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姐事件背后, 是中国的“性之变”与“性恐慌” | 文化纵横

✪ 黄盈盈 /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 潘绥铭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导读］近日，某清华学姐因误认为学弟性骚扰，在未经查证的情况下，将学弟信息公开，后虽因查询监控证实为一场误会，但学姐称学弟为“小东西”，以“社会性死亡“相威胁的话语引起网友不适，此位学姐也遭流量反噬，大量个人信息被网友公布在网络上。早在2013年，黄盈盈和潘绥铭老师就“中国人的性”在全国总人口的范围内进行过三次抽样调查，他们发现，实际发生的性骚扰在减少，可是人们对于它的担心却在增加；利用职权的性骚扰其实很少；相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也存在；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越高、职业等级越高；那么他们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也就越高......

两位老师认为，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并不是“客观真实”，而是被调查者给调查者呈现出来的某种主体建构的结果。调查表明“反对性骚扰”虽然成为主流话语，但是只有那些更加被主流化的人，才更加可能运用这一话语来判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类似情况究竟算不算是“性骚扰”。

在黄盈盈老师的《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一书中，“新女权”与“反性大妈”在性别议题上秉持着迥异的观点、立场，并都具有行动力强、影响广泛的特征。无论是新女权的“性很重要”，还是“反性大妈”的“色情祸国殃民”论，是在中国权力（power）、社会性别（gender） 和性（sexuality）日益走向分离。但中国目前的反对性/别的话语，远远没有发展，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公权侵害、男尊女卑和“性即丑恶”三者重叠的滞后阶段中，因此才造成目前的困境。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反对性骚扰的问卷调查

最晚从20世纪末期开始，反对性骚扰就已经成为一种话语，强势地介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结果是，21 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性骚扰在日渐减少，可是人们对它的焦虑却与日俱增。在笔者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 年、2006 年和2010 年分别完成三次“中国人的性”的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

在三次调查问卷里，笔者发现，在2000 年性骚扰实际上相对更多的时候，担心自己会遭到性骚扰的人反而更少；而到了性骚扰实际上已经显著减少的2010 年，担心自己遭到性骚扰的人却显著增加（表1）。

这表明：反对性骚扰的主张，并不是根据该现象的多少而提出的；而是出于对普遍正义的理念追求而抽象地提出的。一旦它成为一种社会的话语，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在社会舆论的大声疾呼之下，普通人对于自己被性骚扰的可能性越来越夸大；但是，这种夸大恰恰是日益提高的自我警惕，也就是对性骚扰形成了日渐有效的社会警告。结果，现实发生的性骚扰也就不得不趋向于减少。

1.只是男人骚扰女人？

绝大多数反对性骚扰的人士和传媒，都主要指的是男人对于女人的性骚扰，甚至默认只有男人才能性骚扰女人。

笔者为了检验这一假设，追问了那些受到过言语的性骚扰的人：在过去的12 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统计结果是：在那些自报受到过言语的性骚扰的人里面，女人报告受到女人的性骚扰的比例在22010 年是19.6% （P=.007），在男人中是57.6% 。

这反映出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由于中国的大众传媒几乎从未报道过遭受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因此在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中，这种情况的比例肯定远远多于人们的想象，甚至令人难以置信。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把性骚扰仅仅局限在男人对女人。可是由于反对性骚扰的话语的强势介入，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居然会如此之多。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男人所说的言语性骚扰，居然超过一半是发生在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受到女人的言语性骚扰的比例虽然少于发生在男人之间的，但是也达到了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尽管在三次调查中，认为自己遭受过同性别的性骚扰的比例，呈现为显著的减少趋势，但疑问接踵而来：这究竟是由于同性别者之间的性骚扰现象真的越来越少，还是因为在社会的强力宣扬之下，人们越来越相信性骚扰“只应该”发生在异性之间，因此越来越把发生在同性别之间的情况，排除出性骚扰这个概念？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后者。

2.主要是仗势欺人？

至少在美国当今的主流文化中，性骚扰主要指的并不是公共场所里的“耍流氓”，而是那些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的“占便宜”。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为了加以检验，笔者对那些报告说自己受到过言语骚扰的人追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而且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于受到过动作的性骚扰的人，笔者追问道：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 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问卷中最多的性骚扰发生在基本相互平等的三种人际关系之中——“同事、同学、熟人、邻居、业务关系”最多，占57.0%和36.3%；“对象、谈恋爱的朋友（包括原来的）”占6.7%和13.1%；“家庭成员、亲戚”占3.4%和2.5%；总计占到言语性骚扰的67.1%，占动作性骚扰的51.9%。

其次多的是发生在陌生或刚刚相识的人际关系之中——“陌生人，或者刚刚认识的人”占8.9%和20.1%；“网友、征友或征婚认识的人”占3.0%和1.2%；“其他类型的人”占13.4%和13.7%；总计占到言语性骚扰的25.3%，占到动作性骚扰的35.0%。性骚扰是对方利用职权的情况最少——“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只占7.6%和13.1%。

上述情况说明：且不管美国对于性骚扰的定义是否正确，它并不适合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国人自己所认为的性骚扰，最多发生在平等关系中，其次发生在陌生关系中。相反，那些最容易仗势欺人进行性骚扰的人（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 所占的比例其实是最少的。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进行的性骚扰，真的有，可是也真的没有那么多。

