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时升任政府部长, 他为什么还要狠心砸掉公务员的铁饭碗?

来源公众号:栩然说(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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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网上都流传着一个经久不衰的段子:“不用多久,我就会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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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种“屌丝逆袭”的故事也就只有网上才有,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小之又小。

可偏偏在大约100年前真的有人做到了,但他后来又做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

他本是个来自湖南湘潭韶山冲的农家子弟,17岁时给父亲留家书一封就来省城求学,21岁时又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受到了恩师的赏识。

如果放到现在,这个恩师无论从学识来说,还是从社会影响力来说,都足以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

在恩师的引导下,他增长了很多见识,结交了很多社会上层人士,这些是在农村的环境里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叫“鲤鱼跳龙门”。

25岁时,他从学校毕业,本有着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可他却没有接受命运伸过来的橄榄枝,主动放弃了其他人做梦都得不到的“留洋镀金”机会。

33岁时,他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而妻子正是恩师的女儿,一个十足的“白富美”。就在这一年,命运再次向他伸来橄榄枝——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2008年初,国民党党史馆在整理当年史料时,有人突然发现了一个账本,上面记录了他当时的月薪——120块大洋。

要知道,5年前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那时的月薪只有8块大洋,仅仅5年的时间,他就官至部级,收入就翻番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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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到这里,你一定会羡慕这个人的命运:仅仅33岁的年龄,就从一个“乡巴佬”成功逆袭为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有白富美的娇妻,有两个可爱的儿子,有渊博的学识,有社会顶层的交际圈,有不菲的收入,有无量的前程......

这种人生,简直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只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并未按照你想象的那条路线走下去,正如他主动放弃赴法留学的机会一样,这一次他再次做出了令人费解的操作:

1926年5月25日,他主动提出辞职,离开了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随后的日子里,他便一头扎进了土山沟里,将自己的一腔热情都投入到农村的土地上。

一个在大山里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好不容易混得出人头地了,现在却又要钻回山沟沟里?

一个官至国家部级,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公务员却突然辞职,跑回大山里当农民?

他到底怎么想的?在普世价值观看来,这些行为简直无法理解!他是疯了还是傻了?

哪怕到现在,公务员辞职的事也确实不常见,如果真的遇见了这种事,他身边的亲戚朋友一定会用普世价值观来劝说他:这是铁饭碗,社会地位高、受人尊敬、社会福利好、有大好前途......你为什么不懂这些浅显的道理呢?

可如果我告诉你,这段人生历程的主人公名叫毛泽东,你又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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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毛泽东的学识以及他后来的伟大成就,我们会发现自己不能如此简单的评价他当初的选择。

他不可能不懂这些浅显的道理,既然他知道还要做此决定,那一定是他看到了一些常人没看到的事情,有着一些铁饭碗无法满足的需求。

为什么毛泽东会砸掉公务员的铁饭碗呢?他任职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如果我们只看史料上的几句话,就很难有切身的感受;相反,如果我们能切身感受到毛泽东的内心,就不难理解他的选择,更能预判到后来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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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当全国绝大地方都处于贫困之中时,上海却展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每当夜幕降临,《夜上海》的歌声响起时,处处都是歌舞升平的场景。

按照我们的想象,在上海这样美好的夜色里,那些政府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应该正忙于应酬,在觥筹交错中饮酒,在纸醉金迷中狂欢。

可现实并不是这样,时任上海执行部(相当于市党部)组织秘书的毛泽东,此时却正和妻子杨开慧为生计发愁,面对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他们连奶粉钱都没有了。

此时的毛泽东也身染疾病,杨开慧把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掏出来,让他去看病抓药,可毛泽东死活不肯:“我身体还撑得住,但孩子不能饿着,把钱拿去给岸英、岸青买些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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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一个字都没看错,这个未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个让所有人敬仰的伟大领袖,他也有入不敷出、为钱发愁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个普通的丈夫、普通的奶爸,在没有钱买奶粉时也会非常苦恼......

