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海峡对面的同志——记与一位台湾左翼网友的交往

  台海风云又开始汹涌激荡了，我不禁想起了一位曾经的同志。

  其实早在去年的十九大期间，看到了对来自台湾的党代表卢丽安教授的报道，又看到了在北大读博的台湾青年王裕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我就不禁想起过这位六年前在网上认识的台湾青年。 

  我在课堂上曾经讲过这位台湾网友的故事，有些同学或许还记得我提到过他的姓（其实我知道他的名字）。虽然现在我已经不再联系他了，但在这台湾的所有统派都在遭受蔡当局疯狂迫害的关头，为了不给他造成任何麻烦，我还是称他为小E吧。       

  小E是在一个讨论时政的YY语音频道里认识我的，后来我用另一个号加了他QQ——因为他在那个频道里听了我几次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言，知道我是大陆的一位教马克思主义课的大学老师，万分敬佩，说有很多问题要向我请教，一定要加我。       

  交流中我了解到：小E比我小一岁，毕业于台湾的一所著名高校（大概相当于北大、清华在大陆的地位），搞化工的，在台北的一家公司当工程师，似乎还是单身。       

  我问他：“你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这么感兴趣呢？”        

  他说：“是这样子：我以前蛮自负的，觉得自己堂堂名校毕业，又懂技术，只要肯努力，有朝一日不说当上王永庆那样的大亨，起码也一定出人头地。那我后来进了公司，慢慢就发现自己不管怎么努力做事，发财的永远是老板，不是我。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那个老板他凭什么能发财呢？他除了黑心，除了无商不奸，还有什么本事呢？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想考考他，就说：“但是现在都说他们会经营，会管理，本事可厉害呢！”         

  小E说：“我一开始也这么想。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说服不了自己，就去找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读——这个《资本论》是台湾盗版大陆中央编译局的，还是简体字呢，这资本家就是会赚钱呀——我还没有看完，但是看了里面讲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讲工厂制度的那些部分。读了这些，我感觉天哪，马克思讲得准啊，这完完全全就是讲的我们公司的事嘛！我们老板平时就是这样干的。他投入资本付给我们薪资，是购买了我们的劳动力，但是我们的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也就是我们的工资），然后这个大头就被他白白拿走了，我们原来是这样受他剥削的。我真是醍醐灌顶，恍然大悟！马克思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说：“这就对了。资本家的所得并不是经营管理报酬，而是利用自己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剥削到的剩余价值。有些大公司的老板自己可能根本不进行什么经营管理，而是把这些事交给职业经理人或者某些高级雇员去做，但这些老板一样能拿到巨额收入，这就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他们发财致富本质上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性质。”         

  他说：“老师，你这样一讲我就更清楚了。不过我也到过祖国大陆很多次（小Z谈到中国大陆，一般是说“大陆”，但是我注意到他回忆起自己到大陆的经历的时候，往往喜欢称“祖国大陆”），也和厦门那边的大学生聊过。他们好像都觉得马克思主义很可笑，觉得我对这么可笑的东西感兴趣，实在是太奇怪了。而且不客气地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懂的好像还没我多。”

 “确实有这种现象。现在我在学校里教马克思主义的公共课，很多学生也不重视，应付了事。有时候我也挺烦的。不过总的来说，我还是有信心。柏拉图说：真理好像太阳，乍一看到它，是很刺眼的，得有一个习惯的过程。相信真理，就得有这个耐心。”        

 “真是拨云见日！老师你真是太有水平了！大师啊！”

  ——后来小E无数次地用这种我觉得有点夸张的语气赞扬过我。有时候我恍恍惚惚觉得自己怎么成了“一句顶万句”的毛主席了。后来我接触了一些台湾的综艺节目，感到这可能是台湾同胞的一种表达习惯：那一下子他觉得你说得好，就要把当时自己脑袋里能想到的最极致的辞藻说出来，夸张不夸张那是过后再想的事情，可当时不来这么一下，他们就会感到自己那种“醍醐灌顶”的快乐被打了折扣。读书的时候和女同学出去玩，往往一个很寻常的景致——一树梅花、一座小桥、湖边的落日、青翠的竹林——都会惹得她们尖叫不断“哇，太美了！”虽然有时候其实我在想：“我说同学，淡定一点儿好吧？在这么个破地方你就这样，到了黄山、九寨沟你咋办呢？把你那小心小肺喊爆呀？”但后来我又觉得：据我的经验，真到了黄山九寨沟，她们大概都忙着作剪刀手咔擦咔擦自拍去了，哪儿还有功夫喊。她们之所以在这里喊一嗓子，正因为这里只是看着有点儿小感触的寻常景致，喊那么一下才能把自己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并且加以强化，这用心理学术语叫“自我暗示”。

