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打倒一切，最后也打倒了自己----深度分析中国的媒体“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高尚的词。

公共知识分子是：

——脱离自己的世俗生活和专业的，要追求更大的、出世的、脱离自己利益的理想与抱负；

——要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和学术训练；

——要有极强的智力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

——要愿意且能够超越传统学科和规范的约束（disciplines and paradigms）；

——要能够反思、自省，批判，质疑一切，要不断地超前发展，而不是固步自封，把自己变成某种意识形态或框架的奴隶；

——要有一定的抽离和独立性（detached and independent），不是为了追求世俗/现世/短期利益（包括完成自己的工作或收到物质奖赏），不是为了要迎合某种东西；也不会受人左右——包括那些一贯支持自己的人。

公共知识分子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也不会为了赞美而赞美，更不会出于利益这样做；

——要积极的为自己寻求大的历史观和视野，脱离狭隘性和地方性（provincialism）；

——要真正去理解人类和个体关心、关注的是什么。何为人性。关注社会与人类的命运；

——除了科学的精神外，有些人文类的学科是必须的去掌握的。历史、伦理及政治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基本的艺术修养。——在此之外，再去追求更广泛的东西。地球的运命。我们的存在。形而上学。

——公共知识分子的初心和使命是公共的，而不是为了自我、小我。公共知识分子要把知识何信息分享给大众，但又不是简单的教唆，而是尝试启发与启蒙，为公众赋能；

——公共知识分子本质上是“道德的”，有一套道德信念和良心，也不会回避重大的道德判断；

——公共知识分子的行为是公共的，一定会受到挑战与批评，甚至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需要有勇气、宽容与心胸。

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我看和中国传统对儒者的定义更加接近。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理想再我看来都是公共知识分子。

这些为天下的人，都是脱离了低级趣味与利益的。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很正面的词。在国外，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大知识分子，有智慧、有担当的大文化人。

由于种种原因，到中国就彻底变味了：在中国，“公知”成了一种非常具体的政治倾向。持有这种政治倾向的小知识分子都可以被划做“公知”。

这是对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曲解，也是对与之相匹配的中国古代儒者和士大夫精神的曲解。

中国的“公知”现在沦为了“右派”异见者——批判中国，向往美国的灯塔派。这些“公知”和知识与文化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只要有立场就成了“公知”。其中有几大人群，一是媒体人，二是文人作家，三是学校文科知识分子，四是律师。

由于中国体制的原因，他们因为切身经历，很容易走到体制的对立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指出，他们走到体制对立面，对体制进行批判，主要是来源他们的职业和世俗生活。这其中，最主要的人群就是媒体人。记者，编辑。

我们发现中国的“公知”很多就是媒体人。记者。新闻人。

这在西方世界看来恐怕是很莫名奇妙的：新闻工作的从业人员只是一个行业而已。他们和知识分子没有必然关系。他们的工作就是挖掘新闻，特别是负面新闻（negative reporting），进行批判。他们认为批判是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的，所以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无独有偶，人类的本性就喜欢看负面新闻，所以记者只要挖掘和报道负面新闻，都可以笼统地被标签为“批判”。我换个角度说：随便一个没有任何价值趣味和趋向的人，来到这个行业，要做大，就是要搞负面报道。负面报道和记者及新闻人的利益是正向的、100%一致的。

而且在商业和资本的驱动下，新闻不仅仅负面化，而且庸俗化，低级化，软新闻化。我想指出的重点是，媒体人关注社会是他们的工作，这与一个人脱离自己的世俗角色去关注社会、批判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是完全不同的。

新闻从业人员只是在从事他们的工作而已。批判和负面报道就是他们的事业，也能够带来荣誉、地位、奖赏。从这个角度上讲，报道水门事件的人和跟在戴安娜背后的狗仔队不一定有本质不同。他们都是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

人肯定都是有立场的，但当你做一个事情有明显的利益时，就属于利益冲突，你不可能是平衡、公正、无私的。如果你的工作受到限制，你的利益是受损的，你肯定会对体制产生怨恨，会走到体制的对立面，成为它的批判者。这就是媒体人的问题。在我们当下体制里尤其突出。

新闻人/媒体人的职业存在与发展是建构在批评和负面报道上的，他们本身就希望发展成为体制的批判者，现在又再因为批判体制而受到限制，等了被断了自己的路，结果就更加反体制。陷入一个怪圈恶性循环。这种反体制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利益驱动的。

基于前述的讨论，他们在我看来首先就不符合“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义。

但媒体人自视甚高——譬如“第四权”，认为自己是司法立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力，有监督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职责。他们的基本工作和职业被赋予了某种天然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要求他们必须批判。我们纵观全社会各个行业，恐怕没有一个行业有这样的特权和地位。

所有的行业都是在建设（包括医生和教师这种具有天然神圣性的行业），只有媒体可以把消解、批判、否定、破坏也视为建设，还具有神圣性。

只不过，新闻和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四权”这个基本假设未必成立，新闻和媒体可能会削弱、消解甚至瓦解政治机构、体制、信用。在美国，这个情况在过去几十年以来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新闻否定政治，最后政治反过来否定新闻，民众否定新闻，主流新闻机构的信用坍塌，被打成“fake news”，成为社会整体信用坍塌的牺牲者之一（新闻打倒一切，最后也打倒了自己）。

笔者后面会撰文介绍美国媒体对政治机构（包括总统、国会、最高法院、政治家、华盛顿）信用的瓦解作用。所以，回过头来说，中国的这些媒体人被视为“公知”，我觉得非常的滑稽。是对“公知”概念的贬损和曲解。

一些跑到西方媒体的人，工作被限制，进一步被推到体制的对立面。他们批判体制和公共知识分子无关，他们只是异见者而已。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官方媒体：官方媒体人，即便立场是拥戴体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

公共知识分子和特定的立场与取态无关。在公共视野里有出镜能力（visibility）和话语影响力的往往就是能够经常上电视，写评论的人，而这些人往往就是媒体人。

把这些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人与西方本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士大夫及儒者的概念等同起来，在我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莫名奇妙。

接下来的，就是作家，一些校园文科知识分子，还有律师。把异见者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最是莫名奇妙。完完全全的莫名奇妙。

如前所述，立场不是判定标准。我现在的朋友圈里还有这样的一些媒体人。因为自己的经历而怨恨、敌视体制，无意再去了解还在改变与发展的体制，同时，英语不会几句，没有系统的学科训练与素养，对美国和西方了解甚少，却敢积极发帖，成为高调的“灯塔主义者”。

我会观察和注意这些人的行动。尊重他们发言的自由，只不过对他们认知之偏颇表示遗憾。这些人一定活在巨大的负能量里。说实话我对他们表示同情。

最后再强调，这样的人群，与西方定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并没有半点关系。收起全文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