事实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叶楚伧、谢持等人一直在采取各种手段拖欠属下中共党员的工资,已经连续半年没给毛泽东发薪水了。按照每个月120块大洋来算,半年就是720块大洋。

国民党虽然有些财政困难,但还不至于连工资都发不了。叶楚伧、谢持等人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给毛泽东一些颜色瞧瞧,一开始是不发工资,到后面连办公经费都不发。

在他们看来,毛泽东简直就是个不懂官场规矩的愣头青,他做的事得罪了一大片人,若不给他好好上一课,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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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回事呢?

原来,执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作为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

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伙子实在是不近人情,就拿上海第四区党部来说,这里的很多国民党员都是社会上层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也有着密切的利益往来,可毛秘书一来就大笔一挥,取消了很多人国民党员的资格,何必呢?

哪有什么事都按规矩办的道理?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么下去把人都得罪光了。

中国官场上几千年来的潜规则,都要在面子上过得去才行,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对抗潜规则的人无疑是“以卵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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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民党的右派不但不发工资,不给经费,还用尽一切手段阻挠。在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等人组织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时,甚至还雇佣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大会顺利进行......

工作上阻力重重,生活上捉襟见肘,再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终于在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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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事情,在毛泽东看来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不懂官场规矩吗?我当然懂,我只是不愿随波逐流!

我不知道得罪一大批社会上层的人,会引来一大堆麻烦吗?我当然知道,只是我们看重的价值不同。

几千年来,中国官场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无非就是“利益”二字而已。

谁不知道只要攀附了权贵,连麻雀都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谁不知道只要一人得道,连鸡犬都可以一起升天?

只是,就看这“利益”二字是对谁而言了。把官场文化说穿了,无非就是为了少数当权者的利益,看当权者的眼色,一切行动都要以少数人的利益为准则。

可在毛泽东看来,他长期以来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救国强民!

早在1919年,他就在《湘江评论》中主张以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实行“呼声革命”。

这不是不懂规矩,也不是脑袋愚钝,而是立场不同。

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凡是一群立场不同的人聚在一起做事,从来就没见过哪次能合作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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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狗和牛合作,狗非要拉着牛去吃肉,牛非要拉着狗去吃草,那么这种合作谁又能说服谁?不产生矛盾才怪!

在毛泽东后来的《矛盾论》一文中,也形象的将矛盾分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凡是立场不同、利益冲突的只能是“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无法调和,只能以斗争的形式解决。

就拿婚姻关系来举例吧,如果夫妻因为孩子的教育理念不同而产生矛盾,这就叫做“非对抗性矛盾”,因为大家立场一样,都是为了孩子好;

相反,如果是因为小三的原因而产生矛盾,这就叫做“对抗性矛盾”,因为双方的立场已经不同了。

再来回看“国民党员重新登记”这件事,评判一个人是不是国民党员的标准是什么?叶楚伧与毛泽东的立场和原则压根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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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楚伧看来,要看这个人是否有钱、有地位、有利益关系,这本就是官场上公开的秘密;可在毛泽东看来,“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才是是否发给党证的评判标准。

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当时宋教仁寄希望于议会政治来对抗袁世凯,所以当时只要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就都往国民党里拉,到处发党证。

民国八年,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改组为国民党,一边要对抗北洋政府,一方面自己又没有军队,就大规模扩党,把各省军阀部队里那些有枪有权,愿意领党证的都拉进来成为国民党员。

到了后来,国民党内就形成了一种气氛,只论有钱有地位就可以成为党员,不论是否信仰三民主义,成了一锅大杂烩。

十几年来,国民党看似成了大党,党员遍地开花,可实际上呢?到处都是墙头草,谁得势就跟谁,今天跟随袁世凯,明天就拥护段祺瑞,后天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了。

很多人根本没有为党做过任何事情,甚至一天都没有干过,这些滥竽充数之辈如果不彻底清理掉,怎么改组整个国民党呢?

就拿第四区来说吧,原有的党员里有很多失意的政客,下野的军人,全都躲在租借当寓公,这种景象简直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鱼龙混杂、一盘散沙!

这么一群没有纲领、没有信仰的人,有好处了就“呼啦”一下聚在一起,然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没好处了就“呼啦”一下散开了,有啥正事了也别找我。

那个场景像什么?

像不像是古代一些名门望族养了一群“门客”?只要有酒席了就蜂拥而至,一群连名字都叫不上的人却互相恭维着“久仰久仰”,等酒席结束就各自散去,留下一地的狼藉,然后各自互不联系,只等着下一次酒席......