   我想小E大概也是这样，他要是真的见到了毛主席那样的大师，一定来不及说什么溢美之词，也不需要什么自我暗示，因为满脑子只会有一个念头：把毛主席讲的每一个字都记住——就像我当年听我导师讲课的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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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E会唱很多红歌。有一回大家谈理论谈累了，他在频道里自告奋勇为大家献唱一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大家听了纷纷表示赞赏，认为短短的台湾海峡隔不断两岸战友共同的理想信念，祖国统一的最终前途还是在社会主义。

   有一次我们聊两岸关系，我问他：

   “我有个大学同学的父亲跟一位在大陆的台商有交往。那位台商一和他们聊天，就喜欢说我们台湾有民主，我们有选票，我们不喜欢哪个县长市长，甚至“立委”、“president”，就可以把他选下去，显得非常自豪。你对你们台湾的“民主”怎么看呢？”

    小E反问：“老师，你知道什么叫“膨风”吗？”

   “我不知道。”

    “所以你这种书生型的老师还是少了点阅历啦。台湾讲“膨风”，相当于大陆讲的“吹牛”，再引申一下，就是“显摆”呀，“出风头”呀，“秀优越”呀，“撑面子”之类的意思。台湾人跑到大陆去，你比如那些女的吧，就喜欢戴上最贵的名表呀，手链啊，给那边乡亲看看，膨膨风啦。不过她们一般在大陆都还比较有礼貌，也就是看似不经意地点一下我们台湾怎么怎么好，大家很艳羡，她就算膨了风了。不过回到台湾，她们就会跟亲朋邻舍讲：大陆真是好穷好落后，跟他们讲什么那边乡亲都说没见过，真可怜啦，啧啧啧——你看这还是膨风吧？这样膨风回来的人我见过不少，觉得她们真是可笑，像福建上海我又没有少去过，人家哪里比你差啦？所以你说的那个商人，他也不过就是膨风罢了，你不要介意啦。其实还是你们大陆厉害，像老师你是湖南人，你们湖南出了个毛主席，够你们在全世界膨风一万年了。”

   “那我也膨膨风啊，我们湖南可不止出了个毛主席，还出了个打败美帝的彭德怀彭大将军。在台湾作威作福膨风膨得起劲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可是他的手下败将啊。”       

  “是啊，所以跟着毛主席干就牛嘛。不过你也得理解他们这些人，台湾现在经济不好，尤其这些小市民、小商人很吃亏，所以他们不膨膨风，日子没法过。再说我们对“民主”的看法吧。我们台湾老百姓也不是说这个“民主”不好，因为到了选举的时候，那些政客要来拜选民，派利是，大家能拿红包，而且又可以膨膨风，感觉自己选民是老大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民主”就是个没用的东西，等选完了就没你的事了。台湾是绝对的金钱政治，各种腐败一样不少。我到乡公所去办过事，那真的叫做“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还有啊，你别看他们说什么多党竞选啦，互相监督啦，其实都是一丘之貉。什么国民党、民进党，在“立法院”里吵啊，打架啊，那都是做样子骗老百姓的，等到了酒楼里一碰杯，那都是“某某兄啊，我在那边的生意你要照顾一下啦”、“彼此彼此啦”，都是一帮腐败政客。台湾人又不是蠢，又不是懒，祖国大陆对台湾也蛮照顾，那现在为什么现在台湾越来越不行，年轻人都觉得没前途了呢？还不就是腐败无能的统治嘛！那你说这种“民主”除了让那些人拿来膨膨风还有什么用呢？还有啊，我们那个黑心老板，他想解雇谁就解雇谁，像我看《资本论》，跟你们大陆的政治老师学习，这要让我们老板知道了，肯定炒我鱿鱼的，因为他最恨共产党了，你说这又哪里有半点“民主”、“自由”呢？”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还跟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向你们大陆的有关部门反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个公司的原料，和台湾的很多公司一样，都是从大陆进口的。但是大陆方面可能是考虑到统战需要，对台胞要优惠，所以出口到我们这里的原料价格都是很低的。我在想，价格这么低，那大陆做这些原料的同胞过的会是什么日子呢？再说大陆的这种优惠，我们这些工人和雇员并没有享受到，制成成品一卖，油水都让我们的黑心老板捞去了，你以为他会给我们加薪哪？所以你应该建议你们大陆提高出口原料价格，别让我们那个黑心老板赚那么多！”       

