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中大多数人的实际回报都高 于其应得的水平

富国中大多数人的实际回报都高于其应得的水平——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节选

他们对你说的谎言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获得回报的多少主要依据其生产率的高低而定。铁杆的自由主义者可能难以接受一个事实，即在做同样工作的条件下，为什么瑞典人的工资是印度人的工资的50倍，但这就是他们相对生产率的反映。任何人为地降低这些差距的尝试——例如通过在印度推行最底工资制度——只会导致对个人才能和努力的不公平的和无效的回报。我们知道，只有自由劳动力市场才能公平而有效地回报每一个人。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真相

富国和穷国之间存在工资差距，并不主要是因为个人生产率的不同，而主要是因为移民控制制度的存在。如果可以自由移民，那么大多数富国的工人就会而且肯定会被穷国的工人取代。换句话说，工资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硬币的另一面是，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穷人，实际上不少穷人在工作能力上要比富国的穷人更胜一筹，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富人，因为大部分穷国的富人在工作能力上不如富国的富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富国的富人就可以认为自己非常出色而沾沾自喜了。富国的生产率之所以很高，就是因为它们依赖的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集体制度。如果要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我们就应该首先打破个人所得都是其自身价值的反映这个神话。

​开车直行……或者躲开牛群和黄包车

印度新德里的公交车司机的时薪大约是18卢比，而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公交车司机的时薪则是130克朗左右，这在2009年夏季时相当于870卢比。换句话说，瑞典司机的工资大约是印度司机的50倍。

自由市场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某种商品比另一种商品价格高，那么肯定是因为更贵的东西质量更好。换句话说，在自由市场上，所有的商品（包括劳动力服务）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如果一名瑞典司机（我们暂且称他为斯文）的工资是一名印度司机（我们暂且称他为拉姆）的工资的50倍，那肯定是因为斯文的工作效率是拉姆的50倍。

一些（尽管不是全部）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可能会承认，出于时尚或者狂热的原因，人们在短期内可能会愿意为某种商品支付过高的价格。例如，人们在最近的金融繁荣期间为购买那些“不良资产”支付了高得可笑的价格，因为他们都深深地陷入了这股金融投机的浪潮之中(正是这种金融繁荣最后演变成自20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这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可能会认为，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人们迟早会认识到商品的真正价值。同样，即使是某个不称职的工人通过欺骗手段（例如伪造证书或者在面试中说慌）而获取了一份工资很高的工作，他也会很快被解雇或者被他人取代，因为事情很快会证明他的生产率与他获得的那份工资严重不符。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如果斯文的工资是拉姆的50倍，那他的工作效率肯定是拉姆的50倍。

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吗？首先，一个司机的开车技术是另一个司机的50倍可能吗？即使我们能够找到一种量化开车技术的方法，这种生产率差距在驾驶过程中就真的存在吗？如果我们将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和刘易斯•汉密尔顿（Lewis Hamilton)这样的专业赛车手与刚刚拿到驾驶证且开车还很不协调的18岁的小伙子相比较，也许会存在着50倍的差距。但是，我还是想象不到一名合格的公交车司机的技术怎么就可能是另一名公交车司机的技术的50倍。

这里，如果还有什么不同的话，拉姆有可能比斯文的开车技术更熟练。

按照瑞典的标准，斯文肯定是一名好司机，但是他在开车的过程中曾经躲闪过牛群吗？而这种事情拉姆经常干。就斯文而言，在开车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要求他直行（好，我们可以考虑周六晚上他需要做出几个躲闪醉酒驾车司机的高难度动作）。但是，拉姆在开车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几乎每分钟都是在牛车、黄包车和驮着三米高柳条箱的自行车中间缓缓而行。因此，根据自由市场的逻辑，拉姆应该比斯文的工资更高，而不是相反。

作为对这种现象的回应，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斯文之所以工资高，是因为他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也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积累起来的技能和知识更多。的确，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斯文高中毕业，拥有12年的学龄，而拉姆或许连读写都会感到困难，因为他总共才读了5年书，而且还是在印度落后的拉贾斯坦邦的村庄里完成的。

但是，斯文因多上7年学而多出的额外人力资本与公交车司机的工作毫无关联，因为他不需要为了熟练地开车而掌握任何有关染色体或者1809年瑞典与俄罗斯战争方面的知识。所以，斯文额外的人力资本也不能解释他的工资就应该是拉姆的50倍这一事实。

坦率地讲，斯文的工资是拉姆的50倍的主要原因是保护主义——瑞典工人通过移民控制制度而避免了来自印度和其他穷国的工人的竞争。当想到这一问题时，你就会意识只到没有理由不认为所有的瑞典公交车司机，或者就此而言，瑞典的大部分劳动力（以及所有其他富国的劳动力）都有可能被一些印度人、中国人或者加纳人取代。这些外国人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对能够得到瑞典工人标准工资的一部分而感到高兴，不仅如此，所有这些外国工人都至少能够把工作干得与瑞典工人一样好，甚至更好。这里，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像清洁工或者清道夫这样的低技术工人有能力取代富国的同行，与此同时，在中国上海、肯尼亚内罗毕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还有大量的工程师、银行家和软件设计师等在那里，他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斯德哥尔摩、林雪平和马尔默等瑞典城市的同行。但是，这些工人不能进人瑞典的劳动力市场，因为移民控制制度的存在，他们不能自由地移民瑞典。其结果是，瑞典工人可以拿到是印度工人50倍的工资，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拥有是印度工人生产率50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