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多花钱”？

【本文原标题“互联网反垄断，只是中国经济大变革的新起点”，风闻社区进行了修改】

文/财经奇谭

每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是下一年中国经济的风向标，而今年的会议格外有新意。会议公报用整整一段话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从社区团购到互联网金融，毫无疑问，阿里腾讯美团等大平台首当其冲。先用资本杠杆占领市场，再凭借垄断地位抬升价格，甚至把老百姓一起绑定在高风险的金融游戏之中，这样的商业模式危害性不言而喻。

不过，如果我们把互联网巨头们理解为反垄断的唯一对象，那就大大低估了中央的深意。

危机是垄断的放大器，这是市场经济下的基本规律。疫情侵袭之下，从互联网到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危机，大企业趁机跑马圈地的现象屡见不鲜。

大企业垄断强化的另一面，必然是财富分配不均衡。到11月为止，CPI已经进入通缩区间，显示出老百姓基本消费需求不振，可是从海南免税店的红红火火，到深圳豪宅万人摇号，高端消费却似乎比疫情之前更火热了。这显然不仅仅是几家互联网巨头造成的。

在这种背景下，“需求侧改革”被中央提上了日程。

为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四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事实上，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西方国家也一直在进行，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它们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趋势。垄断只是表象，只有弄清楚问题的根源，才能药到病除。

而解决危机的关键，就藏在“需求侧改革”之中。

尽管在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需求侧改革”被“需求侧管理”所替代，显示出在经济复苏基础仍然脆弱的当下，稳定仍然是明年的首要任务，但放眼未来，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已被提上日程。

如何让老百姓愿意买、买得起？

凯恩斯的无奈

经济学中其实长期存在一个老概念，也叫作“需求管理”。它可以被看做凯恩斯主义的核心。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对美国“大萧条”的反思。简单来说，“大萧条”的原因可以被那个著名的“倒牛奶”案例所解释：工厂生产的牛奶（供给）太多了，市场上却没有人买（需求），供需失衡。那么解决之道，要么减少供给，要么扩大需求。

减少供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为这意味着经济总量的下降，所以凯恩斯认为，预防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需求管理”：通过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让市场上的钱（需求）变多，从而让供需重新回到均衡。

在战后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在执行着凯恩斯的理念，中国也不例外。在国家行政学院的官方阐述中有这么一句话，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主要是需求侧管理。” 

从需求管理的角度，也可以解释中国过去20年大部分的经济现象。

社会总需求有4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后两项难以调节，需求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前两者：消费和投资。

首先说说投资，我们听过无数次的“四万亿”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先后都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

这意味着，政府和国企主导的投资是拉动需求的主力，基建是最方便的发力方向，“四万亿”成了中国经济绕不过去的话题。

积极财政带来的问题是债务扩张。“四万亿”本身并不是什么天文数字，真正的问题是，“四万亿”中地方政府承担的部分，是通过杠杆实现的。

在“四万亿”政策中，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只有1万亿出头，其余3万亿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没有从财政上直接拿出这笔钱，而是组建了大量融资平台，其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是银行贷款。

图片来源：五道口金融学院

理想状态下，投资可以带来收益，从而偿还贷款，但是很显然，基建投资带来的收益如今是越来越低了，经济增速远远跑输债务增速。地方政府在此后的几年中，始终没能还上这笔贷款，借新债还旧债成为唯一的选择。

“借新债还旧债”比例飙升 图片来源：五道口金融学院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货币政策并没有持续宽松，在2010年出现经济过热后就已经开始收紧。地方政府从正规渠道借新债不再可能，只好转向非银行融资渠道，也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的借贷成本是远高于正规银行的，一个小小的独山县债务为何能滚到400亿，原因就在于此。

除了借新债，地方政府剩下的另一条还债之路，就是“土地财政”了。甚至有官员公开喊出“买房就是爱国”的口号。

“壮士断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供给侧改革

如果断了投资这条腕，需求管理的方法，就只能是刺激消费，让老百姓更愿意花钱。

在基建投资主导需求的时代，供给自然也是围绕基建发展的，河北一个省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任何一个其它国家。

但你没法直接把梳子卖给一个和尚。要让老百姓多花钱，首先要让供给端生产出他们爱买的东西，这就是“供给侧改革”。

过去5年来，媒体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叙述，往往都会抓住一个核心概念——去产能。这个解释很容易跑偏。

去产能，去的是传统大基建行业产能，是钢铁、煤炭、建材中的过剩产能，以及消费品行业中质量低下的那部分。

但是别忘了，供给侧改革的完整表述是：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将宝贵的资源要素从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和‘僵尸企业’中释放出来，理顺供给端，提高有效供给，创造新的生产力。”

供给侧改革目的依然是要扩大总需求，手段是创造新供给，结果是让消费代替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

2010年以前，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但是最近10年，消费重新成为主导 数据来源：东财choice软件 