  “但是，如果大陆提高了价格，你们老板可能就不从大陆进原料了。那么大陆的原料没有销路，大陆那些生产原料的企业员工岂不会失业？要知道这些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大陆的很多企业对外市场收窄，生意也不景气啊。”       

   “老师你就放心吧。这个情况我了解，我可以保证，你们出口到台湾的原料，即使价格翻一倍，也还是比东南亚那些地方来的原料便宜。我们那个黑心老板只不过少赚一点黑心钱。”        “那你们的收入会受影响吗？”        

  “不会。他赚那么多也没见给我们加薪，所以少赚一点也没理由给我们降薪。他要开除我更好，别以为我多想跟着他干。”        

   当然，我并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他的这个建议，因为他说的这些情况我没有能力去进行调查、核实、研究，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把大陆想得有点太简单了，有点高估了我们这些教马克思主义的老师对政策的影响力。        

  后来他又跟我说：“老师，我觉得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就要勇于实践。我现在准备发动公司里的工人，和我们那个黑心的资本家老板进行斗争，改善我们的待遇。”        

  “好啊，你说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平时和那些工人师傅都比较接近，经常帮他们搬搬货什么的，慢慢也就比较聊得来了。我觉得里面有位四十多岁的师傅人比较好，大家愿意听他的。我觉得把他争取过来，工人们就能抱成团和老板斗。”       

    过了几天，他来向我“汇报”他的革命工作的进展：“我昨天跟那位师傅聊了，说老兄你看我们公司太不公平了，穷的穷，富的富，悬殊这么大。”         

  “那他有什么反应呢？”        

  “他说：小E，我觉得挺公平啊。你看啊，你小E名校毕业，懂技术有本事，为公司做的贡献大，所以薪水就高。我呢，没学历没文化，做不了什么大事，只能卖卖苦力啦，所以薪水就比你低很多。这怪我没本事嘛，有什么不公平呢？”       

  “呵呵，他倒是让你膨了一回风啊。”       

  “我要膨这个风干嘛呢？但我当时硬是没想出来怎么回答他——我这马列水平还是不到家啊，老师！”        

  “那你现在想出来了没？”         

 “我琢磨了一晚上——老师，你看是不是这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这是两个阶级，所以讲到剥削，资本家不是把工人作为一个个的个体来剥削的，而是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一个整体来剥削的。”        

  “我看很对路啊，你接着讲。”        

 “所以你如果在工人阶级内部来比较这个工人和那个工人的收入，为什么这个高一点那个低一点，你会觉得那是“按劳分配”嘛：这个工人勤快一点，或者负责一点，技术高一点，就拿多点；那个工人素质低一点，没那么好的技术，责任心差一点，拿得可能就少一点。但是关键不是这个工人和那个工人比，而是全体工人和老板比，关键在于，为什么最大头让老板拿去了呢？他凭什么拿得比所有工人加起来还多呢？这样一比才能看出不公平，看出剥削来嘛！”      

  “就是这么回事，你讲得很好啊！”      

  “哎呀老师，哪里啊，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主要还是阶级意识不够清醒，不知不觉老是把老板、工人只是当做一个个的个体比来比去，忘记了他们首先是属于不同的阶级，所以阶级之间和阶级之内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比较。我下次一定要跟他讲清楚这个道理！”      

  过了几天，他再次向我“报告”：       

 “老师我这次又跟那位师傅讲了我们工人受剥削的道理。”       

  “这回一定说服他了吧？”       

  “这次我一二三四跟他说了那天我们谈的那些道理，他听得倒是很认真，好像也觉得挺有道理。不过他又说，那老板之所以赚那么多，是因为他会做生意啊。然后我说：什么会做生意，他就是黑心而已啦。再说生意谁不会做呢，我们也可以做啊，我们也可以自己经营管理啊，慢慢不就学会了吗？关键不是我们不会做，而是我们没有生产资料做不了啊。那凭什么生产资料就一定要控制在他手里，控制在他们这些老板手里呢？”         

  “那他有什么回应呢？”         

  “他起先没说话，想了老半天，终于回答了我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唉，小E，这就是命啊！”——老师你看，现在我总算知道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除了谈政治谈经济，还要谈哲学，谈世界观，谈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了。这种唯心主义宿命论，就是对剥削阶级的最后辩护，让受剥削者顺从命运，不再质疑，不再反抗。我现在更加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了，就是要彻底砸碎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的精神枷锁嘛......”         

