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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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成功虽然曾经在面临明清的选择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也无法摆脱自身集团利益为重的短视，可相比于同一时代众多颟顸无能，乃至于卖国求荣的士绅军阀，奋战到最后一刻的延平王，也始终当得起那句“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前文链接：是忠于明室，还是割据自雄？

　　正统与叛逆：郑成功的民族观以及其对明策略

　　毫无疑问郑成功相比其父，拥有更加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结。自六岁从日本返回福建后，郑成功一直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郑芝龙出于对家族未来身份转型的考虑，一心想要培养郑成功走上所谓“科举正途”，自幼便聘请饱学之士教导郑成功经史子集，而郑成功也在青年时代考上了秀才，并且在1644年前往南京国子监求学，师从名儒大家钱谦益。郑成功的正式姓名“郑森”，及其表字“大木”就是由钱谦益所起。

　　因而在郑成功的个人认知中，忠孝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对于“华夷之辩”的认同感极为强烈，此后，在郑芝龙拥立隆武帝后，郑成功又备受隆武帝喜爱，隆武帝甚至说出了“恨朕无女妻卿”这样的话，并赐姓郑成功为“朱”，这也就是郑成功“国姓爷”之称的来历。

　　“郑鸿逵引其子肇基陛见。隆武赐姓朱。芝龙闻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见。隆武奇其状，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欲令其父顾名思义也。”——《台湾外纪》

　　少年时代意气风发，正是做一番事业的时候，同时又得到了天子的赏识，可想而知这对于郑成功的影响之大，而这也正是后来支撑郑成功投入到反清复明大业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另一方面，郑成功又不能忽视自明末以降“党争”所带来的内部矛盾，特别是对皇位正统性的争论在南明时代更加激化。先有文章开头所说的“立福” “立潞”问题，后有隆武、鲁王、邵武、永历几个不同的南明小朝廷间的彼此对立，此外，不同派系的军阀集团出于各自立场更是尖锐的对抗乃至于诉诸武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光复大业未成还能够依靠手中武装维持自身的安全，一旦有朝一日光复中原，在皇位归属上站错队的结局,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族败亡。

　　面对这个问题，郑成功采取的策略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虚尊已经去世的隆武帝为正统，而当得知永历帝继位后，郑成功又第一时间遥尊永历帝为君，这样无疑是非常巧妙灵活的。具体好处也有下面几点：

　　第一，隆武政权作为郑氏家族一手拥立的朝廷，其倒台的根本原因是父亲郑芝龙降清，而这件事无形之中也成为了郑成功事业发展的最大污点。前期虚尊隆武帝，不仅可以让广大反清势力看到郑成功不忘先帝的忠义，更能体现出郑成功饱含在“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中的道德理念，为父亲洗刷耻辱的决心，进而树立起一个“志存恢复”的纲领，为郑氏集团从商业联盟转化为政治军事集团打下铺垫和基础。

　　第二，无论是隆武亦或是永历政权，都跟与郑成功近在咫尺的鲁王政权有着对皇位继承权的分歧，而郑成功与鲁王政权也在对东南地区抗清事业的领导权上有冲突，利用隆武和永历打击鲁王，从而让自己的势力范围得以更快的扩张渗透，最终实现控制甚至吞并鲁王政权的目标，也是郑成功采取这一方法的考量因素。

　　第三，遥尊永历是将自己纳入到抗清同盟的举动，在共同尊奉永历的基础上，郑成功无论是在进攻清军亦或是请求援助上都有了更多选择。更妙的是，在自身势力成长到一定程度而变成清军重点打击目标时，还可以依靠盟友转移清军注意力，获得辗转腾挪的余地。郑氏集团不再是孤军奋战。

　　综上，不能不说郑成功在对南明问题上有着相当卓越的政治眼光，确实是明清之交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然而世事无绝对，当回过头再去看郑成功对待满清朝廷的态度时，会发现他的另一面，而当我们将这两面结合起来时，一个真正的郑成功，才会显得更加饱满立体。

　　私心与公义：郑成功的对清政策以及他的终极目标

　　从表面上看，郑成功跟满清朝廷既有国仇，也有家恨，郑成功的母亲翁氏（田川氏）甚至死于清军之手。“韩代奉贝勒世子命，统满、汉骑步突至安平，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剑割肚而死”，而黄宗羲更是在其著作《赐姓始末》中记载郑成功“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采用日本的殡葬方式为母亲行丧礼。在这种情况下，两者间是绝无可能有任何缓冲余地的，郑成功也必定会跟满清朝廷不死不休，奋战到最后一刻。

　　然而事实却是满清朝廷曾经一度想要招抚郑成功，早在1652年时，满清朝廷就有过对郑成功的劝降计划。

　　“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若责令赴京归旗，料彼不能从命，不必起其疑惧。”

