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跪着”做出版，是为了让读书人挺直脊梁站着

作者 | 桑桑

来源 | 做書

文章为做書独家稿件，经授权转载

一位曾在商务当过练习生的年轻人，面对武昌起义的动荡局势，他预料到，待一波政治大换血后，必然需要一套全新教材适应新时代，因为他始终坚信“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

商务为何不提前备好新教材？这个建议遭到了“商务元老”张元济的拒绝。一旦被发现很容易就被戴上造反的高帽，他坚信不可做这么冒险的事。

于是这位年轻人决定另起炉灶，凑来2.5万元创办了一家新出版社——中华书局。创始人正是陆费逵，那时他不过25岁。

陆费逵（1886-1941）

为什么有些编辑被叫作好编辑或老编辑，而有些编辑被我们尊称为出版家？在任何时代，编辑的视野能够决定一家出版社的命运，甚至关乎它存续百年不倒。这是一种气魄，也是一种气节。

就像取名“中华”，是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也包含着培育共和国民的责任感。我们现在总是号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多了反而觉得像玩笑话，却忘记了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掐着五千多年来传薪继火孕育而成的文化血脉。

但如今的出版业，有几家敢站出来拍着胸脯说担得起这责任？

中华书局，在1958年改组成古籍出版社之前，怀着所谓家国理想的远大抱负，在兵连祸结的动荡中窃火播光，野心和责任感并存，就是要做出版还要把钱挣得体面。

上海中华书局

那时商务印书馆像火车头冲在最前面，只手遮天要当老大，灰扑扑的阴影压下来全盖在脸上，中华也从来不怕。陆费逵说自己从小“不肯以第二等人自居”，不落人后的野心膨胀无度，豁出去拼了30年还是没把商务比下去，最后不情不愿成了第二。

但在他心里自己从来不是第二，他让比中华早了整整26年的商务都捏把汗，知道怕，知道戳了弱点也会痛，可以说商务和中华相爱相杀的那几年是他们互相成就了对方，没有中华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商务。

陆费逵树立了一道丰碑，他就是要在唯利是图的资本中沾染一身铜臭，又要投身文化理想的洪流前行，在商业和文化摇摆的天平上，当最难但最精准的砝码。

所以这个穷酸又自讨苦吃的“穷老板”活该被一生“耻笑”，罗马大道放着不走偏要荆棘丛里过，像最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一样把自己扎的血肉模糊，还被陈伯吹赞叹，要把他“知难而进、克服困难的这股创业精神”当成所有创业者的座右铭。

倒也没错，谁让你非要做出版，还天天想着当老板呢？

01

中华书局创立之缘起

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炸开炮响，各地陷入混乱。那时陆费逵还在商务工作，很受张元济重用，但想当老板的野心蠢蠢欲动。他预料革命一旦成功，就需要一套适用共和政体的中小学教科书。

可当时谁敢赌“革命必成”？私下编教材，只要被发现就会被扣上反动嫌疑的大帽子，“树大招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不敢轻举妄动。何况商务的领导张元济做事谨慎，拒绝了这个“应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的建议。

陆费逵不一样，他仗着自己不过是个小部长，不用担出版社几百人失业的压力，在心里一盘算，你商务人多势众不敢做，我为什么不钻空子搏一次出人头地？他轻而易举就召集起教育界大佬，由陈寅、戴克敦、沈颐等人牵头，共20多人分工编写，定稿后秘密排校，丝毫不敢走漏风声。

到了1912年，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訇然倒塌，民国政府拔地而起，五色旗迎风招摇，胜利的阵仗似乎来得措手不及，一则《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又砸过来，所有人都懵了：“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以前费了半天劲编出来的教材统统不能用，大量“过时”教材积压在印厂，开学在即，哪有时间重新编一套？连商务都不得已地自乱阵脚：“凡与满清有关系者，悉数删除，并于封面上特加订正为中华民国字样，先行出版，以应今年各校开学之用。”

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教科书》

陆费逵把机会攒在手里，在人人苦于教材不合格之际，他像救世主般推出了秘密编写的《中华教科书》。

这套教材不是东拼西凑像商务胡乱删改能比的过，讲共和讲民主，简直是为民国政府量身定制，中小学像捡到宝一样纷纷采纳，中华书局——这个1月1日刚在上海成立的“野鸡出版社”占尽天时地利，成功打下了教科书市场的半壁江山。

这场“教科书革命”，也成了民国出版史上的一段传奇。

02

民国出版业相爱相杀第一CP

随着《中华教科书》横空出世，中华书局又甩出一篇《中华书局宣言书》，把商务惊到目瞪口呆。

这份宣言可以说是中华的创办宗旨，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往者异族当国，政体专制，束缚抑压，不遗余力。教科书、图书钤制弥甚，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

