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想而战（6）历史的终结

三十年前有位洋奴[1]曾经叫嚣：中国至少应该再被殖民三百年，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2]！当时的众多“公知”们不禁轰然叫好，认为此言振聋发聩，实乃至理！

时隔一年之后，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而名噪一时。他认为苏联、东欧体制的转轨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体系已经击败了所有对手，取得了彻底胜利，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弗朗西斯·福山

后来的历史进程似乎的确印证了福山之前的观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3]导致冷战结束，西方世界大获全胜。很多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实行了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西式民主可谓是遍地开花。[4]

然而时至今日，令人意外的是“历史的终结论”似乎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扰。谁能想到，曾经风光无限的西方民主制度似乎只开花不结果，即便结果也是苦涩不堪[5]。

当年东欧诸国中的南斯拉夫完全被西方忽悠，认为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所有的问题将迎刃而解，于是自1990年7月开始正式实行多党制，人口只有两千多万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冒出200多个政党，而最受欢迎的都是那些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口号越是极端激烈（强调本民族利益），越能赢得大众的选票[6]。结果导致民族[7]矛盾空前激化，从1991年开始南斯拉夫的共和国纷纷开始闹独立，最终内战全面爆发！战争是一场接一场[8]，从1991年打到2000年，结果20万多人丧生，无数人致残致伤，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成为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惨剧！[9]

迄今为止，前南斯拉夫的领土已经分裂成6个独立主权国家：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共和国、黑山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而在2008年，又有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宣布独立[10]，只是未获国际社会普遍承认。

南斯拉夫内战

要知道我们中国内部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裂分子[11][12]。而且现在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相互支持[13]以便扩大国际影响力，妄图在反华势力[14]的扶持下实现分裂中国的目的！

虽然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只占大陆全部人口的8.5%，但请不要忘记仅仅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西藏、新疆、宁夏、广西、内蒙古）就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5%。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反华势力虎视眈眈的盯着中国，做梦都希望我们四分五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决不能象南斯拉夫一样陷入民族分裂的浩劫之中！

至于俄罗斯则轻信了西方的理论（华盛顿共识[15]），采取了休克疗法，结果转型的最初十年，俄罗斯GDP下降43%，通胀率高达4000%，俄罗斯卢布贬为5500分之一。当时俄罗斯的私有化浪潮[16]轻轻松松的将苏联辛辛苦苦积累多年的国有资产，瞬间转移到新兴的俄罗斯寡头和西方资本的手中。而这一切统统都由普通的俄罗斯民众买单！当年受到狂热追捧的休克疗法，被今日的俄罗斯民众称之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入侵和二战德国纳粹入侵）。至于一手葬送苏联的戈尔巴乔夫[17]曾经兴冲冲的参加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得票率不到1%！但是没关系，他早就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最高赏赐--诺贝尔和平奖[18]。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宣称“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是俄罗斯人民的最大悲剧”。在2017年10月更是直接点出“我们对西方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太信任美国，而美国的错误是把这视为弱点并滥用信任”。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早已实行自由民主很多年的国家。

首先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印度早在独立时期就从大英帝国那里继承了完善的西方民主制度，什么司法独立、一人一票、多党轮流执政等要素全部具备，然而实际发展情况呢？

1990-2015年中印两国GDP对比图

                                           单位：亿美元

1990-2015年中印两国人均GDP对比图

                                           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从上述两图中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的经济差距从1990年起越来越大[19]：1990年中国的GDP与印度不相上下，而25年后中国的GDP已经是印度的5.34倍！1990年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还高，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也是印度的5倍！

连福山自己也承认“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在这个体制里，腐败和寻租盛行；根据印度民主改革协会的统计，印度近来选举34%的胜选者，有针对着他们的刑事起诉，其中还包括一些严重的指控，比如谋杀、绑架和性侵犯。

印度也有法治，但是非常迟缓和低效，甚至许多情形是被告都死了，案件还没有开庭。根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印度最高法院积压了6万多个案件。与威权的中国相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提供现代基础设施或基本服务方面，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比如为居民提供干净用水、电或基本教育。” [20]

印度达哈维贫民窟，是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它于印度最大最发达的城市--孟买，仅仅几平方公里内的居民人数却高达百万。在2009年第81届奥斯卡上大放异彩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展现的贫民窟即是此处[21]。而孟买有2000个贫民窟，60%的人口居于其中。

而号称“亚洲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早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宗教信仰为天主教，后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完全照搬美国[22]，至今已经实现自由民主100年了，然而菲律宾长期政治动荡、经济落后、毒品泛滥，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日均收入不到1美元。还有10%的人口长期在海外打工，菲佣甚至成了国家的名片、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从1986年起，菲律宾已经发生上千起政治谋杀事件。菲律宾人自己总结到：菲律宾的民主政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gun），钱（gold），暴徒（goons）。[23]

2010年8月发生的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24]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此评论道：“他们（美国）的理念都是理论，都是没有经过证实的理论，没有在东亚得到证实，甚至没有在菲律宾得到证实，要知道，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长达50年。此外，他们的理念也没有在泰国或韩国得到验证。”