  其实在我看来，宿命论乃至有神论的思想并不能简单地都说成是对剥削阶级的辩护，因为：

  第一，在历史上，在剥削阶级产生以前很久，早已有了这些思想；

  第二，世界上特别是人生中的很多问题，也许现代科学的解释确实永远无法让所有人感到满意，但人们又确实需要一种解释：比如去看相算命的人，他们很多人求婚姻美满，求家人平安，等等——这样的问题，恐怕即使到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科学也还是不能给你打包票，也还是会带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但到了那个时候，宿命论将真正成为每个人完全可以自由思考，自由选择的选项之一，而不再是像现在在台湾那样，很多时候事实上是被剥削阶级利用来作为一种进行精神控制的统治工具。  

   因此，小E的这些看法虽然不尽完善，却还是很犀利的。             

   这就是小E，海峡那一边的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

   在卢丽安代表面对台湾记者说她认同共产主义理念的时候，在王裕庆同学说他觉得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时候，或者更早一点，在台湾的魏明仁先生在台中的彰化升起五星红旗，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华民族万万岁！”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小E，同时还会想起台湾的左翼作家陈映真先生，台湾的左翼统派陈明忠先生、吕正惠先生，等等很多人。

     （陈映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翻天覆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威望和道义力量。我们现在只知道台湾有“绿营”、“蓝营”，似乎淡忘了台湾其实还曾经有过强有力的属于社会主义“统派”的“红营”，他们为祖国统一而奋斗，不仅是出于单纯的民族情感，更是出于一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和追求。            

   应该说：“红营”才是台湾真正的“统派”：           

   第一，“红营”对大陆的制度认同和政治认同，为两岸统一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红营”的确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但他们的爱国主义有一个深刻的、科学的基础，那就是认为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比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前途，更能把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引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如果两岸仅仅有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实际上不足以导向国家必须统一的结论，因为英国和美国也是同文同种，但是美国还是通过战争而独立出去了，那么和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因此在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加上制度认同、政治认同，两岸的统一才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充分的保障；  

   第二，“红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对台湾社会进行了深刻的阶级分析，为两岸统一提供了方法上的启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一直被岛内的台独势力拿来作文章，说是“外来的国民党政权残酷镇压台湾本土民众”，说二二八事件的牺牲者就是最早为“台独”而战的勇士。而“红营”则运用详实的数据和资料说明：二二八事件本质上不是“省籍冲突”，不是“外来政权”和“台湾人”的冲突，而是当时席卷全中国的反对蒋家王朝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二二八”之后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针对的也并不是“台湾人”，而是共产党，其中很多都是中国共产党从大陆派到台湾工作的地下党员。他们指出的一个血的事实是：国民党从来不枪毙“台独”派，只枪毙共产党或者共产党嫌疑犯，这无可争辩地说明，国民党并不是以省籍划分敌我，而是以阶级划分敌我的。他们指出：“台独运动”实际上始于国民党退台后，在台湾进行土改，得罪了台湾本土的地主阶级，台独运动一开始实际上是地主阶级的运动。当然到了现在，台独运动的阶级背景有所变化，但仍然应该从对阶级利益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本土”、“外来”的情感表述出发，才能认清究竟哪些人才是台独的死硬分子，才是国家统一的主要敌人，哪些人只不过是被煽动裹挟其中，这样才能在反独促统的斗争中有的放矢，达到“争取一大片，孤立一小撮”的目的。         

   第三，“红营”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将岛内国内国际形势结合起来分析，更透彻地说明了统独之争的世界意义。“红营”指出，台湾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主要是因为美日帝国主义要利用台湾作为遏制、围堵、绞杀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前沿阵地，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兴起是对美国统治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致命威胁。这实际上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的一个焦点。因此，即使与祖国大陆分裂，台湾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独立”的，因为台湾所谓“独立”的资本就在于托庇于美日帝国主义的卵翼，充当他们的棋子，因此台湾所谓“独立”不是像美国独立那样真正的独立，而不过是让台湾从堂堂的中华领土变成美日的殖民地或准殖民地，成为他们压迫世界无产阶级——首先是压迫社会主义中国——的帮凶和走狗。          

