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啃老族”更赤裸裸的, 是社会分工“啃老化” | 文化纵横

✪ 辛允星 | 浙江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导读］在城市的酒肆食杂之地，人们经常能看到干着保洁、保安、小工等工作的老人，而少见年轻人的身影。作者分析，中国社会已呈现出一种在道义上不太公正，而事实上又无可奈何的代际分工模式：一方面，年长一代人很多从事着“脏累差”的重体力工作，年轻人则主要从事“待遇报酬-体力投入比”相对较高的工作，或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这种“老少分工”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种工作场所，在很多家庭家务劳动分配上大体也是如此。这已不是单个家庭内部的“啃老”，而是一种社会分工上的“啃老”。另一方面，长辈经济资助晚辈的“周瑜打黄盖”现象，也已成为中国家庭经济分工的显著特征之一。问题在于：以后怎么办？面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中国还有多少家底可供“啃老”？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作为一名社会研究者，我总是利用春节前后的在外工作人员大量返乡的时段做各种样式的实地调查工作，其间所见所闻，总能让我产生一些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出现的想法。

今年春节前夕，一位亲属邀请我到家乡县城的一家火锅店吃饭，邻桌上发生的一幕让我记忆犹新——两位60多岁的老人坐在正位，旁边是两位30岁左右的青年女性，中间是一位小朋友，靠近过道的位置上坐着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看年纪，听闲谈，他们应该是一个三代之家，女儿女婿带着孩子刚从外地回来，请两位老人到县城吃饭，另一个女儿坐陪。

女婿将菜单交到两位老人手里，请他们选择爱吃的菜品，二老拿着菜单左右翻看，满脸的茫然，老头似乎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看表情，明显是在嫌弃菜单上的定价太高。然后，两位老人直接将菜单丢给了“做东”的女儿，女儿笑着对身边的孩子说“咱来点”。整个用餐过程中，三个年轻人和孩子谈笑风生，不断劝老人“多吃点”，还偶尔夹菜到他们的碗里，但两位老人却始终板着脸，看上去显得毫无喜意。

对于这样的场景，也许可以有很多种的“归因”猜测，但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代人“消费观念”的差异。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案例——家里的老人拼命赚钱和储蓄，年轻人却使劲花钱，乃至于寅吃卯粮，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家庭代际关系紧张。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啃老族”的存在正是这一现象的鲜明写照。

郑州一位环卫工老人，自己每月2120元工资，其中2000元给了儿子还房贷。图为老人在冬至日吃公交站的免费饺子。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年长一代并非反对所有“高水平”消费，而是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购置和装修住房、子女婚姻大事、疾病治疗等应急支出；相比而言，年轻一代则更希望“及时享乐”，将日常的吃喝穿戴、娱乐旅行等消费项目视为“优先事务”。这两种消费观念普遍地“同时存在于”中国城乡家庭中，并时常发生碰撞。由此，围绕财务话题所展开的各种博弈便成为了一种常见现象，这在农村家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尽管很多家庭都存在着两代人之间的消费观念差异，并引起一些矛盾冲突，但由于很多已工作年轻人都是“独立”掌控自己的收入，所以，面对他们的“非理性”消费方式，年长一代人只能听之任之，最多也就不疼不痒地批评一番。有时候，为了维系和谐的亲情关系，还会主动或被动地拿出自己的储蓄来“接济”子女。

比如，某对已婚青年夫妻难以支付幼年孩子的托班学费，父母只得主动为孙辈的“养育支出”买单；某位青年人因为酒后参与斗殴而被公安机关拘留，父母不得不出钱打点各方面的关系，以争取他能够被从宽处理……在此情势之下，年长一代的消费观念相当于已经被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所“绑架”或“战胜”，双方实际上都已经接纳了 “长辈经济资助晚辈”的既成事实，这种经典的“周瑜打黄盖”现象，已成为中国乡村家庭经济分工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与此同时，在走亲访友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家庭分工，即，年长一代人大多从事“脏累差”的重体力工作，年轻人则主要从事一些“待遇报酬—体力投入比”相对较高的技术性工作（如司机、电焊、模具制造、电器安装等），或直接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长时间无工作）。

不少在外地打工的亲友都曾经对我提到过——建筑工地上所谓的“小工”（主要从事建筑材料搬运）大多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年轻人即使没有合适的技术性工作，也不屑于做这些事。

这种形式的“老少分工”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种工作场所，在很多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配大体也是如此，像打扫卫生、烧火做饭、刷锅洗碗等典型的“服务性”劳动大多由年长一代承担，而年轻人则将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各种社会交往和娱乐活动上，有些人甚至养成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

 “啃老”现已不光是中国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在日本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中，主人公玉子大学毕业后在家待业，每天无所事事，吃了睡、睡了吃，是个标准的“啃老族”。

综上所论，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里，作为一种微型组织的家庭，不仅具有文化传承与变革的价值，同时也发挥着构建国民经济样态的功能。当无数个家庭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就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产生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同理，当很多家庭既往的经济分工模式都在逐渐走向失衡和解体、新的家庭关系结构开始形成时，国家经济的面貌也必将发生改变。

对当下的中国而言，这种改变有喜有忧，它一方面可能成为拉动内需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震荡和金融体制的改组等后果，至于它最终会走向何方，还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冷静思考。

本文原载公众号”南都观察家“，原题为“啃老的中国家庭经济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