“我认为民主制度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发展，这个观点与美国政治评论家所说的恰恰相反。我相信，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民主过于兴旺，就会催生无纪律、无秩序的环境，这是不利于发展的。”

“美国文化过于注重个人权利[25]，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采取各种行为，但这种个人权利的膨胀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26]。”

美国西部城市拉斯维加斯在2017年当地时间10月1日晚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59人死亡、851人受伤。这起巨大的不幸已成为美国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27]。事件发生时一名枪手从拉斯维加斯市曼德勒海湾酒店的32层向正在参加音乐节的人群用枪支疯狂扫射。事后警方在枪手酒店房间和家中共搜出42支枪、数千发子弹与爆炸物。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公民拥有持有枪支的权利。多年以来，个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被鼓吹成美国人民自由的象征[28]。1994年，约有4400万美国人拥有1.92亿支枪，到今天，约有5500万人拥有2.65亿支枪。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州是美国枪械管理最为宽松的州之一，平民只需要经过简单申请，就可以获得购买枪械资格，且允许自由携带枪械上街，甚至允许平民拥有自动武器。

2018年2月1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帕克兰的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该事故共造成17人死亡，17人受伤，而枪手的辩护律师则表示，被告有严重的精神问题。事后美国多地爆发百万人大游行呼吁控枪，而特朗普总统则认为让老师配枪才是预防校园枪击的好方法。(图片来自Getty Images)

洋奴们总是吹捧持枪自由，认为这样坏人就不敢轻举妄动，果真如此的话，那美国岂不是早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到处是一片安宁祥和的幸福景象，连警察都得下岗，可为何现实恰恰相反[29]呢？

可以说遍览世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通过所谓的西式民主、多党执政的政治制度实现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真正的关键是市场经济[30]、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以及保护并推动这三者发展的积极有为的政府，自由和民主对于现代化有促进作用，但绝非主要因素，其重要性更排在法治建设之后！

也许有人会认为日本是唯一的例外，可实际上呢，日本首先是通过殖民侵略完成了工业化，虽然被战争摧毁，但基础仍在。而在1955年，即刚刚脱离美国战后管制仅3年，即由日本的自由党和民主党联合成立了自民党，从此雄霸日本政坛整整38年，可以说就是一党执政。而且日本的选举仅限于参众两院的议员，首相是由政党内部产生，与选举无关。更夸张的是日本政坛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世袭制[31]：大名鼎鼎的安倍家族、麻生家族、鸠山家族、小泉家族、福田家族--这五大政治家族，几乎垄断了战后的日本首相。至于日本国会的世袭议员现象也非常普遍。而韩国的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更是在有着“汉江奇迹缔造者”之称的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任内实现的，其在韩国实行铁腕独裁统治长达18年。[32]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搞的民主试验。

 台湾议会“武林风”

宝岛台湾号称“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西方民主制度施行了二十多年，选来选去，可所谓的台湾“民选总统”，无不是上任前好评如潮，上任后骂声不绝，威望最高的台湾领导人竟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强势亲民的蒋经国！而台湾特有的统独争议混合着“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使台湾政党将一切议题统统政治挂帅，导致政治空转、经济疲软、社会分裂，彻底陷入意识形态的斗争而难以自拔。[33]现在更是台独分子当道，海峡两岸大有分道扬镳之势！

可以说台湾民主化了多长时间，整个台湾社会就停滞了多长时间。昔日的台湾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34]，而今则成了吊车尾[35]。

至于东方明珠—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是结果实在令人失望：经济上香港增长速度日益缓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政治上港独分子气焰嚣张，分裂势力狂妄肆虐！

而中国大陆早在1998年就已经开始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试验，那就是农村选举。可结果呢，“总体效果令人难以乐观，贿选情况极为普遍，家族影响处处可见”[36]。在网上洋奴们为此气急败坏，大骂政府“阴险狡诈”，玩坏了他们心中神圣完美的西方民主制度！正所谓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他们早就忘了一件事：1912年中华大地上就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我们得到的只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37]

自由和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38]，但西方民主制度不是[39]，我们必须将自由和民主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40]。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但是这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建立在科学试验基础上的渐进改革，而且中国牢牢把握了改革开放的主导权，而不是象俄罗斯那样完全听信西方的忽悠[41]，力推政治与经济的激进变革在一夜之间彻底完成！

要知道在苏联解体前，众多的苏联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纷纷认同了西方的话语权：一些人公开表示，让美国把苏联变成美国的殖民地都没有关系，因为美国可以帮助苏联改革政治制度，并迅速成为发达富裕的国家。可结果呢，只是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很傻很天真”！[42]

很多人推崇[43]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无非是因为美国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富有[44]而已，但李光耀一语道破其中的秘密：“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理念具有普世价值，比如个体之上的理念、无拘无束的言论自由。其实并非如此，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实际上，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维持繁荣，并不是这些理念和原则的功劳，而是因为某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运气[45]、充足的资源、大批移民注入的能量、来自欧洲的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两个大洋使美国免受世界冲突[46]的影响。”

