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的春天在哪里？

从“社保费改税”时间表的确定，到个别地方对社保历史欠账的集中清缴，再到中央政府出面对清缴叫停，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众多中小企业经历了一次政策的过山车。众多因素叠加之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已经很大，此时，任何一种制度成本的过快增加，都可能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不是一个新话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是正常现象，但最让人不安的是企业的信心在发生动摇。影响信心的不仅仅是经济下行的压力，更是与对政策的预期变得不稳定密切相关。

其实，视野局限于“中小企业的生存”是不够的。人们只是出于思考和讨论的方便，才有“中小企业”的概念。中小企业的生存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们具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内涵：中小企业是就业主渠道，意味着它们是最重要的社会稳定器；中小企业是创新创业的主要载体，它们的发达程度本身就是经济能否走出困难的重要原因；同时，因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高度重叠，所以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民营经济的状况，而从社会层面来说，中小企业是中产阶层的主要蓄水池，这意味着一个中小企业的衰败，可能是一批中产下坠的开始。

支持中小企业，不是在支持别人，正是在支持自己。这是一场自救，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出手。

在经济领域的流行语境中，大型国企被认为是“国之重器”。其实，就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和金融体系的特殊性而言，中小企业同样堪称“国之重器”。

但这些年，中国的中小企业群体经历了诸多困难。

2008年的“四万亿”启动了货币大扩张，中小企业主开始“弃厂炒楼”。此后，在去杠杆的大潮中，中小企业再次面临金融系统的信用紧缩，融资现状不甚乐观。近期，中美贸易博弈还在继续，处在博弈最前沿的出口型中小企业更面临变数。

但近期以来，决策层已经越发认识到中小企业对这个国家的真正意义，各种改革和扶持的措施陆续推出。中国7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将可能迎来命运的转机。

  就业，还有本币币值稳定 

中小企业对社会稳定的意义毋庸置疑，而它对金融稳定的价值却容易被忽视。

9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上海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在这次调研中，刘鹤强调了两个关键词：一是创新，二是中小企业。

创新，一直都是高层关注的焦点，反复强调并不为怪，但中小企业被放在显著位置，则释放了不一般的信号。

刘鹤指出，目前我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坚持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此外，他还表示，要着力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对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

在今年6月，国务院已对“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做相应调整。领导小组组长由刘鹤担任，工信部部长苗圩、财政部部长刘昆、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高雨为副组长。

此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在官方信息中开始被反复强调。8月20日，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提到了中小企业的“六个稳”，会议指出做好中小企业工作，对“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具有重要意义。中小企业“稳就业”屡见不鲜，但和金融有关的几个提法，以前很少见到。

“稳定”是中国社会语境中的特殊关键词，那么，中小企业到底有什么“稳定”价值？在于两点，一是对于就业，它事关社会的稳定；二是人民币币值，这事关金融体系的稳定。后者比前者更隐秘，但同等重要。

首先，什么是中小企业？它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目前，我国主要根据从业人员、营收、资产等指标，对16个行业，结合各行业特点进行划分。

比如，工业企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收4亿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收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收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收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船小好调头，这种分散性和灵活性，决定了中小微企业总能随时顺应经济波动，“见缝插针”地实现自我发展，灵活地配置资金和劳动力，自然成为了群众就业的保证。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占我国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超过90%，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就业岗位，70%以上的发明专利，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此外，关于就业贡献数据的版本非常多，有的数据认为，在很多地区，中小企业解决城镇人口的就业比例可能在90%左右。

中小微企业对就业的重要性，一直都是各方共识，但另一个意义—出口创汇，并保证本币币值稳定，却长期被忽视。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出口创汇”曾长期被提及，但进入21世纪之后，这四个字逐渐被遗忘，似乎重要性不及当年。但这两年来，“出口创汇”再次凸显了其对中国治理和稳定的重要性。出口创汇的企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

出口创汇的原理很简单。比如，外贸企业A出口一批商品到美国，美国客户以美元支付货款，那么A在收到货款之后，会向中国国内的银行B“结汇”（把美元兑换为人民币），那么美元就到了银行B手中。

之后，银行B再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央行作为最大的外汇买家，从B手中买走美元，银行B则从央行手中得到人民币，而美元最后到了央行手中。最后，央行再将外汇“转交”外汇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和投资，于是外汇几经转手之后就成了外汇储备。

那么，外汇储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信用“双轨制”与融资难  

首先，外汇储备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干预工具，人民币遇到贬值，央行手中必须有足够的美元抛售，才能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特别是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下降到“3万亿美元”的水平，一些国际机构试图从做空人民币中牟利。但由于中国有充足的外储，所以中央银行完全可以通过对汇市的干预，挫败做空者。

外汇储备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另一个意义，或许更为重要。长期以来，经济学界有一种人民币“被动发行”的说法，即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信用准备。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央行在外汇市场吸收商业银行从出口型中小企业手中结汇而来的外汇，那么必须按照汇率支付给商业银行同等价值的人民币，就等于对商业银行发行了基础货币。

