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九死一生不退，这里是我的祖国疆土

他们日复一日守着国土，在鲜有人至的地方生活，他们那份敬业、奉献与务实，“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里喝咖啡、品酒的人，很难体会得到。”

在海上与他国人对峙，对他们来说，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今天是国庆，让我们对这个国家里这些平凡的人们致敬。

“潭门镇”这个词，让对话氛围发生了微妙转折。

如果说在此之前，李国强的谈话风格以及内容是学术的，规整的，那么在此之后，不由自主的情感色彩就填充了进来。他频繁说到“我们”，我们渔民，我们渔场。

自1988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以来，李国强的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的边疆问题，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起初。海南省琼海市的潭门镇是他自90年代开始，一直保有联络跟踪研究的地方，“久久不见久久见，常见常新。”

潭门镇曾是一个渔村，现在成了一个小镇，有一个繁忙的渔港码头——潭门港。因博鳌论坛而声名鹊起的小镇博鳌与其相邻，同位于海南东部。这样的对比，让潭门镇显得有些落寞。但也不妨碍它在很多人心里的神圣地位。

潭门镇不大，有3万多人口，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驾船远行南沙捕鱼，守望南海疆域。最早给南沙岛礁取名的是潭门渔民，最早在南海长期从事经营开发活动的，也是潭门渔民。潭门渔民把南海视为“祖宗海”，他们是南海历史最直接的见证者。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船只在码头避风。

潭门镇的渔民是理解南海诸岛（南海诸岛原指西沙、中沙、南沙、东沙四沙群岛，由于东沙所涉较少，故多指另外的三沙）问题的枢纽。因为他们是极特殊的渔民，特殊在于作业方式独特：作业的地点是珊瑚礁，哪里有珊瑚礁，就奔向哪里；不撒网捕鱼，在珊瑚礁中的湖或边缘地带潜水作业；捕捞的海产品不以量，而是靠质取胜。潭门渔民捕捞的海参、鲍鱼、鲨鱼、海龟、玳瑁等海珍品（这些海洋生物有些现在已成为被保护的濒危物种，但过去并不是）大都生活在珊瑚礁中。

要理解潭门镇渔民为什么选择这种生存方式，需要了解南海的特殊性。一是南海比渤海、黄海、东海的海水透明度高，三沙一带的最大海水透明度可达40 多米，在水面上就能看到水下40 多米深处有什么。这是他们能在珊瑚礁中潜水捕捞海珍品的前提。再就是每年调转方向的季风：冬天，东北风把他们的帆船送去三沙；夏天，西南风又把他们满载而归的帆船吹回潭门镇。

潭门镇渔民去三沙的珊瑚礁中潜水捕捞海珍品的商业行为，无意中把三沙拴到了中国的版图上。他们用劳作，把南海中的曾母暗沙一带牢牢守护在中国的版图里。

这两者之间，是南北1600 多公里、东西几百公里的海域。有学者认为，他们的功勋之大，不亚于张骞通西域。

根据《更路簿》的记载，在没有导航仪之前，潭门镇渔民已经在今天的三沙开辟了完整的交通体系：既有繁多的路线，又有集中的交通枢纽和核心活动区域，已经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海上交通体系。正是潭门镇渔民自古以来在南海地区的捕捞活动，在曾母暗沙一带牢牢守住中国的版图。

他们是守护中国版图的功臣。

 《更路簿》是我国古代沿海渔民航海时用来记录时间和里程的书。现存《更路簿》最早手抄本产生于明代，详细地记录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各岛礁的名称、详细位置、航向和更数距离。

由于远洋捕捞危险重重，海难频发，潭门渔民有“父子不同船”的规矩，为的是渔家香火得以延续。镇上大多数人家都有亲属死于三沙的海难，一些人家的后院里还有“衣冠冢”（仅埋有死者的遗物）。

有人说，有潭门镇是中国的幸运。这里有“能看罗盘、望星象、辨海流”的真正的船长。这里的渔民拥有海洋文明的核心精神：敢冒险、敢向陌生领域前进、敢冲破束缚，追求自由。这里尚存一息海洋文明精神。           