   然而，后来小E和我闹翻了。原因在于：这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由于种种原因，渐渐不再相信改革开放的大陆走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结果，他说我是“穿着共产党外衣的走资派”；我说他是“头脑发热的“左”倾幼稚病”。

   我们都坚信自己坚持的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         

   和一位曾经那样谈得来的朋友（或者说同志）闹到这样的结局，一开始我是感到有些遗憾的。 

   但现在我感到：在那个时候，在我们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的本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明晰的，让绝大多数人信服的体现的时候，左派内部发生这样的争执乃至分裂，恐怕是难以避免的现象。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对那些怀疑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们不能拿空话回答他们，一定要用事实来回答他们。            

   十九大过后，习近平总书记带着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来到上海的“一大”会址，重温革命历史和入党誓词，重新昭示共产党的初心究竟何在。            

   我相信，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事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每个人面前。

   现在是海峡风急浪高，波诡云谲的时候，也不知道小E处境如何，在想些什么， 做些什么。

   我想把去年我写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24周年的一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放到这里，就教于海峡两岸像小E那样和我物目标一致而意见或有分歧的同胞和同志们：

我们很多同志对reform and open以来的很多弊端因为身受其害而印象很深，就容易带着一种偏激的情绪去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越“理解”就越觉得现在的社会完全背离了socialism，就越是容易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有些过“左”的要求，不但领导层不能接受，恐怕大多数人民群众也会明白是不现实的，只是因为这些说法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也确实指出了不少时弊，所以群众从感情上与之也有些共鸣，至少难以硬起心肠去反对，这也许就让一些过激的同志误以为大家的想法都和他是一样的了。

  我曾经推荐一位同志去读台湾的吕正惠教授的文章《陈映真——一个伟大知识分子》，因为其中叙述了台湾著名左翼作家陈映真先生（他是一个社会主义统派，属于我在《曾经，海峡对面的同志》里说的“红营”）对祖国大陆的reform and open从忧虑（因为担心会走向capitalism，甚至会让外资颠覆中国的民族工业）到理解、支持的历程。      

  陈映真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到大陆访问交流，由于接触的大陆知识分子普遍对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持一种否定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不是忧虑reform and open本身不对，他完全理解在一个穷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引入某些资本主义因素，快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加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列宁、毛泽东事实上都曾有此设想，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有著名的“新经济政策”）。但他担心知识界这样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导向，会让reform and open走向歧途，背离socialism，甚至走向全盘西化，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丧失经济政治的独立自主。     

  因此，他在1991年所写的《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一文中，详细描述了新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30年所取得的成就，并为之作出了辩护：     

 这些快速累积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国主义重兵包围与市场隔绝中，在独立自由条件下取得的成长，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对广泛翻身贫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一九七六年以前)的党、魅力领袖、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条件下以“动员性的集体主义”，以赤裸裸的人海劳动所完成，在广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绝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壮、宏伟的评价，是不容抹杀的。       同时，reform and open 以来大陆的“阶级分化、地区经济落差、强力滋生的资产阶级思维、价值和生活方式、蛀蚀官僚体系的贪腐痼疾......”等等严重问题，当然也不能不引起包括陈映真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密切关注和深度忧思。      

 但是中国大陆无可争议的快速全面崛起，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陈映真所担心的那些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日渐明显的成效，让陈映真的担忧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他于2005年6月在台湾的左翼刊物《批判与再造》撰文认为：       

中国正清醒明智地利用她猛爆性的产业化经济发展，将不断巨大化的综合国力，翻转成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力量……

　　中国逐渐在欧洲、中南美洲──甚至在非洲和东南亚各国结成交易伙伴和战略伙伴关系。其结果就是：中国隐约中推动了一个多样的、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价值的新世界秩序，足以对抗美国单极独霸的政治经济秩序。      

陈映真指出:

　  这一切发展与成就离开China的“reform and open”的独立自主的类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所增大的生产力，是难以想像的。      

他举例说明了美日等帝国主义势力对快速崛起的中国的恐惧、仇视和不遗余力的围堵：      

二十世纪末苏联瓦解后，二零零一年美国和日本的极右保守派执政，美国把原先瞄准苏联的核武器改而瞄准新中国。美国悍然违反三个公报，公然恢复美台高阶军事商谈和讨论关于“防卫”台湾时的军事补给政策。美国在东亚扩充军事人员的配备，重新布置美国在日军事基地，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力推动大胆的日本再武装计画。

