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这种人为何能一边爱动物一边大屠杀？

纳粹德国的一个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的现象是，以希特勒为首的一些领导人，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却对动物怀有感情。

希特勒和他的狗

    早在维也纳的艰难岁月，希特勒就喜欢省下一点面包用来喂养小鸟和松鼠。一直有独裁性格的希特勒没有几个真正谈得来的朋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靠一条叫“福克斯欧”（Fuchsl）的狗的相伴才得以入睡。掌控德国后，他又养了一只叫“布隆迪”的牧羊犬，每天一同就寝，定期为之做健康检查，1943年染病时，希特勒把它送进医院，专门派人送去一份特选的鸡蛋和瘦肉做成的“病号饭”。1944年8月，希特勒还查问它和一只母狗的交配情况。而布隆迪也日夜看护着希特勒，开会时也躺在他的脚旁。希特勒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谈到希特勒对这条狗的感情。根据其管家副官京舍（Otto Gunsche）、管家海因兹·林格（Heinz Linge）回忆，1942年秋东线吃紧后，希特勒说，他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当他在七年战争中感觉受欺骗后，他离开了他的将领和兄弟，只同他的群狗生活在一起，并留下一句名言：“自从我研究了人之后，我就喜欢上了狗。”1943年2月2日凌晨6点，传来斯大林格勒失败的消息，希特勒垂头丧气地对管家林格说：“我要带布隆迪出去，回来后再躺下来睡觉。”

希特勒、爱娃，和狗。

    此后一段时间，他每天早餐前都带着布隆迪外出散步10分钟。以至于京舍与林格感到：对希特勒来说，要他签署因悲观主义而对一位前线军官做出残废判决的文件，比布隆迪健康不好的消息让他更觉得容易忍受。据秘书特劳德尔的回忆，1943年在贝格霍夫山庄时，这条狗是希特勒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4月19日是希特勒生日的前夜，整个晚上茶会的主题就是这条狗。1944年“七二〇”事件后，希特勒说“动物比人类要忠诚得多”，并不断重复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名言。一般地说，希特勒也是保护动物的。他的老朋友和追随者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女儿亨里埃特与其青年团领袖席拉赫结婚了，希特勒递给初为人妻的新娘一张便条：“我吃所有大自然自愿献出的东西：水果、蔬菜、植物油。请你们不要为我预备动物被迫献出的东西：肉、奶和奶酪。荤食我只吃鸡蛋！”

戈林

    戈林罪恶滔天。在纳粹德国，戈林的官职仅次于希特勒：国会议长、普鲁士邦总理、航空部长兼空军总司令、经济部部长、秘密内阁成员、赫尔曼·戈林康采恩总裁、帝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林业与畜牧部部长、“四年计划”负责人等。戈林最重要的职务是“帝国元帅”，除了18世纪的欧根亲王，德国历史上唯有戈林享此殊荣。作为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戈林参与了纳粹党的所有战略决策和作战计划的制订，负有直接的战争罪责。尤其重要的是，戈林创建了集中营惩罚体系和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迫害和屠杀了大量反纳粹人士。

    1941年7月31日，应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的请求，戈林签署了一份5年后被用来判处他绞刑的文件，这份文件授予海德里希“为扩大我1939年1月24日命令委派给你的尽快在最方便的时候通过移民或转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兹指示你在组织后勤和物质方面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全面解决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有些涉及其他政府部门权限的地方，要与之商量。我还指示你尽快给我提交一份关于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而要进行的组织上、后勤上和物质上准备的全面设想的报告”。毫无疑问，戈林是要为600万犹太人之死负责的主要人物之一。

    然而，就是这位肥胖的、喜欢奢华和排场的帝国元帅，也是对德国乃至世界的生物保护有贡献的人物，他从未想把动物像犹太人那样赶尽杀绝。在发现野生动物受到随意捕杀，鹰、熊、野牛和野马几乎绝迹时，他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植树造林计划，建立了几十个野生物保护区，限制人们狩猎和诱捕动物，并于1934年3月颁布了普鲁士《狩猎法》，保护濒危物种，禁止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在戈林办公室的一块木板上，写着：

    谁折磨动物，谁就是在伤害德意志民族的感情。

    我不愿德国有一个犹太人。

    热爱动物却对人类冷酷无情，禁止活体解剖动物却参与组织大规模屠杀。在纳粹德国，野兽的生存远比一部分人类的生存更重要。实际上，纳粹医生曾短期内利用动物做实验，但在戈林的干预下，这一行为终止了，而这样一来倒是为人体实验扫清了道路。在集中营的配合下，党卫医生就基于各种目的进行了各种类型的人体实验。

    戈林人格的双重性——动物王国的保护人和他的人类敌人的残酷屠杀者偶尔相互交错。在1934年7月3日的同一次内阁会议上，希特勒作了关于在戈林另一种人性所策划的长刀之夜中“杀死43名叛徒”的报告，然后，戈林庆贺通过他的《帝国狩猎法》。法规将森林和狩猎的管理大权交给了一个聪明人：赫尔曼·戈林，于是他成了200年来帝国的第一位首席猎人。1937年国际狩猎委员会法国主席表扬他创立了“赢得了全世界钦佩”的狩猎法。

