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的学生，如何推动中国治理模式新进化

30多年前，正值壮年的拜登最热衷的活动之一，就是对遥远的中国事务发表评论。

但是当他亲自站上中国的土地，一位复旦学子当面回击了他：决定中国未来面貌的，是我们这些牛顿的学生，而不是你或者任何一个在波托马克河畔工作的人。

波托马克河畔的人，喜欢经由利益集团的博弈去改变规则。但远居欧洲的人文巨人牛顿恰恰相反。在牛顿眼里，人类社会是一台精密钟表，上帝已经为它制定了完美的运行规则。请一位老师傅维护好每一颗齿轮，它的运行就会分毫不差。

可是，社会的齿轮千千万，仅凭人力去维护，是可能的吗？

中国的牛顿学生们，正在试图提供一种答案。

城市大脑

2019年3月，时任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深圳，参访了深圳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之后，直呼“大开眼界、心情澎湃”。

韩国瑜参观深圳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这里是深圳新型智慧城市的大脑，驱动大脑的是一套华为开发的数字政府系统。巨大的LED屏上，从交通、天气、自然灾害、安全隐患，到治安事件、市民投诉、行政审批，乃至全市的经济数据、企业信息，全都实时呈现在城市管理者的面前。

深圳龙岗区智慧城市管理中心

看到这个场景，每一个模拟城市爱好者恐怕都会摩拳擦掌。谁能料到，解锁最高难度关卡的关键，是成为一名公务员？

城市智能体展示：便民服务系统

对于应急管理来说，这套系统简直是终极效率之王。只需坐在屏幕前，你不仅可以看到事件发生的精确地点，瞬时分派人员处置，还可以通过视频信号全程监督多个不同事件的处置过程。

城市智能体展示：城市管理事项的实时视频监控

支撑起智慧城市大脑的神经系统，是城市中海量的摄像头。根据深圳市“雪亮工程”的规划，到2020年底，全市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安装各类摄像头200万个。即使把荒郊野岭算进去，这也意味着平均每个半径18米的圆形区域内就有一个摄像头。

最近，广东一起交通事故上了热搜。一辆在高架公路上行驶的小汽车，遭撞击后翻滚坠落桥下，万幸的是，因为车上5人全部系了安全带，均无生命危险。

这起事故的背后，是广东省今年严查不系安全带行为，很多高速入口处，都可以看到“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罚款200元”的专门提示。从7月到9月，交警查处的车辆中，99%以上都是因为未系安全带。后排安全带怎么查？绝大多数都是靠摄像头和电子警察系统自动识别。

摄像头的功能不仅仅是全天候提供视频监控，节约地面巡查人力。借助AI技术，电脑系统正在取代坐在指挥部里的管理人员。如今，对于交通违规、占道经营、废弃物排放和山体滑坡等简单场景，AI算法的识别准确率已经相当高。当AI识别到应急需求后，算法甚至可以参照过往类似事件的处置流程，自动做出决策，直接分派相关单位人员前往处置。

应用了这套自动指挥系统之后，深圳交通拥堵程度下降了8%，警方执法效能提升50%，指挥效能提升25%。城市大脑+摄像头神经系统，正在切实改变着中国城市的运行方式。

城市智能体展示：AI自动识别治安、城管事件

AI治水

除了图像识别，AI算法更具潜力的应用场景是人脸识别。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与年轻的深圳相比，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苏州，平添了不少历史的厚重，保留着独特的江南水乡风韵，每天迎接着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

然而，这座“东方水城”的灵魂，正在不堪重负。位于苏州古城核心区域的平江河如今污染严重，商家游客向河内乱扔垃圾的行为屡禁不止，执法人员难以时时巡查，只能被动打捞，保洁员平均每天捞出的污染物多达500公斤。

2014年，事情起了变化。这一年，苏州被列入全国智慧水利城市试点，在平江河上建设了高清视频监控系统。这套系统最初的功能，是用算法自动识别监控图像中的不文明行为，如倒垃圾、洗拖把、洗衣服，再由工作人员上门执法。目前，这些行为的识别准确率已经达到80%以上，基本满足管理需求。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苏州治水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可以自动标识出哪些人是“惯犯”，哪里是“肇事”高发地，提前分配执法人员，并对“惯犯”进行更进一步的教育和处罚，防患于未然，实现真正的精细化管理。

在社会治安领域，人脸识别同样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几年中，全国多个城市都在小区门禁系统中大力推动人脸信息采集，这些人脸数据最终将汇聚在警方手中。

社区智慧警务系统的四层监控

通过AI自动分析，警方将为小区中的每一个居民建立档案。居民什么时候搬入小区，什么时候搬走，无需入户调查就能知道，整治群租更加方便。更进一步，这套系统可以识别出每一个居民的生活规律，几点上下班，几点出门散步，甚至你失业了AI都可以察觉。通过同行人员分析，AI还可以知道你的社交圈子。

大数据构建主动预警能力

有了这套系统，警方将对辖区内的人员流动状况了如指掌，随时掌握重点关注对象的活动状态，提前预测治安案件发生的概率。

双刃剑

精细化管理，并非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新事物。某种程度上，智慧城市是中国早已存在的网格化管理的数字升级版本。