这种“发行模式”的关键是，人民币以美元为“锚”，即央行吸收多少美元，即发行同等价值的人民币。不过，对这种美元是人民币“发行准备”的观点，应该分两方面来看。

从法理上讲，人民币发行的信用基础是国家信用，而不是外汇储备。但另一方面，美元依然是全球最坚挺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被全球投资者认可的程度，和美元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那么，以美元为“发行准备”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全球金融市场日益平滑，国际资本流动壁垒趋于松动的时代，本币币值的稳定无疑是一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被动发行”模式，也是金融架构设计和金融监管的理性所在。那么，如何维护外汇储备的充实？

外储产生于两个途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一个是资本项目，一个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之下，主要是海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必须兑换为人民币才能在中国进行投资，这些被兑换的美元则通过外汇市场的交易，进入央行账户，成为外储。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近两年来，金融监管部门加大了吸引海外投资方面的政策力度，比如沪港通，以及可能开通的沪伦通等。此外，在以前管制严格的银行、证券、基金等领域，也放宽了对外资的准入限制。这种放宽，从长期看，是表明中国继续推进市场开放的决心，但从短期看，通过资本项目的资本流入，对增加外汇储备也有着立竿见影的效应。

当然，经常项目才是中国外汇储备产生的主要途径，主要通过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即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出口创汇”。因此，那些出口创汇的中小企业，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它们对本币币值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颇具讽刺的现实是，作为金融体系“功臣”的中小企业，却不断面临着融资难。

在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集团相比，它们的融资可得性都比较差，而且还融资贵（利率高）。因为，它们不如大企业那样有充足的抵押品和其他信用保证。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民营背景，这是一个特殊的“中国现象”。

在任何一份债务合约中，资金融入方的信用决定了风险，风险的定价体现为利率。在那些治理良好的经济体，金融市场中最顶级的信用一定是国家信用，如果以国家信用借款，无论在资金可得性和利率上，都将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因此，背靠国家信用的主体，即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以及其他“类国企”，比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铁工基”项目，都是金融市场的“一等公民”。而“非国有主体”则没有这种待遇。从本质上讲，这种信用定价的“双轨制”——国有信用和民营信用，正是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断加剧的关键所在。

山东省棉农们正在观摩棉花机械化作业。近期山东省德州市正在推行“无还本续贷”政策，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可以借新还旧，省去了高额的“过桥”成本。

  从解决具体问题开始  

某种意义上讲，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不能片面归咎于金融机构，这只是它们在信用“双轨制”之下的理性选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太强大，而且还在不断扩张之中，那么必然在信贷市场对非国企，特别是中小型的非国企形成强大的挤出效应。

国有企业扩张对经济的损害，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如此。欧洲大陆的两个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的对比，就是典型的例证。为什么德国比法国强？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少国人也非常推崇德国实体经济的坚挺和中小企业的蓬勃。

因为，法国是资本主义大国中，中央集权最强大的国家，核心大型企业在二战之后被逐步实现了国有化。在金融市场，国企和依附于国企的中小型企业在融资时，依托于国家信用，很容易享有融资特权。

相反，德国是一个分权国家，私营经济才是主流，所有企业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都是公平的。因此，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德国经济远比法国强大。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嘲笑法国，这个国家在每个领域都有德国企业的对应物，无论汽车、化工还是医药，但法国企业永远都是德国企业的“次级版”。而且，由于金融机构和国有信用的过度捆绑，法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也低于德国。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推出了国企大改革，改革的出发点是为国企减负。但换个角度看，国企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金融市场的信用定价改革，它在短时间内减缓了国有经济在金融市场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没有这一次改革，中国民营经济就很难有如今的成就。

8月29日，广东一家公司的工作车间内，技术人员在调试机器人。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目前我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国企改革的策略之一是“抓大放小”，即让国企尽量从那些民企可以做，而且做起来更加有活力的领域退出。因为，如果让国企和民企在同一个领域竞争，那么绝对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民企效率更高，但融资成本也高，而国企效率低，却有融资特权，那么这种竞争将是无序和混乱的，必然造成极大的效率损失，结果是谁也发展不起来。

因此，在国企大改革之后，中国的各级国资管理部门都严格地限制国企的“投资范围”，其目的只有一个，即避免民企和国企信用不平等的加剧，进而带来效率损失的扩大。

近期，刘鹤多次提到，要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显示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背靠国有信用的融资主体正不断挤压民营中小企业。因此，必须着手应对这个信用不平等的问题。

一些改革举措已在实施。《南风窗》曾报道，今年开始，山东一些银行针对民企提供了“无还本续贷”业务，这就是一种创新的改革举措。以前，民企在贷款到期之前，必须归还本金，才能重新从银行贷款。而国企，一般都可以自动续贷。于是，不少民企在贷款即将到期之时，必须去借“过桥贷款”。“过桥贷款”不少都从民间借贷机构借出，利率极高，是企业的一大负担。推行这项改革之后，意味着民企真正获得了和国企一样的“国民待遇”。

扶持中小微企业，减税很重要。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通过实施营改增，累计减税2.1万亿元，加之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市场主体减负3万多亿元。但对中小企业来说，税收和费用的减负只是策略的一种。

更重要的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小企业的信用劣势是这个群体很多困境的根源。着手缓解这个问题，是中国金融市场最大的价值勘误。但是，要真正解决信用的“双轨制”问题，还有赖于深层改革的不断推进。

资金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种要素的可得性和得到的成本，决定中国中小企业的未来。

寒冬已至，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