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听其言而观其行，是判断美国外交走向的最简洁的方式（一）

【本文为张文木教授《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十三，部分精彩内容在社区定期更新，敬请关注。】

1. 1940年11月12日，希特勒接见莫洛托夫，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目的，他说：

美国今天执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它不是为英国进行斗争，而是为了把不列颠世界帝国搞到手。它帮助英国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此刺激自己的军备，靠获得军事基地来加强自己的军事强国的地位。这里说的是未来，当这个与英国一模一样行事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时候，其他可能受到它伤害的国家应该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这不是近来的事，不是1945年的事，也不是1970年或1980年之前的事，这是遥远的事，到那时，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要严重威胁其他民族的自由。[1]

希特勒告诉莫洛托夫：应反对美国“靠牺牲欧洲利益而获得好处”的所有企图。美国无论在欧洲，还是在非洲和亚洲都应该规规矩矩，什么也不应该插手。[2]1941年，希特勒在向苏联发起进攻前，对其部下说：

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将落入美国的魔掌，它现在还未能预见。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美国人要在这场战争中做一笔极大的生意。[3]

读了这些文字，就明白了2015年初，德、法两国为什么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前途召开“明斯克会议”。

2. 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的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4]，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5]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6]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美国向国内黑人推出马丁·路德·金以及更早的满清王朝向汉人推出武训的政策的透彻说明。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7]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

拿破仑

3.正如资产阶级在一次次失败后认识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一样，无产阶级在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的血泊中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性。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8]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

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反对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他们的欧洲老师相比显得很没底气[10]。目前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般地承认并欢迎“中国崛起”，但他们只将中国崛起归因于文化、科技等普世层面，而不承认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崛起中所起到的“保驾护航”的托底作用。为此，他们便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分歧：他们要求改革的对象恰恰就是中国人民“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11]的无产阶级专政，其核心就是取消或变相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抽掉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偷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异化为不能实践的“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12]。在这方面，列宁与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划出了界线。列宁说: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13]

这个理论在中国根据国情还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毛泽东同志说：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14]

毛泽东坚持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15]。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虚化为任何人都可把玩的艺术品，但“国家不是艺术品”[16]。没有专政，何谈国家，没有国家，共产主义就只能永远是天边彩虹而不是保障劳动获得解放的新制度。所以邓小平说：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7]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的焦点，也就在这里。

4.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决定辞职时说：“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次政治演说了，可说是天鹅的绝唱。”[18]27年后，戈尔巴乔夫终将这份原本是个人的“绝唱”变成国家的挽歌。基辛格看出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19]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更是精确。1959年12月，他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20]

从1959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前后仅有五年时间。

5.1941年12月16日，英国外长艾登向苏联提交了一个议定书文本，苏方提了两个议定书文本。斯大林评价说：艾登提出的文本很像一份声明，相反，苏联政府提出的是两份条约。声明是代数，而条约则是简单的实用算术。我们需要算术而不需要代数。艾登听到这里笑了起来。斯大林补充说：代数是一门很好的科学，他对它充满敬意，“但是现在，在目前具体情况下，我们情愿要算术。”[21]

​6.英国人以精明崛起，也因精明而衰落。1944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一位共产党政治家说道：“丘吉尔连你口袋里的一分钱都不放过，而罗斯福可不是这样，他只把大票子掏走。”[22]

7.1937年7月，罗斯福总统邀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华盛顿共商合作方案，张伯伦拒绝并留下一句名言：“除了甜言蜜语，最好别依靠美国人任何东西。”[23]

富兰克林·罗斯福

8. 美国着手剥夺英国对地中海的制海权这项工作的时间起点，就是德黑兰会议，尤其是会前罗斯福与斯大林会晤中针对英国形成的战略默契。1956年美苏联手利用苏伊士运河事件将英法逐出埃及。失去埃及，英国也就失去了印度洋。罗斯福明白，仅凭美国一家是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任务的，而有能力与美国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苏联。因此，将东欧让给斯大林，对罗斯福是一举两得的事，而对斯大林则是正中下怀的事。如果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是在战时打败德日法西斯目标下走到一起的，那么，罗斯福和斯大林则是为了战后瓜分英国世界财产的目的而走到一起的。

9. 苏洵在《六国论》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合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联军，罕有成功者。”[24]公元211年7月（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关东，后对诸将说：“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25]曹操在《蒿里》一诗中道出“联军”的内在矛盾及其“纸老虎”本质：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26]。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27]。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28]

诗的意思是说，关东义士起兵讨伐那些凶残的人。最初约会各路将领订盟，同心讨伐长安董卓。各路军队汇合以后，各有各的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势利二字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袁绍的堂弟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玺。战争连续不断，士兵长期脱不下战衣，铠甲上生满了虮虱，众多的百姓也因连年战乱而大批死亡。尸骨曝露于野地里无人收埋，千里之间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不过剩下一个还活着，想到这里令人极度哀伤。

10. 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能打赢战争，但不善于运用胜利果实。俄罗斯人仗打得出色，但不善于缔结和约，往往吃亏。”[29]从德黑兰会议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汲取以往俄罗斯人谈判的经验教训，在这次战争谈判中所获甚丰。与轴心国的那几个赳赳武夫不同，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利益所得绝大部分是在谈判桌上而不是在军事征服中获得的：第二战场在法国北部开辟使苏联将东欧纳入其势力范围并以1939年的边界线与东欧国家分界。正因此，时任“霸王”行动盟军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于1945年3月28日致函通知斯大林，他不会挥师向柏林前进，并且建议美苏两国军队在德累斯顿附近会师[30]，在达达尼尔海峡，苏联也获得了自由进入的权利。在远东地区，斯大林获得了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以及将来占领日本一些岛屿的权利。

参考文献：

[1]《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2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页。

[2]《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2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7页。

[3]［德］尼·冯·贝洛著，张连根译：《希特勒副官的回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页。

[4] 舍伊赫，阿拉伯游牧部族的首领和农村中的长者称号，埃及等国某些伊斯兰教派的教长也称舍伊赫。

[5]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是当时带领埃及人民抵抗拿破仑的军事首领和民族英雄。

[6]《拿破仑文选·下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7页。

[7]［俄］列宁：《无产阶级的军事纲领》，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2页。

[8]《马克思致约·魏德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9]［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10]“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11] 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1503页。

[12]“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俄］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页。

[13]［俄］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1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页。

[1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

[16]［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8] 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9]［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20]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页。

[21]《艾登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记录》（1941年12月16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

[22]转引自［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23] 转引自［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24] 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

[25]［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6] 嗣：后来。还：同“旋”，不久。自相戕（qiānɡ）：自相残杀。当时盟军中的袁绍、公孙瓒等发生了内部的攻杀。

[27]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绍谋废献帝，想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并刻制印玺。玺，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用的印章。袁绍的异母弟袁术于公元197年（建安二年）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立为帝。

[28]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4页。

[29] 转引自［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30]［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