“要检验一套政治体制的价值，最终还是要看它能否建立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否有助于改善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标准，能否在确保人民和平共处的前提下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47]

世界的多样化特征太明显了，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各国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

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指出：在西方，政府被视为必要的恶，而中国则视政府为必要的善。西方将千差万别的政治形态简单化为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事实上良政与劣政的分类远好于此。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政绩合法性与选举合法性的结合，而西方只推动选举合法性，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很像学生上课只要报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反而是无所谓的。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对雅典的民主发出诘问：“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群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技艺精湛的医生呢？”实际上从古希腊之后的两千多年里“民主”这个词的基本意思其实是“暴民专政”。因为西方模式的困境有三个基因缺陷：首先，预设人是理性的。其次，权利是绝对的。第三，程序是万能的。而今西方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48]、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49]，只要有助于竞选获胜就行。现在西方民粹主义思潮愈演愈烈，随着金钱的卷入、新媒体的卷入等，最终这种“低智商民粹主义”[50]可能会毁掉西方的未来。

而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直接指出现在的美国“总统竞选几乎变成了互联网运营大师之间的媒体竞争[51]。候选人以前谈论治国理政的实质问题，现在则沦为营销发言人”。

奥巴马在其自传《无畏的希望》中也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52]，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53]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钱主的利益。”

伯尼•桑德斯在《我们的革命》中一针见血的指出：“竞选和政治腐败一直是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但今天由于公民联合会[54]，更多的金钱洪水般地涌入竞选人手中，问题已经严重到十分荒谬的地步。

实话实说：金钱在国会主宰了一切[55]。华尔街、制药业、煤炭石油业、农业等企业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不仅为了支持某个人的竞选，还雇用了很多游说团体。在华盛顿，付出就有回报。结果就是富人的愿望得以实现，工薪阶层的痛苦遭到无视。

只有真正变革竞选筹资体系，将权贵赶出政治，才能真正建立起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政府。今天的政治局面是个耻辱。”

“有钱人给候选人捐款不是白捐的。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回报。如果捐款了，他们希望能够采取他们提议的行动。更有力量的团体甚至不需要国会起草法案——他们直接自己写。他们只需要找一个人能将写好的法案引入立法程序。”[56]

在2014年，福山发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认真分析了美国民主政治制度所呈现的诸多弊病。他认为“美国当今的问题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曾经高举“历史终结论”的他悲观地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改革无望，几乎是“死路一条”！“福山是这么批评美式民主的：美国民主制度原本用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来对应政治制度的三个基本类别——国家、法治和民主。行政部门用权力去执行法规、实施政策；司法和立法部门则制约这种权力以确保公器公用。但是因为美国人一向有对政府权力缺乏信任，故一直强调使用司法和立法制度[57]来制约国家政府部门的权力，让美国成为‘法院和政党组成的国家’。两党轮流做庄的政党政治，因为背后受到财团[58]的影响，无法照顾多数民众的利益。而多数公民则因为工作繁忙无暇参与公共事务[59]，导致民意受到少数人挟持。”而美国的“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60]

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事实证明“历史终结论”已经破产[61]，而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方兴未艾！

至于未来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  刘晓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他将自己的民族和同胞贬得一文不值，而一切“与人种有关”，他声称“与中国不得不有关系很丢脸”，“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且以此为荣。”他还曾多次公开为“台独”、“藏独”摇旗呐喊，提出要把中国分裂成十八块。他自90年代中期开始任职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民主中国”公司，定期领薪水（年薪2.3万美元）。2010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  1988年香港人均GDP高达10454美元，而大陆只有371美元（官方汇率）。然而仅仅27年后，2015年大陆人均GDP已达8167美元。

[3]  苏联解体前4个月，人心惶惶，但小平同志说道：“形势比我们预测的要好，世界历史在出现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遇。”苏联解体仅仅二十多天后，小平同志就开启了南方视察，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重申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不仅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和形成，而且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这真可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4]  1989年11月小平同志说道：“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5]  西方民主制度与《葵花宝典》颇为类似：想当初西方国家拼命鼓吹自由民主，高喊着“欲练神功，引刀自宫”，结果那些全盘西化的国家现在却发现“即使自宫，未必成功”。而看到中国的发展，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不必自宫，亦可成功”。  

[6]  19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支持东欧民主法案》，然后狂撒美钞，在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内扶持了众多的NGO人权组织，为民族分裂份子们提供物质支持。

同样的在中国西方反华势力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在接受《南都周刊》访问时毫不讳言：“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

[7]  南斯拉夫主要有五个民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

[8]  当时德国为了一已之私，率先承认独立的克罗地亚，由此导致局面最终失控。

[9]  本段摘编自张维为教授的《中国震撼三部曲》。

[10]  2017年10月1日，西班牙最富庶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通过了独立公投。西班牙政府不仅表示“公投”违法，还直接派警察部队强硬清场镇压，导致超840人受伤。英美德法和欧盟纷纷站出来力挺西班政府。而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每个塞尔维亚公民都有一个问题想问欧盟：为什么加泰罗尼亚公投就是不合法的，但科索沃独立连公投都没有就被你们支持？

