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之下,硅谷开启“逃亡模式”

大家好,我是观察者网《科工力量》栏目主播,冬晓。 “逃离大城市”这个话题,在社交媒体上总是能引发持续的讨论。在中国,这个话题叫“逃离北上广”;在美国,这个话题则是“逃离硅谷”。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少科技公司在开启居家办公模式后,似乎对硅谷失去了兴趣。不论是甲骨文这样的科技巨头,还是像马斯克这样的行业大佬,都在今年选择把总部和工厂迁出硅谷。那些没有迁出硅谷的公司,也开始在其他地区修建总部,转移发展重心。

作为创业梦工厂之一,硅谷一直是“创新颠覆”的关键词:几个年轻人从车库起家、为梦想窒息,用热情和技术,实现点亮世界的创举。但是这座梦幻乐园,却在这些年不断褪色。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硅谷,新冠疫情也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媒体更是用“科技大逃亡”(Tech Exodus)来形容这种情况,可谓一针见血。

科技巨头云集的硅谷,怎么就从香饽饽变成了窝窝头?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聊聊。

既然媒体嚷嚷着“科技大逃亡”,要搬家的公司肯定有分量。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甲骨文在近期提交的一份文件中,表示公司“正在实施更灵活的工作地点政策”,把公司总部从硅谷搬到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不但有利于公司的业务的增长,也方便灵活安排员工。

实际上,甲骨文早就动了搬家的心思。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甲骨文早在2018年就筹划了奥斯汀总部,希望通过该地区较低的生活成本安置一万名员工。光是公司搬家还不够,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也宣布离开硅谷,前往自己位于夏威夷的私人小岛。看样子这次搬家之后,他还得学着开飞机和用左轮。

一家企业搬家,那是个例。但是2020年搬家的,不只有甲骨文。从惠普拆分出来,负责企业软件业务的慧与公司,也在12月宣布搬到位于德州的休斯顿。一些科技企业已经表示在得克萨斯修建对应的生产线,投资这些公司的风投基金,也追随者科技巨头的脚步搬了过去。不过大数据公司帕兰蒂尔的口味比较独特,这家挖出“麦道夫骗局”猛料的公司,搬到了科罗拉多。

虽然不少企业已经搬出了硅谷,但是对于其他大公司而言。离开硅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举例来说,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 Salesforce 在旧金山湾区雇佣了约3万名员工。Alphabet更是承诺投资10亿美元,开展对应的福利住房项目。现在房子还没装修完,谷歌肯定没法提桶跑路。

有的人想走,有的人想留。苹果公司却选择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他们从2018年起,就在奥斯汀扩建了公司总部。另一方面,他们也花了25亿美元用于专项住房项目,并且表示公司总部依旧在硅谷。这种左右逢源、“我全都要”的选择,也算得上独树一帜。

实际上在美国,“逃离硅谷”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2020年,技术巨头的“逃亡”则显得更加高调。虽然有媒体声称,这些公司的搬家只是硅谷公司流转的一部分。但是在加州高税收、旧金山湾区高房价以及新冠疫情的多重压力下。硅谷面临的问题,还真不是搬家那么简单。

虽然“逃离硅谷”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是跟往年的“逃亡”相比,今年的画风好像不太对。很多技术巨头逃出加州,最后却选择落户到得克萨斯。这就不由得让人好奇:多样平权的技术宅,怎么跟武德充沛的红脖子搭上了线?

这事还要从税收说起。加州贫富差距大、贫困率高。但是这个“左手高科技,右手流浪汉”的州,个人所得税幅度并不低。根据美国税收研究智库Tax Foundation的最新排名,按照税收角度评价,加州营商环境在50个州里倒数第二。

相较之下,得克萨斯州同样有着优秀的高新技术氛围。休斯顿是“太空城”,奥斯汀更被称作“硅丘”。而且得州在州层面的税收,比加州要“实惠”些。

税收从哪里来,当然要从生产中来。新冠疫情期间,特斯拉位于旧金山湾的弗里蒙特工厂,被加州政府要求停工。马斯克不满防疫措施,推特狂喷还不算,甚至在未经当地政府同意之下强行复工。加州在劳工权益保护和环保问题上向来出手严厉,某些科技企业的“逃亡”,也是避免被“横插一杠”。

又收重税又管防疫,让加州的高科技企业多少有些吃不消。而且对于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雇员来说,在硅谷的生活成本并不轻松:根据彭博社报道,新冠疫情之前,旧金山的一居室租金中位数每月超过3700美元。就算是对于硅谷人来说,这个房价也有点高。