　　——《明清史料》

　　这段文字出自满清朝廷的官方密奏，可信度应该较高，而满清朝廷之所以会将招抚郑成功提上日程，主要还是因为1652年全国范围内的抗清局面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西南地区，大西军余部李定国出兵贵州，将投降满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击杀于桂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而郑成功也在多次小规模战役中发展壮大，成为了东南地区反清军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满清朝廷同时面对两个方面的进攻，感到左支右绌，力不从心，因而想要通过笼络力量相对薄弱的郑成功来集中力量解决意志力更为坚定，且拥有更强作战能力的李定国。

　　而次年，李定国在击杀了满清亲王尼堪后，声势更加壮大，满清朝廷见状更为恐慌，立刻利用郑芝龙写信给郑成功，希望以父子亲情打动郑成功归降，而郑成功在接受到父亲的信件后，回复也颇为耐人寻味。

　　“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谧？），朝廷不费一矢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

　　——《先王实录》

　　这段话中表现出的中心思想其实是郑成功并没有对满清政权关上和谈的大门，并且暗示如果曾经许诺给父亲的闽粤两地交到自己手里，一切尚可考虑。当然，依然要保证的还是郑家集团具有自身的武装力量，不能放弃对海洋贸易的控制。而在之后，郑成功给父亲的另一封书信中，更是非常直白的说出了“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这种露骨的话，看上去好像郑成功对民族大义没有多少坚持，反倒是唯利是图，只要能够保障自身的权势，也不介意再做一次郑芝龙。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要解答这点并不难，让我们回过头来结合着郑成功对明的态度来看，也许就能够一目了然。上面我们提过郑成功对南明朝廷的政策是遥尊和虚尊，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郑成功之上并没有一个能够直接对其进行号令和在地位上超过他的皇帝，无论是业已去世的隆武还是远在西南的永历，他们对于郑成功来说象征意味远远大于能够真正施展的政治影响。实际上无论是郑成功最开始得以获得郑芝龙的残部进行自身的抗清活动，还是最终得以整合郑氏集团，将其从武装海商联盟改造成一个政治军事势力，他所真正依赖的绝非简单的民族大义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出身血统，他姓郑，是郑芝龙的嫡长子。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相比较其他军事集团，郑氏在郑成功多方改造后，依然残存了大量商业贸易组织的元素，手腕更灵活、变通。与满清和谈并且公开商讨是否投降，这种举动无论是在大西军余部，还是在夔东十三家的抗清组织中，都是不可能出现和想象的，这种行为等于变相的变节。但是郑成功却可以这么做，因为谈判本来就是商业活动中惯用的伎俩，即使和谈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底线，依然可以不断地试探，摸清对方的底牌。

　　也正是因为郑成功的出身，所以他尽管与郑芝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在思维模式上却依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体现最具体的就是割据心理。在郑成功的战略诉求中，最先确保的就是本集团的利益，郑家的财富、军力、权势不能有损失，自己要取得完全独立和一言九鼎的话语权。与满清谈判未必是要投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借此向永历朝廷施压，申明自己需在东南沿海需要更大的主导权，如果无法在名义上取得，自己可能会做出其他选择。

　　这点从后来李定国积极联合郑成功出兵广东却最终被郑成功失约也可以得到反向的验证，如果郑成功主动出兵，打通整个广东、福建的势力范围，那么南明的复兴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势，整个西南地区的抗清运动也会呈现出活力。然而郑成功对此并不热心，在他眼里如果实现了这点，永历帝的控制范围会直接延伸到福建，自己独立自主的情况就会受到影响，郑氏集团割据东南的梦想就会被打破。

　　由此可见，郑成功虽然有民族大义的情结，不可能真正投降满清，但是其私心自用，不顾大局的性格缺陷，也确实影响到了明清之交的抗清局面。

　　结语

　　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去审视身处明清之交中的郑成功时，会发现他在实际表现上几乎满足了这一时期所有政治派系的理想诉求：坚持抗清被视为忠于明室；科举秀才出身加之东林党魁的学生身份也让他被士人阶层推崇；收复台湾又满足满清政府对于国土统一的追求；甚至于母亲是日裔的身份也成了日本人将郑成功看作本国英雄人物的原因。正如文章开头所述，在这种情况下的郑成功，摇身一变成为了所有势力共同追捧的标杆和旗帜，其影响力直到今日也余波不减。

　　一个英雄人物是否应该是彻底完美无缺，将其化为大写的符号激励后来者，还是在了解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所拥有的弱点和缺陷后再客观看待，也许这两种观点见仁见智。但在笔者看来，如郑成功般，虽然曾经在面临明清的选择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也无法摆脱自身集团利益为重的短视，可相比于同一时代众多颟顸无能，乃至于卖国求荣的士绅军阀，奋战到最后一刻的延平王，也始终当得起那句“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郑成功收复台湾

　　或许，一个有自己的私心，却在挣扎过后依然能够坚持住理想；大业未成也终究不放弃追求的伟人，更加能为后人所理解和认可，在这种看上去的软弱和犹豫中，反而会流露出历史当中少有的人性，而我们要分析和揣摩历史的真正意义，也在这里。

　　参考资料：顾诚《南明史》，江日升《台湾外纪》，黄宗羲《赐姓始末》，计六奇《明季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