告示字字掷地，把矛头指向商务那套曾经制霸了教材市场的《最新教科书》，虽然课本中没有一句话宣传帝制，但你没有倡导自由、平等和真理，简直相当于用精神强暴国民，在政治层面高低立判。

创办宗旨《中华书局宣言书》

被掐住咽喉的商务印书馆当然不会作罢，不就是编一套讲民主共和的教科书吗？才过了一个月，商务就在当时最大的报纸《申报》头版上刊登了满版广告，只说了短短两句：“民国纪元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落成 大纪念
新编共和国教科书五折发卖。”好不低调！一个月就编出能和中华对抗的《共和国教科书》，只卖一半价格，连利润空间都挤得一点不剩，摆明公开接受中华下的战帖。

老大果然是老大，没过多久，商务以“共和”命名出版的教材，论品种、数量都把中华狠狠踩在脚下。陆费逵刚当上中华老板，从小就“不肯以第二等人自居”，他心中“不甘久居人下”的不甘不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要的是出人头地。既然商务是第一，自己就不甘心只做第二。

陆费逵不免暗自嘀咕，教材只是打头阵，要攻下商务这座大山，只能使出绝招——你商务出什么，我中华就跟着出什么。

商务的范围很广，教材、杂志、辞书、古籍个个都是强项。教材先被比下去了，紧接着就是杂志。商务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那中华就请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接着创办《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中华八大杂志”。

这还没完，商务有大部头的看家工具书《辞源》，那中华就从书报杂志中收录《辞源》所有没记载完全的新词新语、小说戏曲中的古白话，在纠正前者的错误之余，推出了释义更丰富的大百科《辞海》，命名为“海”，中华驳杂的野心上下翻涌。

中华书局1936年版《辞海》

还有古籍，1919年商务引领了大规模翻印古籍的热潮，拿宋、元、明刊本精工影印了4年的《四部丛刊》，中华丝毫不慌，你打着初刻本的旗号，既是长处也是弱点，那我就结合近代成果来一本更集大成者的《四部备要》，价格还便宜，出版后果然销路通畅。

《四部备要》的成功让张元济坐不住了，他给商务北京分馆的经理孙壮写信：“近中华发售《四部备要》，大张旗鼓，本馆因重印《四部丛刊》，以相抵制，并拟将历年预备之续集及古本《二十四史》陆续发行。诸费筹划。”

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出版物比较

转引自郑逸梅《书报旧话》

你来我往的对手戏打得火热，商务和中华谁都不肯示弱，相互摆出一副得饶人处就不饶人的冤家架势。要比经营，中华就扩大规模，各省只要商务有分馆，中华就设一分局。

但是中华毕竟没有商务那种雄厚资本，眼巴巴望着商务的分馆由总馆下派经营，只好拉拢当地的名流士绅，一起出钱合资开分局，效果竟出奇得好。看到商务衡州的分馆经营不当，中华就偷偷挖角全班人马，逮着空就要笼络分馆员工，气的商务干跺脚，还能怎么办？连张元济都念叨分馆经理能力不足，自己手下管不好，在商务做了半天却被拐走。

03

从做教材

到做国家命运的“史记”

中华在与商务“小打小闹”的过程中，也迎来了自己20岁生日。又是送书券，又是开游艺会，全国各地爱书人聚集于此。但此刻沈阳的南满铁路被炸得粉碎，“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书局在东北三省的分馆相继倒闭。

陆费逵二话不说就下令停止庆典：“敝公司创于1912年，今岁适逢二十周年纪念……兹因水灾奇重，外侮侵凌，经董事会议决定停止举行庆祝，除前已捐赈二千五百元，再拨庆祝经费二千五百元助赈。”不止捐款，9月26日在上海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中华特地停业一天让职工参加，国难当头，商贾的蝇营狗苟全得让边。

上海抗日救国大会街头

1932年，日军的燃烧弹砸到上海，侵略的炮火烧到中华家门口，陆费逵睁着眼没睡着，前途和生死不知道谁会先越过终点：“上月28日晚间闻枪炮声，我彻夜未眠，悬想世界大势，我国大局，我公司及同人前途。”

眼睁睁看着商务被当做靶子，商务的整栋厂区、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和研究所陷入火海，纸灰和遥遥雄心飘了一地。且不说商务怎么熬过去，中华看到曾经的CP落得狼藉，实在忍不下这口气，陆续出版了《淞沪御日战史》《淞沪抗日战事始末》，浴血奋战的一万多名将士不能白死，抗日历史必须人尽皆知。