于是，我们看到了棚户区改造规模快速翻倍，拆除旧房子，供给质量更好的新房子。棚改中货币化安置比例也迅速提高，形成新需求。

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如果说房价上涨只是被动扩大消费，那么消费品行业的集中度提升，则是更广泛的主动调结构。

2019年，董小姐实名举报竞争对手奥克斯空调质量不合格，奥克斯被“顶格”罚款10万元。

就在很多人觉得这个罚款不疼不痒的时候，过去几年销量复合增速超过20%、2019年成为京东618销售冠军的奥克斯，2020年线上市占率同比大幅下滑17.56%。

2020上半年空调行业市占率 图片来源：奥维罗盘数据

举报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击垮奥克斯的是格力、美的们的价格战。不仅仅是奥克斯，事实上今年几乎所有中小品牌的市占率都是下降的，格力、美的却快速扩大优势。

经历了一年的激烈厮杀之后，如今巨头地位进一步巩固，于是——他们重新开始涨价了。

2019年3月至今空调销售均价走势 图片来源：光大证券

类似的故事，从牛奶、火锅、手机，到整个房地产和互联网领域，都在不断上演。涨价是阶段性竞争后的“赢者通吃”，“涨价去库存”也成了中国近几年的一个典型现象，本土巨头一方面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好产品，另一方面也通过挤出中小竞争者，掌握了更大的定价权。

某种意义上，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之处。用优质产品吸引消费者释放需求，也帮助国内各行业龙头提升利润水平，刺破债务泡沫的同时，仍然扩大了社会总需求，让中国经济保持了合理的增速，也让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不断爬升。

但供给侧改革绝不是终点，中国经济仍然存在隐忧。

马克思的超越

相信很多人已经意识到，隐忧在于垄断。

供给侧的大企业垄断，体现在需求侧，就是财富分配不均，两者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新冠疫情黑天鹅，让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企业利润的恢复速度明显快于社会零售的恢复。

但是高价值商品的销售，看上去并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汽车、通讯器材、化妆品等高端消费恢复速度，明显跑赢社会总体消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乘用车销量增速迅速反弹，9月份之后已超过2018、2019年同期

豪华车销量增速已经运行在几年来的高位，远超乘用车整体增速

房地产销售也在明显回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 2016-2019年，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疫情恐怕会进一步拉大两者之间的差距。

西南财经大学甘犁团队对大量不同阶层家庭的财产状况进行了长期跟踪，他们今年8月的调查显示，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明显更大，年收入在3万以下、3-5万、5-10万、10-20万、20万以上的家庭，7月份的月现金收入分别同比下降21.3%、13.9%、9.7%、8.5%和3.3%。

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个观念是，尽管贫富分化会产生社会、政治问题，但它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是有好处的。但美国多次经济危机中的实际表现，让人不得不对此表示怀疑。

每一次危机到来，美国都进行了大量放水，经济活力却不断下滑。原本，一个经济主体负债越高，风险就越大，那么它发行新债务的利率就应该越高，但是各国的国债利率恰恰相反，债务越大的国家利率越低。这说明政府印出来的钱，更多地被储蓄起来，而不是转化成有效需求。

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私人储蓄率都维持高位，投资却在下降 图片来源：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

一个看上去有点违反常识的道理是：富人比穷人更不爱花钱。

从上图明显可以看出，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私人储蓄暴增，显然，美联储放水养肥了大量富人。但是这些富人（包括大型企业）既不会把钱全部拿来消费，甚至也不愿意投资。

图片来源：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

疫情之后关于是否应该给穷人发现金的讨论中，大量观点认为穷人喜欢储蓄，所以发现金无助于刺激消费，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觉。同样在甘犁团队的调查中可以看到，中国低收入家庭的负债率，也远高于高收入者。

图片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因此，垄断和贫富分化才是经济长期陷入需求不足危机的根本原因，富人和大企业囤积了大量社会财富，却无法转化成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个道理马克思早有论述，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超越。

凯恩斯扩大社会总需求的目标仍然是没错的，只不过各国政府开错了药方。总体的、不加区分的放水并不能真正扩大总需求，反而让垄断不断加剧。只有保证这些钱到达穷人手里，才有意义。

我们再来看“需求侧改革”的论述，“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分配领域的改革将成为重中之重。在这方面，确实也有巨大的改革空间。

例如，在税收制度上，我国更多是对工资性收入收税，对富人更大的财富来源——资产转让收入的收税仍然不足。

在养老和医保制度上，我国基本完成了人口全覆盖，但是保障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卫生、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还有很大提升余地。

此外，以现金补贴口径计算，我国由财政给予老百姓的转移支付不到GDP的0.5个百分点，大概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疫情让垄断的问题暴露无遗，也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需求侧改革”，意义重大。若中国能就此探索出一条长期抑制贫富分化的有效途径，也将是对西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全面超越。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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