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成功实施的关键核心基础是70年代初的四三项目

八十年代只要开个会，搞个家庭承包责任制粮食就会自然多起来么？？？？？

靠的是70年代初“四三方案”，六七十年代大规模的兴修水利！！！！！！！！！

所谓“四三方案”，是“文革”后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由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的“旨在改善民生的”对外引进方案的简称。因该方案提出“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拟用三至五年时间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为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而得名。亦称“43方案”。

这一方案，于1973年初经周恩来总理呈报毛泽东主席后，很快获得批准并开始实施。由此成为我国继五十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又一个大规模的技术引进项目。这些重大引进项目，于1982年实现了全部投产，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

早在抗战时期，我党就认识到了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的重要性。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时就指出，未来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有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

由于美国坚持继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我实施敌视封锁政策，致使毛泽东不得不把寻求外资和技术引进的对象转向“苏东”方面。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与苏方举行最高级会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经济援助问题，最后与苏联签署了向中国提供贷款等协定。至1954年，我国先后与苏联签订了156项援建项目。这些项目，于1955年在“一五计划”中颁布，通称“156项工程”。

进入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我国对外贸易呈萎缩状态。此时毛泽东一度考虑扩大从西方的经济引进。他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1964年1月7日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

但因西方国家的持续的经济封锁，我们仅从法国、英国引进了一批汽车和石油化工制造设备。至“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国对外引进工作几乎限于停顿状态。

进入70年代后，西方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成功打开了西方对我制裁封锁的突破口。接着，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与此同时，我国国内自“九一三事件”后也开始纠正“文革”中的部分左倾错误，这为我国扩大对外引进创造了有利的内外条件。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期间他派工作人员到街上调研。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其中有位工作人员排长队买了一条“的确良”裤子，回来后向毛泽东汇报，说：“为了买条‘的确良’裤子，千辛万苦排了半天队……”这使毛泽东颇为感慨。随后，他把周恩来找来，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说：“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

于是，周恩来此后几乎每年都要亲自主持召开一次全国棉花会议,要求主要产棉县的县委书记必须参加,会议的主题就是：各地要多种棉花、多卖棉花给国家。

但即使这样,就当时中国的棉花产量来说，每年也就大约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用棉花,再扣除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仍然不能满足国内生产需求。另外，扩大种棉面积还有一个粮棉争地问题,要扩大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影响吃饭问题。

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都是走“发展化纤工业、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于是，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解决我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向中央写报告，建议“实行天然纤维（棉花）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化纤主要是合成纤维,其技术问题国内解决不了,只能发展粘胶纤维、维尼纶纤维。但这两种纤维质量不好,品种适应面很窄,不受群众欢迎。而最受群众欢迎的涤纶(民间叫“的确良”)、腈纶(民间叫“人造羊毛”)等纤维还非常少。

为此，毛泽东再次找来周恩来，问他能不能搞点化纤。甚至还诙谐地说：“买件‘的确良’还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当周恩来说搞化纤的技术我们目前还不行时，毛泽东问：“能不能买？”周恩来答：“当然可以。”于是，周恩来便向李先念、余秋里等传达了毛泽东“我们也搞点化纤”的指示,要他们抓紧研究有关问题。

就这样，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工作，正式提上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议事日程。

（二）

应该说，在我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国家经济建设水平相比，提高不快，甚至还有些缓慢。其中的原因，除了因为国家穷、基础差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建国之初那种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党和毛泽东把我国经济发展重点放在首先解决重工业、军事工业等基础工业的建设上了。

五十年代我国引进苏联的“156项工程”项目中，主要是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项目，重工业占到97％。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形成了我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增强了我国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的能力，并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后来，毛泽东又决策进行“三线建设”，解决了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问题，同时还自主研发出了“两弹一星”等，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国际关系的缓和，结合当时实际，毛泽东开始考虑将我国经济的发展重点，转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上。为了集中资金，毛泽东甚至还亲自拍板，决定下马自1967年就已经开始了的“曙光号”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工作。毛泽东说：搞飞船太费经费，“宇航员这事要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就这样，自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着手进行技术引进，解决发展农业、化纤等有关“民生”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与李先念、余秋里以及后来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响应号召，大力推行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决策。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中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份报告。

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５月５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大型钢板轧机，8月6日国家计委正式提交了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1.7米轧机报告。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６亿美元的２３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审查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３３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报毛泽东批准。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四三方案”。该方案很快获得毛泽东批准。

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我国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1.7米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一批大型石油化工项目的引进和建设，既为从数量和质量上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工业现代化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1972年和1973年相继恢复领导工作的陈云、邓小平，对“四三方案”的引进和建设给予了坚决支持。陈云说：在购买设备时要注意考察，“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提醒要借鉴旧中国永利化工厂购买旧设备的经验。邓小平恢复副总理工作后，对此也十分关心。刚刚上任，他就关心1.7米轧机工程，亲自到武钢视察，提出“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并称赞说：“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

