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钱百年才够买房,人口怎能不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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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资深媒体人 姜雯

  “生不如死。”林佑恩打趣道。他指的是台湾的“少子化”现象,2020年台湾人口死亡率大于出生率,第一次呈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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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凤凰新闻

  2018年的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预计2025年将迈入超高龄社会。“少子化”意味着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意愿低,未来劳动人口可能逐渐减少,这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将带来负面影响。

  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不生孩子?恰好,这也是农历新年期间岛内最热门的问题。

  不过,住在台湾南部60岁的孙启先并没有问他两个儿子这些问题,也不知是豁达还是无奈。大儿子自高中后就与家里关系淡薄,早已笃定了不会结婚,而这阵子刚和女友分手,想独自环岛旅行,硬是被家人叫回来度除夕。

  沉默、内敛、知足,勤勤恳恳生活、安安静静吃饭、诚诚实实做人,孙启先秉着这样的原则工作了大半辈子,可房贷仍旧未还完。孙启先的妻子生完孩子后为了贴补家用,在家附近的工厂工作,按件计酬,劳动环境差。但他们不计较,只希望一个家完整、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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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男女》剧照

  吃完年夜饭,大儿子隔天便离开了。没说太多,孙启先让他注意安全,脸上显出一丝尴尬和悲伤。孙启先忍耐着,小儿子的新婚妻子在一旁看着。小儿子原本也没有结婚的打算,但为了和外籍女友生活在一起,他们需要一纸契约。

  孙启先平常而开心地接纳了这个媳妇,户口本上多出一个名字时,他说:“以后你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他没什么可给予、也没什么想要求,只是隐晦地暗示:“如果有了,也不要拿掉。”

  对孙启先而言,他早就没了要传宗接代的想法,不仅是对孩子,对自己也是: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照顾好身体,存点钱,要活得有尊严。 

1

  生不起的孩子们

  观念的改变是一方面,同时也指向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现实面—经济。

  李宇彦今年37岁,29岁结婚,育有一个6岁的孩子,现在是单亲爸爸。他总是劝人别生孩子,因为“实在太辛苦了”。李宇彦当初并不打算要孩子,因为那时候经济能力也没那么好,但既然有了,也就生下来了。孩子1岁大的时候李宇彦和妻子离婚,他认为所谓“完整的家”并不是最好的答案,如果夫妻双方没有了爱的话,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持续关注这个孩子的成长。生孩子很简单,养孩子却很困难。“我也不打算要下一胎,因为经济压力和整个环境都不适合。这个孩子我会想到他未来就业的困难,甚至是教育和生活的压力,我一直担心没办法给他更好的未来。”

  李宇彦的薪水不固定,按件计酬,与此同时他还在攻读硕士学位,以及还房贷。钱就像长了脚一样,总是还没见到面就跑走了。而薪水中的三分之一,都是抚养孩子的必要花销,学费、生活杂费、补习班、才艺班……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固定花费就超过2万元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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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债时代》剧照

  高昂的育儿成本让李宇彦不得不更努力工作,但这让他陷入一个死循环:他希望投入更多时间去陪伴孩子、不希望在他的人生中缺席,但为了赚更多钱养育孩子又不得不牺牲这些陪伴的时间。此外,台湾小学一、二年级只上半天课,要上班的家长只好把孩子送进安亲班或补习班,这又是一笔开销。不去的话,孩子一个人便会成为“留守儿童”“钥匙儿童”。李宇彦就个人经验看来,少子化的主要原因便是低薪。

  “我们做的事情和领的薪水不成正比。”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有些一个月只领得到2万~3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4600~6900元),4万算不错,5万就很高了,南部工作机会少,北上才有机会,但台北物价高、房价高,光是租房薪水就不见了大半,更何况是养孩子。

  即便李宇彦很辛苦,但他至少还“有”—有房子、有孩子,但很多年轻人,是根本“没有”。孙启先的小儿子,虽然法律上结婚了,但并未举办婚礼,新婚夫妻不喜欢繁文缛节,也支付不起这样的繁文缛节。

  新婚夫妻不是台北人,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他们选择住在较为偏远的新北市。两人都是名校毕业,文科生,如今丈夫的固定薪资是3万新台币,妻子也做着按件计酬的工作,薪资时高时低。如果按照两个人一个月总共收入6万计算,扣掉房租、保险、水电网煤、其他固定支出、最低生活开销等,两个人一个月勉强能存5000元。就连新北市最便宜的中古屋(屋龄30年以上的老房子),市价都在500万一套以上,存够钱买房需要上百年。要如何买房?如何生孩子?如何抚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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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债时代》剧照

  这些不是个案。 

2

  活好这一生

  提到经济的时候总是悲观,但台湾年轻人的生活也并非如此悲惨。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年轻人更追求自我实现、个人生活品质、快乐活好这一生。

  林佑恩今年45岁,妻子姚姚34岁,夫妻两人的收入也在6万上下。但林佑恩的父母留了一些房产和财产给他们,所以他们的生活相对轻松,也更追求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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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剧照

  林佑恩也自成一番道理。他认为现在两人的经济没问题,但生了孩子后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如果两个人现在的生活品质是80分,那有了孩子后三个人的生活品质都会下降。“干吗拖一个人下水啊,彼此还过得那么穷苦的状态。”

  “对啊,我觉得一切都是为了心灵的满足跟快乐,如果要绕一个大圈圈来追求的话,不如就现在这样挺好的。”姚姚说。林佑恩夫妻也确实用这样的态度在生活着,他们不会为了赚更多钱去牺牲自己的生活。丈夫喜欢收藏日本古籍,妻子喜欢画画,两人空闲时就出去旅游、吃点好吃的、泡泡咖啡馆,悠闲自在。他们虽然住在老房子里,但从住家望出去,就能看到淡水河粼粼的波光,属于两个人的快乐和平衡,已然形成一个家安稳的地基。