这样一群有好处就来,没好处就散的酒肉朋友,看似人数众多,事实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把他们聚在一起就能搞革命?瞎搞!

想必那时毛泽东也想到了这个场景,因为他后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正因为这些,毛泽东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清理掉这群滥竽充数之辈,可叶楚伧却认为这太得罪人了,违反了官场潜规则。

所以,毛泽东与叶楚伧等国民党右派的矛盾,压根就不是什么变通不变通、方法不方法的问题,而是立场和原则的问题。即使没有疾病,毛泽东也注定在上海执行部待不长久。

他时时刻刻都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的革命到底该怎么进行?有一点他是确定的:靠国民党这样的做派,肯定搞不成革命!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他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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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劳成疾的毛泽东离开了上海执行部,遂携妻儿回到了老家——湖南湘潭韶山冲。

看着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亲们,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内心的答案:

原先的路一开始就走错了,要想完成革命,靠国民党这些握着实权的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走不通的,谁才最有革命意愿度呢?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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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养病期间,毛泽东带领长期被欺压的韶山乡亲们发动了“平粜阻禁”运动,对抗当地土豪劣绅成胥生并取得了胜利。经此一事,他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农民的斗争性是最强的,农民的力量是最大的!

其实一切都很简单,要识别谁支持革命,谁反对革命,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辨别利益

革命对谁有利,谁就会支持革命;革命对谁不利,谁就会反对革命。

那么革命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呢?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跃入他的脑海: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问题调动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在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篇就是此文,可见此文到底有多么重要)。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就提出了这个让他思索已久的问题,文章的最后,他也给出了问题的答案。

1925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养病归来,到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年仅33岁时就官至部级。

虽然回到了大城市,虽然已经成为了部级官员,虽然可以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但毛泽东已经回不到以前了,他深知:

这里的人并不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大城市也不是搞国民革命的主战场,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答案就是农民运动,主力军是农民,主战场在农村,他只想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上。

尽管外界阻力重重,毛泽东依然将精力投入到了农民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在广州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参与修改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编印了《农民问题丛刊》,写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

可此时国民党的工作重点根本不是农民运动,为了内部军阀的利益,它将工作重点正放在北伐上,这注定了它无法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不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

毛泽东深知,无论从工作方向上,还是利益诉求上,自己已与国民党内的气氛格格不入,离开也只是迟早的事。

他要的不是个人的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他要的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为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1926年5月25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毛泽东辞去了代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

历史在此刻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人日后将创建一个全新的政权,颠覆国民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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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乍一听,你也许会对“毛主席曾在国民党内工作过”这个消息感到非常诧异,但事实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主席确实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工作过,并且官至部级。

只是,这个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官员形象,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下,他选择了离开,踏上了人生的一段崭新而又辉煌的旅程。

后来,还有人还将“国民党拖欠毛泽东工资”的事拿来做宣传,说毛主席是在“武装讨薪”,甚至开玩笑说:“国民党欠毛泽东的720块大洋的薪水,这笔债是不是也应该还了?”

当然,玩笑归玩笑,如果深究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根本靠不住:如果当年毛主席真的那么爱钱,那么作为国民党的部级干部,他大可以跟众多官员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过一辈子,然后搞些贪污腐败啊,怎么可能拿不到工资,连儿子的奶粉钱都没有?

也有人开玩笑,将毛主席的这段经历与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联系起来,但如果进行深究,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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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点在于毛主席和越王勾践原本都可以享受优渥的生活,却又经历了漫长的人生磨难,并在人生的逆境期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建立了不朽的基业。

至于不同点,至少有两个:

其一,越王勾践只是为了个人及家族的利益,才复仇吴国;而毛主席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与国民党斗争,而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民;

其二,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建立的依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只不过是重复了之前的历史轮回而已;而毛主席并不是这样,在国民党工作的经历告诉了他,如果一个政权只是为了少数人谋利,那么它离灭亡也不远了。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此文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并对未来的新生政权进行了展望:

创造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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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才是毛泽东当年砸掉公务员铁饭碗的根本原因,他与国民党的根本矛盾在于:

国民党只想让少数人受益,而他以及共产党是想让绝大多数人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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