　　二零零一年四月美国间谍飞机悍然在中国领海挑衅，造成中国一架飞机和一位机员的毁殇，双方一时剑拔弩张，至九一一事件后才缓和。     

而这更让陈映真相信，中国肯定做对了：     

如果中国的工业化逐渐显示对世界外交、经济、政治的旧有秩序的挑战，也许提醒人们不能习于来自右派和左派对中国发展的，不免受到意识形态左右的过低评价。对中国发展的批评和低度评价由来已久，但至今十几二十年来这些批判与负面预测，没有一条成真。科学、富有创见的评估和认识中国的工业化之发展社会学的意义，成为急迫的理论课题了。     

他向包括中国左派（在陈映真心中的中国，当然不用说是包括大陆和台湾两岸的，香港澳门更不待言）发出了进行一种空前伟大的理论探索的呼吁：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左派要怎样正确的看待祖国的“类资本主义”及其发展，除了了人云亦云，是不是有可能寻求科学的、独自的理论上的探索?

　　马克思曾对波兰和爱尔兰的同志们说，共产主义者应该义无反顾地先投身于重建饱受到列强分解侵凌的祖国的强盛统一，则无产阶级才能在一个统一强大的祖国社会中成长为一个强而有力的阶级，为自己的解放斗争。台湾的左派又怎能将强权下民族分裂，追求祖国的强大与统一的问题束诸高阁，视如无睹?……

　　贝特霍尔德(按，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说，中国当前的道路不免引来恶意和善意的批评，“但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也许有些政策在日后看来是错误的──而有些是正确的，但中国人民却不能因为担心犯错而裹足不前……”

　　历史正召唤著全中国的左派，从自己自求解放的伟大历史中反思，看清眼下的道路，总结经验，探索一条被压迫民族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的理论体系。

   吕正惠教授认为：2005年后中国大陆的整个逐渐重视社会公正和文化自主，逐渐敢于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政策走向和发展态势，与陈映真所说若合符节。      

通过长期以来的很多阅读和阅历、思考，我逐渐认识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并没有被我们党所抛弃，也并不是被束之高阁，而是一方面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一直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发生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无声而有力地指引着我们，提醒着我们，也支撑着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那根最内在、最坚不可摧的脊梁，使得中国的发展不管怎样丰富多彩，都始终有着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种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格局、深邃的智慧和不屈的气概；     

党和人民内心深处的这些来自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这些智慧、这些气质，也许平时在明面上我们都不会轻易拿出来展示和消费，但是到了那些沧海横流、乱云飞度的关键时刻，这些东西总会尽显峥嵘，总会让人们情不自禁地感叹：

  “呵，这就是中国！这就是英雄的中国人民！”      

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席的很多有超前意义的思想，被我们作为一种理论的储备加以研讨和维护。美国哲学家詹姆斯虽然是个以提出“有用就是真理”而著称实用主义者，但是他却也指出：对于真理之“用”可不能理解得太狭隘。他指出：对于理论的价值，人们不能只看眼下，而必需“储备”一些真理。——我们虽然批判实用主义，但这一点，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他讲得有道理。   

路，是必须一步步走出来的。

 因此，毛泽东思想遗产的激活与运用，肯定也是有一个步骤和次序，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侧重的：

我们国家现在运用的毛泽东思想遗产，主要是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和国家独立、尊严等等思想以及相应的工作方法、斗争策略；——这些无疑都是毛泽东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些思想保证了我们国家的全面崛起，并且没有走上前苏联那条可悲的道路。

  接下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毛泽东关于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思想，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关于保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的思想，关于农民必须组织起来的思想，关于人民群众必须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管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思想，关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需要结合起来的思想，以及“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等思想，也将会逐步激活。——以前我们把这些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而且作出了不免有些偏激的解释和运用，现在根据党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发展理念，也许可以称为“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或者“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思想”。     

我觉得左派同志们应该努力去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怎样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激活、发展和运用毛主席的这些思想，使之构成研究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理论方向和切入角度，因为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好的纪念，并不只是进行情感上的缅怀，而是“继承好、发扬好他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这是历史的要求；     

这也是人民对海峡两岸的左派真正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