在“四三方案”的带动下，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等。

“四三方案”的实施，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也后来我国经济腾飞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三）

当然，我国这次大规模引进工作也存在或暴露出了一定问题。比如在“四三方案”项目中，约有2/3出现基建拖期长、投产后一时生产不正常、有的项目产品服务对象落空、开工率不够高、经济损失大等状况，有相当部分大型引进工程所需配套条件未能及时落实。许多引进工程遇到了外部配套条件没有按要求及时提供的问题，有的影响引进工程按计划进度试用投产，有的在建成后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有的被迫进行原料路线的改造或重新组织设备进口的工作等。同时，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扩大和重复引进以及全套引进和消化吸收改造不够等问题。其中，重复引进尤以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初引进成套设备13套，后来又引进了6套，可以称得上是“引进再引进，重复再重复”，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出国考察回来后，一方面带回了大量有用信息，引起了中央高层对吸收借鉴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关注和思考；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或助长了一些人盲目迷信西方，甚至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问题和思想倾向。因此，当时左的思想比较严重的人曾提出“还是要坚持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并开展批判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等。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和当时我国长期处于东西方冷战对抗形势下，人们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有关系。意见、分歧都是正常的。只要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些鸡毛蒜皮的细节问题并不值得我们过分渲染和大惊小怪。当然，在临近“四届人大”召开之际，“四人帮”等人企图干预重大人事安排，利用引进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问题，攻击并妄图再次打倒邓小平等领导同志，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总之，在笔者看来，上述意见分歧大都还是些枝节问题，引进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主流。总体来看，“四三方案”是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的。

首先，通过引进，大大缓解了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占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1977年底，13套大化肥项目，已有7套投产；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这对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在穿的方面，到1982年4套化纤项目全部投产，大量的涤纶、腈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塑料制品解决了中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因此也才有了1984年中国布票等票证的取消。

在能源动力方面，43套综合采煤设备从1974年开始投入使用后，生产水平不断提高。采用引进发电设备建成的发电厂，不仅提高了火电厂发电机组的等级，而且缓和了华北、东北地区电力紧缺的矛盾。在原材料方面，武钢1.7米轧机从投产到1983年底，共生产钢材556万吨，平均每年产量增长26.6%。其中，冷轧、热轧、硅钢片三厂的产量分别以27%、31%和36%的平均速度递增。1983年，薄板产量占全国产量的37.1%。另外，塑料、合成橡胶、洗衣粉等多种化工产品的产量也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另外，这批项目建成投产后还节约了外汇，降低了消耗。以前，这些项目所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依赖进口。如在1.7米轧机投产以前的三年中，国家仅进口镀锌板、镀锡板和硅钢片就花费外汇5.5亿美元，相当于引进1.7米轧机用汇额的91.7%。而从1979年到1984年，1.7米轧机共生产代替进口的商品材268万吨，节约外汇26.9亿美元，相当于引进设备费用的3.3倍。

同时，在“四三方案”引进设备的产品中，后来还有相当的数量打入了国际市场，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另外，引进设备技术性能高，从而减少了单位产品产量的物质消耗，仅1.7米轧机的镀锡工艺，每生产1吨镀锡板只消耗锡7公斤，比国内原有的生产工艺降低消耗72%。

其次，通过引进，使我们真正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有了更多了解。这次大规模引进，是新中国第一次同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交流与合作，引进项目绝大部分属于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因此极大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如1.7米轧机，不仅提高了轧钢技术，而且吸收了金处理、陶瓷化工、液压传动、信息传递、能源介质、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新工艺和新技术。

最后，通过引进，培养了大批技术、管理和外事人才，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是我们从西方学到了许多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比如怎么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问题等。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贸骨干人才，也是在参与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人员中成长起来的。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毛泽东、周恩来等根据有利的国内条件和国际形势，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并利用这些引进设备，兴建了一批大型工业项目，成绩是主要的。虽然引进和建设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但整体来看，这批项目的相继建成投产，推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洋跃进——800亿美元疯狂计划

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其中只有一个陕西咸阳显像管厂是电子项目。政治局讨论时，大人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大人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

1982年，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前后总计达到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

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甩给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电子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1983年以前，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赖于财政拨款，企业资产负债率较低，大致在30%左右。

第二年，中央决定将财政拨款改为贷款，即拨改贷，目的是使企业直接承担还债压力，从而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这一原本出发点是好的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得新建企业资金来源全部是贷款，其中包括拨改贷（政策性贷款）和商业贷款。资产负债率100%，企业没有资本金；原有企业新建项目的资金也全部是贷款，企业资产负债率迅速增加。

当年的改革亲历者之一，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此有着直观的体会：“企业还处在建设期，就背上负债，好比小孩刚出生，还没有自理能力，就让他去给父母干活。所以后来的债转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对1984年拨改贷政策的拨乱反正！，这才是真正的政策背景”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市场短缺以及供不应求，国有企业大量借贷进行项目投资，尤其是1992年以来，企业的大量项目投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更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的主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