[11]  1989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藏独头目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而有“历史发明家”之称的历史老师、畅销书作家袁腾飞认为达赖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反抗中国对西藏的武装侵略”。无需惊讶，这样的想法对一个认定“中华民族是猪一样的民族”的人来说不是很正常的吗？类似的，在2007年《南方都市报》发文《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声称“就像诺贝尔和平奖，无论这个奖项颁给谁，它都会坚持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守卫人类和平的道义责任。”

[12]  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盛赞疆独头目热比娅是“维吾尔族最优秀的代表”。热比娅于2012年在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并宣称：“每天都在向天祈祷：‘美军快来拯救我们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吧！’”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伊拉克人民、叙利亚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至于利比亚人民现在正被幸福着呢（在联合国的《世界幸福报告》中，2018年中国大陆排第86名，香港特区排第76名，而战乱不断的叙利亚排第70名）。看来某些西方人士真把叙利亚人民当成福尔康了（既姓福又满族）。这真是“水至清则无鱼，人不要脸则无敌”啊！不过仔细想想，热比娅的言论与“公知”们那句“等民主之后杀你全家”遥相辉映啊。

当然最搞笑的是当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着一小试管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忽悠全世界人民发动伊拉克战争，但可惜15年过去了，现在也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怪不得后来普京吐槽鲍威尔拿的可能是洗衣粉。但即便如此，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法西斯并未离我们远去》一文中还坚持认为：真正的民主国家的重大决定最终要对多数选民负责，而人民不想主动打仗，因为平民百姓承受着战争的代价，而得不到战争的好处；“只要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这个世界本来是可以没有战争的”。不知道那些在伊拉克战争中丧生的千千万万的无辜平民会认可张教授的话吗？

那么民主的美国为何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呢？张教授似乎说漏了嘴：“专制国家天生就是要打仗的，因为专制国家的决策由统治者说了算，而统治者自己并不直接承担战争的代价。仗打赢了，自己扩充疆土和财宝。”“对于专制者来说，是否打仗从来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只是一个实力问题。”“专制者不仅自己想打仗，而且会利用掌控的宣传机器对人民洗脑。”真是一针见血啊，小布什家族的背后就是大名鼎鼎的石油和军工财团，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发战争财（卖军火、掠夺石油资源并拉高油价），反正死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人。而战争前夕正是他们依靠舆论对美国大众疯狂洗脑的。

[13]  2018年3月24日，各路“独派”分子窜聚台北举办所谓的“人权论坛”，参与者包括“藏独”、“台独”、“疆独”、“蒙独”、“港独”等成员。“港独”分子戴耀廷狂言不断，声称要发展“公民外交”，与台湾及国际社会展开“全方位”的联系，把香港问题“全球化”，建立一个吸纳各反对派势力的“大联盟”。他还妄言，港人要为“人民自决”做好准备，思考将来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14]  美国学界正积极宣扬新清史观，认为清朝是满族强迫多个民族国家集合一起的帝国，蒙古等地都是满清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满清崩溃，各民族，如汉、蒙、藏、回都应脱离满清疆界，成为独立国家。

[15]  20世纪7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国际组织的资金为诱饵，向第三世界国家，大力推销减少政府干预，促进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政策主张。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发表题目为《华盛顿心目中的“政策改革”》，总结为十项宏观经济政策，又称之为“华盛顿共识”。

[16]  而北大教授张维迎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宣称：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中国，最重要的是有三件事情要做好。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第二个中国要做的，就是土地的私有化。第三件最重要的事，就是金融的自由化。

[17]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为戈尔巴乔夫大唱赞歌：“让苏联版图上的人民摆脱极权梦魇，获得了自由。戈氏是多么伟大的法律毕业生！”戈尔巴乔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

[18]  2017年8月缅甸西部若开邦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至少已导致400人死亡。曾被誉为“民主女神”、“亚洲曼德拉”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一时间被西方各国甚至联合国围攻，指责她在实施“种族清洗”，其母校牛津大学摘下了挂于校内展示了18年之久的昂山素季肖像，牛津市则取消了先前授予她的荣誉市民称号，西方社交媒体上也发起了“让昂山素季归还诺贝尔和平奖”的话题。当然西方选择性的遗忘了：奥巴马作为美国史上进行战争最久的总统上任之初就拿到了和平奖。

[19]  印度从1991年也开始了经济改革，1990年至2015年印度的GDP增长了6.44倍。

[20]  而北大教授张千帆则认为评价“中国模式”怎能专找民主政治的“软柿子”（印度）捏；怎能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呢？而且司法制度是印度的骄傲而非耻辱。虽然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印度民主发展得相当不错，但却不仅长期陷于贫困，而且也未能保护环境呢？而根据《2017全球饥饿指数》排行榜，虽然印度拥有亚洲最大的耕地面积，但印度在全球119个国家中排名第100名。