  还有人根本连婚都不想结。刚满30岁的刘子谦觉得,婚姻于他只是一种法律下的关系,“当我需要那些法律让我的生活更顺利的话,我才会觉得结婚是一种必要,例如保险、医疗、财产等,但目前的人生阶段是不需要的”。

  至于孩子,刘子谦也从未想要。“培养、陪伴一个小孩,要花很大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情绪成本,我没有想要花费这些成本去养一个孩子。”刘子谦认为,台湾的经济状况的确让很多人觉得养自己都困难了,但他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希望实现一个更加自我、更加自由、更加丰沛的人生。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60岁的陈珊绮一年前与相伴良久的伴侣刚登记结婚,结婚也只是为了多一层法律关系,让彼此可以处理对方的生老病死等问题。“我对婚姻制度是不以为然的,人的关系竟要用法律来规范。我很反对这种制度。”

  陈珊绮也并未生育,她认为虽然经济是其中一个原因,但“生命太沉重,我负担不起”,而对于这个昂贵且纷乱的世界,“要让孩子面对这样的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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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也不是没后悔过,但这种后悔是觉得自己没有尽到“社会责任”。面对整个少子化、高龄化的台湾社会,少数孩子要负担那么多老人。“我对少数的那些孩子感到很抱歉,没有帮他们去承担。”

  30岁的陈婷婷是一名社工,在关系上大胆开放的她宣称自己是个不婚主义者。

  “我也不想要小孩。世界上人类已经够多了,而我的工作里有很大部分是帮人家处理婚姻官司、抚养义务等,我对小孩于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持一个很大的问号。”陈婷婷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和她类似,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大家一起加班到很晚,觉得养儿不一定能够防老,婚姻也不能代表什么。

  而从社工的角度看,经济并不直接造成不婚不育。“很多低收入户也在养孩子,你知道你肯定是养得起孩子的,只是你要用什么方式养。用低收入户的方式,还是当个匆忙下班回家的上班族?这样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差很多。” 

3

  女性力量与下沉的世界

  在访谈的过程中有两个点特别值得记录。一个是台湾女性的自主性,对于母职身份没有从前那么渴望—这可能与生育率的下降有很大关系。

  女性的自主性增加,在职场上活跃,这一方面体现了台湾性别平等教育的成功。但另一方面,职场女性也有其焦虑,因为整个社会还未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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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女养成记》剧照

  27岁的唐嘉蓉当年大学一毕业,就嫁给了大她十几岁的学长,当时是为了父亲去世冲喜,当然也为了爱情。婚后唐嘉蓉就出社会工作了,而学长则是“流浪博士”(指台湾因教职稀缺而找不到教职工作的博士生)。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过得很好,唐嘉蓉一鼓作气过上了买房还贷的生活。“那时候真的超级累,大家可能觉得好棒有房子了,但那时候我都开始累积超市点数去换厕纸。”

  对于生孩子,唐嘉蓉是有这个打算的。然而,一方面因为自己原生家庭的关系,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更健全的环境下长大;另一方面,隐约之间经济似乎仍是横跨在婚姻中的一道障碍:先生的工作还没稳定,之前买的房子也卖了。唐嘉蓉感慨说她理想中的婚姻是“同等付出”。唐嘉蓉离不开、也不愿意离开她的职场,而且职场对婚姻中的女性并不友善。她们的肚子里仿佛有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炸出一个孩子,影响工作。唐嘉蓉说她现在确实比当初更难找工作,面试官会问“是否打算要孩子”这类隐私性强的问题。

  不过,假若职场女性真的怀孕生子了,那么她们又将面临接下来孩子的照顾问题。而对于现在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又甘愿离开职场回家做全职妈妈吗?

  唐嘉蓉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后悔,但现在生一定会后悔。”

  这是前面提到第一个值得记录的点,另一个值得记录的点,是台湾年轻人对世界的失望。

  有人觉得现在养小孩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有饭吃、有学上就好了,父母希望孩子变得更好、更精英,于是这成为一种社会压力、一种剥夺感。因为不想落入这种轮回,所以也害怕生孩子。

  有人觉得自己对人生没有太大期待,小孩子出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像很辛苦。“如果小孩子问我,爸爸人为什么要活着,我觉得答不上这个问题。我希望我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去生孩子。”

  林佑恩夫妻的态度是,世界越来越乱,干吗把一个纯洁的生命丢进这浑浊的世界呢?“你看他困扰你也会困扰啊,你还不如独自困扰。”

  社工陈婷婷认为,社会老化是必然的,而接下来这个社会的资源会越来越匮乏,例如干净的饮水、空气等,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这样把孩子生下来不会替他忧心吗?”

  就连60岁的孙启先都会说:“我觉得人也不用那么多啦,地球已经伤害那么多,人太多也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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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甲男孩转大人》剧照

  世界在下沉,人们风风火火走好这一回,便好。

  与“少子”对应的,是“高龄”与“独居”。没有房产的高龄者,在租屋市场上相当劣势,但长照机构价格不菲、社会住宅资源又稀缺。老了住哪里?怎么住?

  对于20、30岁上下的年轻人来说,还想不到这么长远以后的事;40岁以上的,已经有人为自己买了一份“长照险”。“养儿防老”早就是一个过时的观念,林佑恩说自己的父母都不期待他帮忙养老了,他怎么会期待下一代帮他养老;而有两个儿子的孙启先也只是希望孩子健康、快乐,自己要为自己打算。

  但是,在这个变动急剧的世界,一个人,到底要预备多少钱,他才可以老呢?

  “生”与“死”之间,是我们这温柔又暴戾的凡尘。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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