要是房价高也就算了,硅谷的公共交通也有所欠缺。在旧金山湾区,通勤超过90分钟的群体人数超过10万。疫情期间,推特、Facebook等公司推动居家办公,并且这些公司也表示,就算办公室重新开放,员工依然可以长期居家办公。这样的表态,估计也跟闹心的通勤有关。

除了市政难题,加州还要解决社会安全问题。近些年来,加州由于大风天气、山火不断,为了防止电线引发火灾,当地的老牌能源企业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居然选择“大风天轮流停电”。由于加州的毒品管理问题,旧金山街头还有很多流浪汉,其中不少是吸毒人员。从电力到生命,加州都在“随时拉闸”。这种工作环境,自然让上班充满风险。

不论是从城市建设还是行业发展,硅谷“科技创业乐园”的招牌都在逐渐褪色。日渐高昂的生活成本加上混沌的市政管理,让“硅谷就职”和“硅谷创业”都变得压力山大。并且,在美国逐渐分裂的身份政治之下,充满商业气息的“硅谷逃亡”,也开始带上了一份政治的色彩。


提到硅谷,不少人会认为那里“政治正确大本营”。由于互联网产业为主,那里应该是民主党的天下。可是随着美国舆论环境的不断撕裂,越来越多的科技精英由于文化和思想的取向,选择离开硅谷,2020年的“逃离硅谷”新闻中,这个倾向就显得十分明显。

2016年9月,VR设备公司Oculus的联合创始人帕尔默·勒基,被爆出是反希拉里·克林顿模因组织的主要资助者。当时的帕尔默已经以20亿美元将 Oculus 卖给了 Facebook,并推出了第一款产品 Oculus Rift 。这种政治表态在商业上来说,相当的冒险。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位24岁的百万富翁Luckey一直在资助名为"Nimble America"的组织。这个组织,在网上频繁水贴发梗。甚至还在线下组织相关活动,树立广告牌表达政治观点。

2017年,帕尔默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公司,并且对外表示自己是被 Facebook 解雇的。2018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针对这一事件质询 Facebook CEO 马克·扎克伯格。暗示解雇帕尔默是政治操盘,尽管扎克伯格公开否认相关指控。但是放到现在来看,这个否认相当的讽刺。

Facebook 出事还不算完,谷歌也因为“政治”出了事。一名谷歌工程师针对公司现状,专门撰写了反多样性宣言。他在宣言中指出,谷歌不应该只顾着增加员工的种族和性别多样性,而应该关注“意识形态多样性”。他还表示,科技领域的性别差距是由于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而不是性别歧视。

如此激进的宣言,虽然导致这名工程师被解职,但是谷歌内部的白人男性工程师最终群起响应。与此同时,美国的极右社区也开始人肉谷歌的性少数群体员工。堪称乱上加乱。这位被开除的工程师也向谷歌提起了上诉,遗憾的是最终以败诉收场。

实际上,不光是硅谷,不少科技领域的大佬也对“身份政治”颇有微词。就在去年,AI语音领域大神

丹尼尔·波维,就因为反对“政治正确”游行被大学解聘。但是他反对这场游行的原因,只是为了维持设备正常运行。尽管后来 Facebook 有意与他合作,但是这家公司又因为“政治正确”的原因要对他单独审查。

这股“身份政治”的余波,最后也影响到了今年的“硅谷大逃亡”。在搬出硅谷的几家企业中,特斯拉、甲骨文和帕兰蒂尔的高管都表示。整个公司对“强行多样化”的硅谷文化氛围十分反感,希望前往一个“对意识形态多样性更宽容”的地方。得州比加州相对宽容,可谓是“风水轮流转”了。

硅谷的繁荣和壮大,离不开这几个关键词:轻便、包容、高素质、低成本。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昂的房价、低效的管理正在让硅谷既不轻便、也不包容、更没有低成本。虽然斯坦福和伯克利能让硅谷保住高质量教育的帽子,但是只有高质量的教育,也没法掩盖硅谷逐渐僵化的事实。

2020终将过去,“逃离硅谷”的话题也会像更多“逃离大城市”的话题一样经久不衰。只不过2020年的“大逃亡”,跟往年的大逃亡相比,显得更加的刻骨铭心。这些科技巨头的迁移不是硅谷逃亡的开始,更不会是这场逃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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