[21]  在电影上映之后，众多的贫民窟居民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抗议该电影“抹黑”贫民窟的生活。但有意思的是，英国王储查尔斯在2009年访问达拉维时语出惊人：“印度的贫民窟是世界的版样，比西方建筑更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爆炸问题。”

[22]  2016年，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沸沸扬扬之时，美日两国上蹿下跳，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日裔美籍）公开叫嚣：“我们要派航空母舰到南海去，今夜就可能发生战斗。”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康达也表示，南海是美方“最高国家利益”。2017年，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部位于日本的横须贺港）司令奥库安中将又扬言：“毫无疑问，如果有必要，我们做好了作战准备。”

[23]  本段摘编自张维为教授的《中国震撼三部曲》。

[24]  2010年8月23日，一辆装载25人（包括22名香港乘客）的旅游车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中心被菲律宾前警察劫持，经过谈判，6名游客于中午前获释。23日晚，菲警方实施突击解救行动，最终8名香港游客死亡，6人受伤。

[25]  在利益集团和自由主义者的推动下，大麻合法化的趋势在美国愈演愈烈。从2018年1月1日起，美国第一大州—加州已成为美国第6个允许合法销售娱乐性大麻的州（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已有9个州与首都华盛顿特区加入了这一行列）。

[26]  美国加州的新法案规定，从2018年1月1日起，明知自己有艾滋病还进行性行为或献血的人，其刑罚将由重罪变为轻罪，监禁的时间从8年降低至六个月以下。同时还免去明知自己有艾滋病还进行器官捐献等的处罚。实施这项法令的理由，竟然是认为之前的法律涉嫌歧视和污名化艾滋病毒携带者。

另外加州2014年公投通过的47号法案把很多原来是重罪的罪行改为轻罪，原来是轻罪的几乎无罪：在户外盗窃财物价值未超过950美元是轻罪，警察即使逮住了盗贼，也只能释放；如果有人从后方或侧方抢走手袋或钱财，也只能叫偷窃，不能叫抢劫，抢劫是重罪，偷窃低于950美元的则是轻罪。而该法案实行的理由是缓解加州人满为患的监狱压力，同时节省大笔经费。

2018年8月起，3D打印枪支将在美国合法，其设计图也可在互联网上自由下载。

而每当中国对毒贩公开宣判时，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比如“大赦国际”）总要炮轰中国（死刑制度不人道；公开宣判侵犯人权）。而欧盟将废除死刑列为成员国必备条件之一，并试图进行全球推广。

《礼记·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27]  排名第2的是2016年6月的佛罗里达奥兰多夜总会案，共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伤，凶手是阿富汗裔美国公民并声称效忠“伊斯兰国”；排名第3的是2007年4月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案，共造成32人死亡，17人受伤，凶手是韩裔学生赵承熙（警方认为其有精神疾病）；排名第4的是2012年12月的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案，凶手射杀27人(其母亲和20名小学生及6名教师)，然后举枪自尽；排名第5的是2017年11月的得州威尔森县萨瑟兰普林斯市教堂案，共造成26人死亡，20人受伤。

[28]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一支训练有素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州的安全实为必要，民众拥有并且佩带枪支的权利不容侵犯。”该法案的本意其实是为了让各州居民能够运用自己手中的枪支协助政府维护州的安全和自身的安全，因为当时的州政府根本无力给大众提供工作和生活的安全保障。因此当时很多州甚至出台政策强迫民众随身携带枪支。

[29]  在2011年，仅占世界人口4.4%的美国，却贡献了22%的世界监狱人口。

[30]  但绝非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指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具体对中国而言则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可时至今日，象茅于轼、张维迎之流的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们仍在不遗余力的鼓吹全盘西化（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事实上连美国自己都不再相信这样的忽悠，否则金融危机时何必高喊什么“大到不能倒”？而看看中国，我们在医疗、住房和教育上过度私有化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我们已经被这帮人坑得很惨！

[31]  说到世袭制，比起同样标榜自由民主的印度来，日本自愧不如：在印度赫赫有名的尼赫鲁家族至今依然屹立不倒、权势熏天。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印度国大党主席并成为印度开国总理。他的独生女儿英迪拉·甘地在其死后继承其衣钵出任印度总理。而英迪拉·甘地在遇刺后，其长子拉吉夫·甘地立即被国大党推举为印度总理，但在1991年遇害。之后其妻子索尼娅·甘地最终出任印度国大党主席。在2004年，她差一点成为甘地家族的第四位印度总理，但终因其意大利血统备受质疑而放弃，改由党内元老辛格出任。在2017年，拉吉夫·甘地与索尼娅·甘地的儿子、甘地家族的继承人、第四代长孙拉胡尔·甘地接替其母，正式出任印度国大党主席，并成为下一任印度总理的热门候选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英迪拉·甘地与圣雄甘地并无血缘关系，但当时她的丈夫是拜火教徒，在印度种姓制度下，他们的后代将会成为下等人，于是圣雄甘地便给了他们“甘地”的姓，于是“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称呼就这样诞生了。