在北上广深等先进城市，网格化管理大大提升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以北京东城区为例，2004年，全区被划分成1593个“一万平方米网格”，相当于每个网格边长只有100米，共配备了350名网格员。当年，东城区城管系统平均每周能够处置的问题数量，从77件大幅提高到390件左右。

然而，学者调研发现，网格化管理取得巨大成效的地方，主要是治安、占道经营、环境污染等管制性职能，但在涉及到公共服务职能的领域，网格往往被异化为单纯的维稳工具。

例如一篇论文提到，作者到X市Y区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心访谈时，发现网格实施方案、领导讲话中，“稳定”“监控”“综治维稳”等词语出现频率最高，却罕见“服务”二字。H市Z镇党委书记反复强调，“稳定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虽然“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有本事”的说法过于绝对，但出事肯定就是不稳定、没水平、没本事。

有学者担心，一旦网格化管理背离初衷，让维稳成为唯一目的，将带来“现代保甲制”的风险。

“保甲制”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当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开西方“保甲制”先河时，他有着充分的理由。

公元3世纪的罗马，版图广阔，西起不列颠尼亚湿冷的森林，东到叙利亚严酷的沙漠。然而，此时的罗马皇帝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危职业。

从公元235年到公元284年的49年中，罗马换了26个皇帝，最短的一人只在位21天。其中只有一人是自然死亡，其余皆死于兵变和暗杀。帝国徒有虚名，疆域早就超越了凡人能够掌控的范围。

直到巴尔干奴隶之子戴克里先篡夺帝位，先与一位多年的政治盟友分享帝权，又创造了四帝共治体制。罗马每个行省都被一分为二，各级官僚都扩充一倍。人均辖区减半，终于能勉强应付日益繁杂的行政事务。

戴克里先的另一项改革意义更为深远。他严格规定“子承父业”，农民的儿子只能成为农民，铁匠的儿子只能成为铁匠。由此，帝国大大减少了治安风险，并牢牢掌控了税基。

戴克里先成功挽救了中年罗马的政治动荡。不过，他的种种手段也进一步加重税负，压制上升通道，为欧洲中世纪的停滞不前埋下隐患。

精细化管理，终究是一把双刃剑，管理者必须在当下和长远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令人乐见的是，主政者们已经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实践。

“基层吹哨、部门报到”

网格化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否定它的理由。事实上，网格存在的最大问题，恐怕不在网格本身，而在于网格未能发挥全部的潜力。

在中国法律文本中，社区原本是基层群众自治机构，但在实践中，却逐渐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科层化特点。处在社区之下的网格员，虽然一部分是来自于退休人员、志愿者和兼职工作人员，没有行政编制，但无论在群众眼中，还是上级政府眼中，他们跟公务员并无太大差别。

科层化带来的后果，是网格员往往只能被动执行一套自上而下推动的“处置”措施，消灭表面矛盾，完成“100%处置率”的考核任务。至于“处置”措施本身是否合理，缺乏来自底层的监督和反馈。

最近的例子就是杭州健康码事件。用红绿码来标识民众接触新冠疫情的风险，原本并无争议，但是当杭州试图将健康码的监测范围推广到其它非传染性疾病，甚至运动步数的时候，就引起了广泛担忧。

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对于政府采集数据本身并不反对，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这些数据会不会被用于某些形式主义的健康评比？相关部门会不会为了改善数据，推出某种让群众难以完成的健身要求，甚至对不达标者采取歧视性政策？

在运动不足的问题上，根本原因往往在于工作时间过长，或者运动设施不足，但这些结构性根源既不能被摄像头发现，群众也很难主动向上反映。

网格员原本是最适合成为政府和民间沟通桥梁的人选。有时候，民众最需要的不是网格员解决问题，而是“不解决”问题，把问题和建议提交到更高层面，调动更多资源，或者推动法律法规的整体改革，治病除根。

但在科层化体制下，网格员要么是被大量琐碎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要么是发现了问题，却没有权力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幸运的是，数字技术为此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北京市网格化管理开始了新一轮进化，“基层吹哨、部门报到”是其中最大的亮点。原来区级的召集权、指挥权、考核权、评价权，首次被赋予乡镇，只要乡镇“吹哨”，各执法部门必须响应，30分钟内“报到”。

深圳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百姓吹哨、部门报到”的口号。

深圳光明区白花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工业聚集区，有近90%的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很难跟上人口的增长。

但群众自治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可能。白花社区近期上线的小程序“微家园”上，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有了质的飞跃。通过“居民议事厅”版块，社区的公共政策会议可以向全民直播；借助“心愿墙”，群众不仅仅可以投诉碎片化问题，而是随意表达自己最根本的需求。基层党员和网格员不再以领导、公务员的身份示人，而是被称为“红小二”，随时响应居民呼唤。

公众社交平台越来越成为民粹催化剂的今天，熟人社区未尝不能探索出一种新的协商形式。

不过，正如一位基层社区工作者所说，便民工具好不好，还是取决于老百姓用不用。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的用户参与。要让群众对新的机制产生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群众自治是基层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牛顿的学生提供了工具，能不能用好，是对中国治理能力的下一场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