1933年，陆费逵在《新中华》创刊号上发表《备战》一文，督促军政界尽快备战；“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中华接连出版《中日的旧恨与新仇》《沦陷后的上海》，尽管国民党怕极了日渐浓厚的抗战气氛，加大图书审查力度，但中华也没有退却，它代售的《武昌革命真史》还成了国民党执政后查禁的第一本书。陆费逵不怕别人说他“在商不言商”，他骨子里那点救国救民的灵魂，始终挺着中华在内忧外患的炮火中不敢倒下。

04

用印钞“拯救”中华书局

抗战爆发后，商务和中华早已转移了阵地，大部分印钞设备、物资和职工都转移到了港厂，中华港厂的主要业务则是印钞。

其实早在抗战前，中华就有过业务转型，在印刷上一举站稳制高点。看到教材变成亏本买卖，陆费逵只能另找出路。他忽然想到，商务当初可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印刷厂起家，于是就飞去日本考察印刷事业，开始注意到有价证券，也相当于今天的国债、支票。

陆费逵拉拢实业部长孔祥熙做中华董事长，成功拿下了国民政府的有价证券、小额钞票的所有印刷业务。印钞赚来的钱竟然占总收入60%以上。

中华书局印刷厂

因此也有人说，“中华书局的‘繁荣’是畸形的，书籍出版部处于陪衬状态”，赚的钱多有什么用，光印钞票也没有文化产出。但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不这么看，他反倒觉得中华重视印刷是明智之举：“王云五放弃印刷企业的失策……让‘中华’不费力夺取了他们的地盘，眼看着‘中华’在出版业衰落时期专向印刷方面发展，把公债券和纸币的印刷包揽到手，获取大量利润。”

陆费逵印钞，为的是养活出版社，还保证出书质量。当时有些小出版社为了盈利，不惜用次一点的纸张，把书印的密密麻麻。而陆费逵深知，出版诲淫诲盗的书不亚于提刀杀人，杀的不止一人，杀完还不见血。陆费逵宁愿拓宽业务转向印刷也不印烂书，不屑发行下三滥的低级读物，不昧着良心赚黑钱，这是他身为出版人最后的底线。

05

他“跪着”做出版

是为了让读书人学会站直

陆费逵比谁都知道书商不好当，在《书业商之修养》中写：“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最龌龊的。”自己也是读书人嗜书如命，又得持筹握算假装精明，见不得义和利相抵牾，只能给书明码标价养活出版社。就像妓女卖身还想赚得体面，哪有那么容易？

他是那个时代真正“言商仍向儒”的实干家，有人骂他野心勃勃、忘恩负义，从商务出去心一横非要跟老东家过不去，但没人否认他“精明强干，秉性刚强，大权独揽，办事有决断，有魄力”，他就是有别人想都不敢想纵身枝头当凤凰的野心。

中华书局总公司旧址（原上海四马路棋盘街）

他也吃过苦，1916年副局长沈知方挪用3万元公款，湘局经理王衡甫挪用2万元导致资金链断裂，中华迎来了史上最艰难的“民六危机”，但他“抱定有始有终的宗旨，不肯中途离开”，儿子命都快保不住老父亲当然一起扛，而且口头禅永远是“无论怎么样，我都忍耐得住”。

他根本算不上寻常的大资本家，拿的薪水完全没有老板该有的样子，比编辑、印刷、发行三所所长的月薪都要低，股票分红都是投了书局再生产，民六危机后更是主动自降工资，无怪乎人们喟叹：“一手经营资本数百元，员工数千人之大企业者，亘三十年之久，而身后所遗，乃不如一寻常之商贾。”

其实他大可不必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掰着指头过穷苦日子，有人聘请他到报馆任主笔，请他到教育部、外交部工作，钱可以多到不愁吃穿，他自己却说：“我有许多机会可以做别种商业和入政界，但我始终不为所动。”言辞间满是自豪和笃定。

中华书局内景

你不能怪他傻，也不能嘲笑梦想不值一提，就像在这个把穷当原罪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混不入流的圈子靠潜规则上位都没人稀奇，但陆费逵就是想告诉所有人，他把出版作为毕生的职业志向，不是空口无凭说的玩笑话，他可以是精明能干的生意人，也可以是不为生活所迫的“穷老板”。钱不是不重要，是在国难面前不重要，在教育理想面前不重要，在情义道义面前不重要，在文化抱负和家国情怀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他就像一个时代的感召者，把教育理想和国势盛衰牢牢勾连，在枪炮流弹中也不退却半步，以笔为剑挥洒骨髓里的赤子之心，用一生作赌注跳下出版业的悬崖还不留后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_bmsdVJJ32w6qNHi5Rrj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