李国强说他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下几十次地去海南，进“潭门镇”，与当地渔民成为朋友。从他们身上，了解历史，了解海洋文化，比如：兄弟公崇拜、祭海文化等。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比，他发现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相比内地人要充分得多。比如勤劳勇敢，吃苦耐劳。

每个渔民都是一部历史，你看他们一个个晒得黑黝黝。他们心地善良，热爱“祖宗海”，甚至有很强烈的主权意识。“他们认为只要我们在这个地方生产作业，就显示我们在这个地方存在，这是我们的。”

1983年，潭门镇渔民伍书光带着几个渔民，驾着一艘载重量只有9吨的小帆船前往南沙群岛。潭门镇渔民以前在南沙群岛捕捞海珍品后，有到东南亚去出售的习惯。但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开始“排华”运动，与中国产生外交纠纷，大陆政府因此禁止渔民前往南沙群岛。

那一年，中国还没有在南沙群岛建设一个岛礁，还没有一名战士——直到1988年，大陆才在渚碧礁建立起第一代高脚屋，在永暑礁建立了观察站。即使是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对南沙群岛的考察，也是在1984年才开始的。1983年的南沙群岛是什么状态？无人知晓。

所以，伍书光此举重新拉开了中国大陆重返南沙群岛的序幕。

渔民身上有很多书本上学不来甚至没有见到过的东西。而这些给李国强的研究提供了养分，同时纠正了以往研究当中的偏差。比如说李国强过去看《更路簿》时，上面记载说“大潭出航”。那么大潭在什么地方？

他到了潭门镇，进了村子，当地渔民指给他看，说，“这就是大潭。”大潭是潭门港，海面宽阔。当李国强站在海边时，联想到当年出海的壮观场景，有多少渔船从这个地方起航到西沙、南沙捕鱼作业。当看到兄弟公崇拜时，又想到有多少先人葬身大海。

“这不是文学创作，这都是活生生的事实。是他们曾经的生活。”

无论学术研究，还是现实维权，《更路簿》都是重要的历史证据，它是海南渔民南海航海作业的航行指南。一般来讲只有船长有，船长手拿一个罗盘，再拿一个《更路簿》就可以闯南海了。李国强认为应该创建“更路簿学”，并在做具体工作。

当下，人们会说，潭门镇渔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们和祖先用独特的捕捞方式，用在海上九死一生的冒险，把远在千里之外的西沙、中沙、南沙与中国连接起来。他们也用一条条记在心里、记在《更路簿》上的航线，把西沙、中沙、南沙的一座座珊瑚礁与中国连接起来，这一条条航线是潭门镇渔民用命连接起来的。

他们，让人心生敬意。但另一方面，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谋生方式，与现代社会的环保生态理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单之蔷曾于2013年撰文说，“潭门镇的渔民和他们的祖先，对中国贡献之大，应当载入史册，但如今他们默默无闻，生存窘迫。这使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李国强说这么多年来，看着他们困惑、挣扎、纠结、转型，“他们有大海一样的胸怀。”

不仅是渔民，还有海上工作人员。

曾有海上执法的渔政工作人员跟李国强讲自己的故事：十几个兄弟随时面临着如果对方开枪开炮就葬身大海的危险。他问自己能不能担得了这个责任？但是如果不往前冲意味着什么？守土失职。这是我们祖国的领土，我退缩，跟甲午战争逃离战场有什么区别？只能痛下决心，带领着兄弟们往前冲。

在海上与他国人对峙，对他们来说，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据了解，海上执法的渔政工作人员的补贴在当时非常低，长年于海上生活，婚恋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李国强说自己不是决策者，是研究者，就是研究这些问题，希望能够不断完善制度，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水平。“为他们呼吁，呼吁怎样才更合理地进行制度性安排，给予他们更好的保障。”

李国强有太多在中国边疆、边境工作人员的故事。他们日复一日守着国土，在鲜有人至的地方生活，他们那份敬业、奉献与务实，“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里喝咖啡、品酒的人，很难体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