[32]  有人将中国与日韩之间的经济差距全部归咎于文革动乱。实际上这首先是由于中国与日韩的国情（人口、国土、民族等）不同造成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度成几何级增加。其次是因为冷战。冷战导致中国最终与苏美两国交恶，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使中国不得不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工作的重点也是国防建设（两弹一星等）。而日韩同样因冷战得到了美国的大力保护和积极提携，不但有美军驻防，更是获得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支持。另外日本虽然战败，但其之前依靠掠夺中国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和教育水平远超中国。

[33]  李光耀认为：“有一些人向往多党政治、轮流执政。他们应该研习一下中国台湾、泰国和菲律宾的例子。多党轮流执政的结果是更多的腐败和失职。而且，一个‘自由运转的媒体’并没有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虽然根据美国人的‘民主’理论它原本被设计如此。更进一步地，政府的频繁更替改变，反而阻碍了台湾和泰国的经济发展，抬升失业率，还造成了政局的不稳定。”

[34]  国民党从大陆搜刮的金银外汇与物资设备、败退台湾带走的人口与技术、台湾日据时期打下的工业基础、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市场支持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四大基础。

[35]  亚洲四小龙指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现在台湾的人均GDP是亚洲四小龙中最低的。四小龙中的新加坡经常因政治制度而被西方抨击，但其人均GDP遥遥领先。

[36]  援引《中国超越》。

[37]  网上有一批吹捧民国的民国粉，袁腾飞这样说：“我曾经上大学的时候问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经历过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我问他，19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跟民国的时候怎么比?我的老师说，比四九年肯定是要强，跟1936年没法比。”慕容雪村也认为：“其实国民党的统治并不能算是一个好的统治，它只是相较于共产党的统治不那么坏而已。”人大政治学教授张鸣则宣传“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北大教授张千帆也写道：“民国时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即便最肮脏、最糟糕的那些，也远比今天最‘光明’的要好。”“就冲着空气，在民国和现在之间，我选择民国！”至于为何“公知”们如此推崇民国呢，张千帆也道出了心声：“卫方（指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如果我们在那个年代，一定能做一番大事业！”到头来，说白了不过是想改朝换代、全盘西化罢了。

那么具体如何呢？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著名智库）2013年为贺卫方举行的新书（《以正义之名：在中国推动法治》）发表会暨中国司法研讨会上，贺卫方特别提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让司法无法得到独立，中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现实的实践已经无法找到理论的论证，而没有理论的实践就只能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因而要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根基进行改造，让其对社会冲突有更多的包容性。贺卫方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之一。在提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贺卫方认为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其他党派的正当性、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如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军队不由党来控制而是忠诚于国家。

[38]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9]  早年梁启超先生曾无比推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颂扬“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然而当他在1903年去美国这个“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实地考察8个月即大失所望，认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

[40]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认为中国百姓在理解民主时，更关切民主的实质意义，即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对其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而不是政治体制是否符合某些外在形式。强调形式（如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选举）的民主，我们可称之为代议型民主，其关键是选出代议士；强调实质（如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百姓需求）的民主，我们可称之为代表型民主，其关键是政治体制能否为人民服务，政府政策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意愿。与代议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关键概念不是“代议士”，而是“代表”，即以实现公众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

[41]  人大教授金灿荣曾经这样调侃: 中国的经济崛起有一个诀窍，那就是从来不听经济学家的。

[42]  俄罗斯知识界今时今日的社会地位与物质条件大不如前，苏联留下的老底子日渐空虚，往日辉煌如过眼云烟，他们哀叹道：当时他们斗争的枪口瞄准的是苏共，倒下的却是苏联，伤着的反而是自己。著名小说《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曾痛苦的反思，坦承“我害了俄罗斯祖国”。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后来痛心疾首的说道：“如果说在1991年，我知道国家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手，也不会签署（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2012年和2014年时，俄罗斯的民意调查显示，仍有56%和57%的俄罗斯公民为苏联解体感到遗憾。

[43]  实际上他们真正艳羡的是世界头号强国的强大与霸道，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与荣耀。

[44]  美联储2017年调查报告《Changes in U.S. Family Finances from 2013 to 2016: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指出，2016年美国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为9.73万美元，平均数为69.21万美元。而且有44%的民众无力负担400美元的紧急支出，必须通过借贷或出售物品才能筹得这笔费用。美国早已从二战后的最大债权国变成了今天的最大债务国。

[45]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大举入侵苏联时，参议员杜鲁门（美国第33任总统）曾说过：“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

[46]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对美国的得天独厚充满着羡慕嫉妒恨，他曾说道：“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人格外眷顾！”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也写道：“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发生使它害怕的战争的地理位置。”当然了，对美国宪法推崇备至的“公知”们可不这样认为，著名学者易中天就在《费城风云: 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中写到：“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搞笑的是，中毒甚深的易中天为了神话美国不惜在书中编造历史。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向“历史发明家”袁腾飞致敬。

[47]  小平同志认为评价政治体制，“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小平同志的观点无疑更加深刻。

