和军士，新的军人阶层迅速确立。

　　军事改革期间颁布的《军事条例》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下层民众升任贵族，但俄国的一贯传统认为高级军官只能由贵族担任，在现实中，西化的法令尚无法和传统观念相抗衡。即便如此，平民化的军人阶层还是承继了原先的服役等级终身性和世袭性等特征，归属军事部门管理。这意味着这些士兵将脱离以前的身份——哪怕过去是农奴，也能摆脱地主以及村社的管束，成为免除一切赋税和劳役的名义上的“自由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自由人”不仅包括士兵自己，还包括士兵的妻子和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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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妻子”：颠覆传统生活的代表

　　随着服兵役成为下层民众的“专属”义务，18世纪初，“士兵妻子”的人数激增，“士兵妻子”一词也在18—20世纪初的俄国法令条文以及日常生活（包括宗教活动）中被频繁使用。一些学者认为，“士兵妻子”这个词语的存在反映出这群妇女在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生活方式下具有的一种特殊文化心态。

　　“士兵妻子”的主体是农村妇女。尽管绝大部分妇女都是在婚后丈夫被征召入伍的时候进入军人阶层，但从事实上来说，无论她们的丈夫是婚前还是婚后应征入伍，也不论她们与丈夫结婚时丈夫是现役还是预备役或退役，这些妇女都被视作“士兵妻子”。

　　19世纪俄罗斯乡村住宅内景

　　威廉·布鲁姆费尔德摄

　　不少士兵妻子曾是农奴。1744～1748年间出台的法令一再强制地主解放“士兵妻子”，于是她们也和自己的丈夫一样，脱离了过去的阶层，转归军事部门管理。然而，这些“士兵妻子”的日子并不好过：丈夫应征意味着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她们自己加上孩子和年老的父母都将面临挨饿的风险。另外丈夫一旦入伍，丈夫的所有后代，哪怕是夫妻任何一方的私生子也被列入军人阶层，只有在丈夫入伍前出生的孩子可以幸免于此，属于原来的社会阶层。

　　于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产生了：军人这种社会身份已经失去了性别区分，无论男女均可被认定为军人阶层。也就是说，“士兵妻子”的男性后代无论婚生子还是私生子，都无法逃脱被征兵的命运，她们的女儿和孙女等也归属于军人阶层，哪怕士兵妻子改嫁，她的新家庭仍然要被登记为军人阶层。一旦成为士兵妻子，她将为国家奉献一切，包括自己、丈夫和未来的所有后代。这种身份划定上的“平等”导致士兵妻子遭遇了明显强于其他农村妇女的社会压力，她们在俄国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命运显然更为不幸。

　　从1831年开始，俄国由按需充军改为每年定时征兵。在丈夫处于征兵年龄段的时候，没有一个下层妇女会安心，甚至有人直接将18—20世纪初的已婚俄国妇女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丈夫已经在军中服役的妇女；第二类是恐惧地等待着征兵轮到自家户头上的妇女；第三类是丈夫由于身体状况、优待条件和其他原因不能服役，家庭得以保全的妇女。其中，只有第三类妇女才自认是幸福和成功的。

　　普通农村妇女的丈夫一旦应征就要被所在的村社“除名”。对于这些“士兵妻子”而言，她们不得不即刻脱离过去习惯了的传统环境，独自面对“自由”生活的残酷现实。

　　19世纪的俄罗斯士兵（炮兵）

　　俄国人认为婚姻是神圣的，因此军队、教堂和民事部门都不会禁止妻子跟随丈夫的脚步，丈夫入伍后，士兵妻子可以选择和他一起到军队驻地生活。身为军人阶层本来就可以免税并得到政府的津贴补助，如果还可以住在一起，看起来似乎是服役家庭的新婚夫妻最好的出路。然而这对传统的俄罗斯农村妇女来说完全不值得憧憬。

　　背井离乡的“士兵妻子”必须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从零开始学会自立，而她们能够从部队领到的经济补贴还在逐年减少，政府经常拖欠这笔钱，最后甚至将其取消，以致她们时常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1707年，由于国库粮食不足，很多士兵妻儿死于饥饿。因此，18—20世纪初的材料显示，只有大约5%的士兵妻子跟随丈夫在驻地居住生活，15%的“士兵妻子”试图独立生活在城市或者其他村庄，而80%的“士兵妻子”选择留在原来的居住地生活。

　　然而，这只是“士兵妻子”及其家庭悲惨命运的一部分。长期的孤独生活让“士兵妻子”成为闲言碎语的对象，她们留给人们的印象往往十分糟糕：懒惰、放荡、可有可无，所有的孩子都是私生子，甚至当一个“士兵妻子”生的全都是合法的孩子时，人们反而会感到吃惊。哥萨克人专门造出了含贬义的词语称呼她们。“士兵妻子”的负面形象很难在同时代人心目中消除，这种社会氛围也反作用于她们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十月革命前的人类学家曾这样描述：“那些‘士兵妻子’，她们到处游荡，想要逛多久就逛多久。她们不工作，以更轻松的方式养活自己，这是形容她们家庭生活最好的词了......‘士兵妻子’大多数情况下生活淫乱。”一些材料显示，很多“士兵妻子”从事色情行业。18～19世纪末五分之一的注册妓女是“士兵妻子”，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她们生活的不稳定。

　　总之，在获得“自由”的那一刻起，“士兵妻子”就注定成为俄国妇女群体中反传统的代表。她们无论是跟随丈夫还是留在原居住地，都明显区别于传统俄国农村或城市的妇女。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士兵妻子”的命运大多是十分悲惨的。她们丧失了自己的社会根基，不得不忍受物质缺乏和心灵孤苦的双重折磨。有的“士兵妻子”的确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勤劳获得了经济独立，但她们只是少数的例外。数据表明，包括“士兵妻子”在内的边缘化城市人口死亡率是居住在城市的农民的两倍。现代研究者指出，士兵妻子阶层，毫无争议地是国家最不幸和最不确定的阶层，她们的处境值得同情。可以预想到，农村老百姓对“士兵妻子”的负面印象加深了民众对于“自由”生活的反感和排斥，在本就保守的农村起到了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为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推广制造了思想上的障碍。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