    希特勒和纳粹不但有种族观念，也有动物观念。1939年12月29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笃信宗教，但却完全反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是衰败的征兆。确实如此。基督教是犹太民族的沉淀。两者都不关注动物性，最终都将被毁灭。元首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原则上……他不关注现代人。人类不应该觉得高于动物。人类并无理由这么做。”按照这个说法，纳粹所称颂和自夸的雅利安人是否也是动物呢？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没有解释，他们所说的“人”是什么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纳粹的物种阶梯上，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只是动物或者还低于动物。奥斯维辛的医生把犹太人说成是人类躯体上可以切除的坏疽，戈培尔和其他人都用必须清除的害虫来比喻犹太人，犹太人的命运在德国还不如动物。这种对动物关怀备至、对一部分人残酷无情的动物观念，与纳粹的“自然观念”有关。当代学者尼古拉斯（Mark Neocleous）考察了这一现象后指出：“回归自然就是回归社会性的前文明形式：即回归野蛮。因为文明被认为是已经失败了，并且似乎找不到一条摆脱失败的途径，剩下的只有野蛮……法西斯主义者实在不能从现存的统治实践和剥削势力处释放人类欲望，解放人性，于是就用自然作为压制人类欲求的方式。”纳粹的动物观念既然是其反文明观念的一部分，则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反人类。

估计约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超过九成的遇害者都是犹太人。图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

    在纳粹德国，犹太人不如狗几乎是一个流行的观念。1942年10月，担任屠犹任务的第25警察团的团部通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只14个月的黄色德国犬名叫哈里，几周以前在卢布林附近从火车上跳下去，再也没有找回来。已通知各个车站，要求他们协助寻找这只德国犬，以便归还主人。如果找到这只犬，请通知团部。”1943年6月11日，这个团的团长斥责其部下“对保护动物注意不够”：“应加紧采取措施，防止虐待动物，并将此事向团部报告。要特别注意保护菜牛。由于火车车厢里十分拥挤，以致造成牛群的大量死亡，影响到食品的供应。”他们对同时运送的犹太人没有丝毫关心。“我记得一件特别残忍的事。犹太人是被硬塞到车厢里的。车厢的人挤得太满了，必须花很大的劲儿才能关上滑动门，有时必须用脚踹。”1941年8月，党卫军的“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师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迈耶的狗被一块弹片炸死了，迈耶将30多名温和的居民枪杀，以为狗报仇。特雷布林卡最后一任指挥官库尔特·弗兰兹认为他的狗比犹太囚犯“更像人”，常常命令他所豢养的一只名叫“巴里”的圣伯纳狗去咬犯人，并对狗说：“人，去咬这些狗！”在德国文化中，服从是一种美德，而狗的最大特性就是服从。直到1952年，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去德国旅行，在汉堡的街上，他看见几个女人围着哀悼一条被车撞死的狗。策兰感到惊奇：“她们居然为狗抹眼泪”——这些女人是否为犹太人而抹眼泪？

    德国人分裂的、双重的人格，是学术喜欢问津的话题。这在动物与人的关系上也有表现：“作为个人，他会把自己的配给面包在周日清晨喂给蒂尔加滕公园的松鼠吃。他可以是一个和蔼、体谅的人。但是作为日耳曼大军的一分子，他又可以迫害犹太人，在集中营里折磨和谋杀其同胞，通过轰炸和炮击屠杀妇女和儿童，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入侵其他民族的土地，杀死所有敢于抵抗者，并奴役被征服民族。”戈林早已自杀身亡，但一部分动物比一部分人更有价值、更应当受到保护的事实却仍然存在并得到实际的维护。这已成了文明标志，但若干处于生命和生活困境中的人却鲜见有效保护，这是否是文明的讽刺的？其实，在公园、在保护区护养动物，说到底还是一种受控于人的展览，它们的存在并不真的就能调整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拥挤的人类早已占据了动物曾经栖息的地盘，归根结底，自私的人类绝非为了动物而保护动物，对动物的关怀是人类自我关怀的延伸，动物和自然仍然是被统治者。而且，与许多珍稀动物并没有得到切实保护相对应的是，人类中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底层民众也不大可能奢望得到应有的保护，法西斯式的国家权力和高科技的战争武器时刻准备着像宰杀动物一样宰杀人类的某一部分。既然有人不想让一部分人像人一样地生活，那么这样的人来保护动物，究竟是借此来掩饰其非人道行径，还是再度确认文明只能以迫害和屠杀为基础？文明肯定是进步了，因为人类开始关心起身外之物了；文明的进步又是可疑的，因为奥斯维辛的焚尸炉和死人坑仍在向苍天倾诉：有一部分人类还没有得到保护，他们还不如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