[48]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竞选献金裁决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一种“言论自由”，于2010年裁定对公司和团体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又裁定对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这两项历史性的裁决使得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现在可以无限制地流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活动。美国前总统卡特认为：“这违背了美国政治体系的精髓，而这种精髓才使得美国成为伟大的国家。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

[49]  2008年时，奥巴马竞选总统曾郑重承诺：向中国学习修建高铁、第一个任期内就要把国债从十万亿美元减少到五万亿、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然而、可是、但是、总之，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八年已经过去了：一公里的高铁也没有建成；美国国债激增到十九万亿美元；关塔那摩监狱依然矗立。

[50]  2018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现在民粹主义正在席卷美国大陆，同时也在席卷西欧国家，而且还在不断扩散。”“在美国、西欧以及其它国家，实际上（民粹主义）反映了当地的人民头脑中灰暗的未来。任何一个政客能够站出来迎合这个思潮，就能得到更多的选票。”“这是这个时代出现的根本性的变化。”

[51]  2018年3月，有媒体曝光：8700万名Facebook用户的个人信息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非法盗取，该公司通过社交网络影响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美国总统大选的总投票人数才1.3亿人。在大选中，正是剑桥分析为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提供了各种服务。

[52]  今天相比以前，美国的媒体业已经高度的垄断，6家媒体巨头（新闻集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代华纳、迪士尼、维亚康姆和康卡斯特）控制了美国90%的报纸、电视和电台。正如A·J·雷伯林所说：“新闻自由只对拥有它的人才有保障。”伯尼·桑德斯指出：“大多数媒体为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有，控制着美国人民的所见所闻。”“一般对工薪阶层来说越重要的问题，企业制媒体的兴趣就越小；对普通百姓意义不大的事情越是获得媒体关注；此外，受到前1%的人推动的问题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而工薪家庭代表所倡导的问题却没什么人问津。”

[53]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1年1月20日卸任当天的最后几小时匆忙签署了140份特赦令，这其中包括他同母异父兄弟罗杰·克林顿和长期在逃的富商马克·里奇。而马克·里奇的前妻为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的参议院竞选以及比尔·克林顿图书馆基金会都贡献了巨额捐款。

2011年，美国安然公司（世界头号天然气交易商和美国最大的电力交易商，营收超千亿美元）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破产案。安然公司长期蓄意造假，但多年以来从未被揭发。根据调查，258位国会议员曾收取来自安然公司的政治献金，15位布什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总统高级顾问卡尔·罗夫、美国环保署副署长琳达·菲舍尔、财政部副部长彼德·菲舍尔、美国贸易代表佐里克）曾拥有安然的股票，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由安然公司鼎力推荐的。当年安然公司更在老布什和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之路中大力相助。而这些人和安然公司的高层都在安然丑闻爆发之前提前卖掉了自己手中的安然股票。然后他们眼睁睁看着安然公司的股票暴跌至0.26美元，市值由峰值时的800亿美元跌至2亿美元。安然公司的股东和员工损失惨重，但事后没有一名政界人士受到牵连。

而奥巴马能够入主白宫得益于肯尼迪家族（尤其是爱德华·肯尼迪，他是民主党党内最显赫及最受欢迎的人物，其兄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鼎力支持。因此在爱德华·肯尼迪去世后，肯尼迪家族在美国的政坛势力面临青黄不接之际，奥巴马特意任命毫无经验的政治新手--肯尼迪总统的长女卡罗琳·肯尼迪担任美国驻日大使这一显要职位（由于美日的从属关系，该职位的实际工作职责并不复杂，尤其适合卡罗琳这样的新人练手）。在中国饱受批评的人情社会和内幕交易在美国则是合理合法的。而西方特有的“旋转门”制度（指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更是将钱权交易公开化、合法化。象罗伯特·鲁宾、亨利·保尔森和史蒂文·姆努钦都在华尔街巨头高盛集团和政府之间游刃有余、翩翩起舞，一会儿是金融高管，一会儿是财政部长。

至于美国臭名昭著的游说集团和政治捐款就更不用说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就长期利用游说集团去影响美国的控枪政策。2015年12月2日，美国南加州圣贝纳迪诺市一所残障康复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导致14人死亡、21人受伤。枪击案发生的第二天，国会参议院否决了一项控枪议案。而根据统计，投反对票的50名参议员一共从美国步枪协会收到270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对此，马克·吐温早就吐槽过：“美国唯一明显的犯罪团伙就是国会。”但这些美式“高级腐败”在“公知”眼里，那是“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54]  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对美国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确立：股东和其他群体享有与他们作为个人会享有的相同权利。法院还裁定，政府不得限制这些群体为支持或批评政治候选人作出的开支规模。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竞选献金被裁决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一种“言论自由”。

[55]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在《美国1%的“民有、民治、民享”》中指出：“最高法院在最近市民联盟（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竞选经费上限，赋予企业买通政府的权利。现在代理人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

根据2017年福布斯400富豪榜，美国最富有的400位富豪的总财富为2.68万亿美元，等于美国64%的人口财富总和(即2.04亿人)，不仅超过了英国的GDP，比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在一起的人口还多。与此同时，美国最底层19%的家庭陷入财务困境，被称为“溺水家庭”，即家庭净财富为零甚至是负数。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称，美国中产阶级在人数上已被收入更高和更低的人群超过，截至2015年初，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成年人数量为1.208亿人，而生活在更低和更高收入家庭的美国人数量达1.213亿人，这一重大转变“可能标志着一个临界点。”1965年毛主席就对爱德加·斯诺说：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56]  可以说伯尼·桑德斯的出现确实代表了美国内部自我纠错的希望，最起码他指出了不少关键的问题。不过这种希望最终被支持希拉里的垄断资本所绞杀了。希拉里以极不光彩的方式（民主党超级代表的支持）击败了桑德斯。之后败选的桑德斯立即将自己的支持者打包卖给了希拉里。

[57]  因为全盘西化过于扎眼，有的“公知”现在用“宪政民主”将其代替。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日资控股的《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文《温哥华比北京好在哪里？》，宣称宪政民主得到落实，人民信仰自由得到保障、道德素养不断提高，雾霾才会消退，北京才会像温哥华一样美。这位张教授选择性遗忘了当年的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日本水俣病事件，更对印度是当今世界上与污染有关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的事实视而不见。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在微博中毫不掩饰的直接写道：“宪政，宪法的司法化，正是通过一种渐进的模式，一种静悄悄的革命，使我们这样的老大帝国走出两千年来不断地通过激烈动荡去实现社会变革的怪圈，而法律人所寻求的恰好是通过专业化力量实现渐进的社会变革，用一个某些人不大喜欢的词来表达，就叫‘和平演变’。”

[58]  大名鼎鼎的“军工复合体”就是美国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的主要推动者。当年艾森豪威尔在他卸任美国总统时发出警告：“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法国总统候选人奥朗德在竞选时曾指出：“我告诉你们谁才是我真正的对手：它没有名字、面目不清、没有政党、没有候选人，因此永远不会当选；然而它却统治着我们。这个对手，就是金融财团。20年来，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金融财团控制了经济、社会乃至我们的生活。今天，它能够在瞬息间转移巨额金钱，威胁国家生存……它已经成为一个帝国。2008年9月15日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但没有削弱这个帝国，相反正在加强它……”

[59]  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有63%的美国民众都弃票了，更加夸张的是80%的年轻人和绝大多数低收入人群都未参加投票，是二战以来最低的投票出席率。但与福山不同的是，伯尼·桑德斯是这样解读的：“民众为什么不投票？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放弃了政治民主程序？答案并不复杂。人们不相信政府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和华盛顿特区以及州政府的政治决策是割裂的。他们不想参与到‘伪民主’的过程中来。如今，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国会中会有人听民众的心声吗？国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当然不代表生活艰苦的工薪阶层的利益。”

[60]  援引《“美式民主衰败 台式民主崩解” 台湾未来何去何从》。

[61]  美国不顾一切的强行推广西方民主制度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因为不受管制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制度以及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都非常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兴风作浪，攫取巨额利益。小平同志在1989年强调：“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二、维护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以保证美国的世界霸权。比如美国长久以来对中国奉行接触加遏制的战略，即希望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说明白点就是希望中国和平演变然后成为美国的跟班小弟，最好象“亚洲之光”日本那样拼命跪舔还以此为荣；三、出于美化美国历史的需要。美国是如何成为世界霸主的呢？难道是依靠奴隶贸易、种族屠杀、殖民侵略、对外战争、国际剥削和金融掠夺吗？开玩笑！当然是依靠伟大的自由民主制度了！但实际上，被西方人士吹得震天响并被视为政府合法性来源的一人一票制度直到1965年才在美国得到了基本落实（1965年美国通过的《选举权法案》最终赋予了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而几乎被赶尽杀绝的印第安人的基本人权在1968年才被美国政府承认）；四、美国本身由于深受一神教的影响，自认上帝选民（即所谓的“天定命运”），沉迷于历史终结论的神话而不可自拔。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经说过：“美国是上帝所选，成为世界楷模乃是美国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国，美国总统克林顿则自信的做出这样的论断：“中国站在历史的错误一面。”对此小布什非常认可，他认为“总有一天，中国人会发现，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是获得伟大地位的唯一源泉”。当然了，反传统的特朗普总统可能不太认同他们，不然哪用得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啊。  

特别提醒：

本文只是全书（《为理想而战》）中的一篇，书中对很多话题或人物的讨论散在于全书各个地方，本文的描述或探讨不一定完整。另外因为观网发帖有两万字的限制，本文有部分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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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没有任何艰深的理论和超前的思想，只是一个普通人希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和预测这个表面看起来纷乱复杂的世界。这其实是一本给青少年看的历史政治“科普书”。

受限于作者的水平，本书的种种缺点和错漏，实在是无法避免，希望大家能够指出具体问题所在，我将竭尽所能的予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