那么，如何解释生活中仗势欺人的性骚扰很少这一现实呢？一些恨铁不成钢的好心人，或许将其归结为人们的愚昧和不觉悟，意识不到有权有势的人总会乘机下手，或者是下属们真的遇到了性骚扰却不敢回答问卷。但是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笔者却倾向于认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确实没有认为上级的某些行为是性骚扰。

3.做了什么才算是性骚扰？

笔者一贯强调，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其实并不是“客观真实”，而是被调查者给调查者呈现出来的某种主体建构的结果。对于“做了什么才算是性骚扰”这个问题，中国那些被性骚扰的受害者自己是如何认定的呢？

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在回答说自己曾经遭到性骚扰的时候，他们脑子里究竟出现了什么，这是研究者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其内容肯定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千奇百怪的。因此，研究者就不应该把所获得的答案当作“客观的真实”，而在调查当时的情境之中，所做出的互构式的呈现；探索那些被调查者究竟是如何建构出自己的回答的。为此，笔者在2010 年的问卷中，在询问了性骚扰的所有问题之后，接着对那些遭到过性骚扰的人们问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呢？请回答当时最严重的情况，无论具体的手段是什么。回答情况见表2。

第一个发现：在中国成年人里，无论男女，无论在异性还是同性之间，人们对“性的身体” 其实非常敏感。在认为遭到性骚扰的人里，有42％~49％的人把“故意接触我的身体”视为性骚扰。

如果女人这样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男人也是如此认为，就需要很好地进行解释了。如果被别人接触了，自己是如何来判断对方是故意还是无意？又是如何决定做出何种反应？

笔者的假设是：无论男女，只要生活在当今中国的情境之中，或多或少都会被反对性骚扰的主流话语所介入。可是，人们又总会依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而积淀出对于“什么是性骚扰”的主体建构。这两者之间的互构、参照系、行为逻辑、运行和调节机制，共同构成他们对于性骚扰的判断系统。

第二个发现：遇到过性骚扰的人中，有1/5 左右（17％～21％） 把“讲性”看作是性骚扰，仅次于故意的身体接触，排在第二位。尤其是，无论男女，无论发生在异性还是同性之间，这样认为的人的比例都相当一致。

如果仅仅是女人面对男人，那么女人持这样的判定标准尚可理解；可是一个大老爷们对另一个大老爷们讲了一些性方面的话，怎么会被认为是性骚扰呢？在方兴未艾的反对性骚扰的社会舆论中，男人不是一直被标定为“黄段子发送者”和“一聊就是性”吗？他们怎么会像女人那样，把“讲性”归入性骚扰呢？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至少一部分男人，在“讲性”这个问题上，与女人的想法和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才会感到自己被性骚扰了。那么，这种情况究竟是性骚扰这个话语强势介入的产物，是这些男人个人特质所造成的不同的主体建构，还是二者互构之结果呢？

4.什么样的人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

性骚扰究竟是一种平均分布的普遍存在，还是针对某些社会阶层更多？针对这一假设，笔者分别考察了文化程度和职业等级这两个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其结果是：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越高、职业等级越高；那么他们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也就越高。

具体来看，在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中，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只有5.5%，可是在初中的人中增加到11.1%，在高中的人中增加到12.5%，在大专文化者中增加到14.9%；而到了本科及以上者则高达16.9% （P=.000）。同样地，在农民和工人当中，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仅仅是8.0%，但是在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增加到14.2%；在白领工作者中也达到12.0%，在企业家或者领导者当中则是13.2%。

此外，笔者还考察了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不是实际比例）。在文化程度方面，与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初中和高中的人增加44%～48%，大专和本科及以上者则增加73%～74%。在职业等级方面，与农民和工人这些体力劳动者相比，商业服务业人员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增加42%；白领工作者增加26%，而企业家和领导者则更是增加78%之多。

上述的统计结果尽管符合数理逻辑，却似乎违背生活常识。莫非说，文化程度越高则越好欺负？难道对企业家和领导者这样的上层人物进行性骚扰，比骚扰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还容易？否则为什么前者比后者要多得多？这样的悖论迫使笔者不得不反过来思考问题：是不是遭到过性骚扰，这是由被调查者自己来判定的。笔者作为调查者，没有丝毫办法去“客观检测”在被调查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本文中的所有数据，与其说是“测量结果”，不如说是被调查者的“报告”，也就是“主诉”，是他们自己的主体建构的呈现。思路转变之后，上述数据的意义也就随之变成：文化程度越高和职业等级越高的人，就越是可能认为自己受到过性骚扰，而且越是愿意把它报告出来。

▍反性骚扰的新女权

对于问卷调查来说，由于提不出元假设，因此目前尚无可行的方法来调查这样的新情况；但是这种现象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不容低估，它足以引出这样一些研究假设：是因为这些人自己很特殊，所以才更容易遭到甚至“招来”性骚扰吗？是由于他们很难避开那些喜欢发动性骚扰的人们，才屡次遭此噩运吗？是由于他们总是误解对方的意图，才屡屡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吗？是由于他们被话语介入得更深，因此把自己的“性的身体”建构得更加广阔和更加敏感，才更多地报告自己遭到性骚扰吗？是因为笔者在提问时所遵循的推理逻辑，不同于被调查者自己在生活中的行为逻辑，才造成他们的误答或者笔者的误读吗？

自2012年以来，社会上爆发了的一系列青年女权行动：“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等带来了“女权元年”的称号。2015年女权五姐妹因为准备在3月7日反对公车性骚扰的行动而被抓捕，却也因此在国际上赢得了名声。这股新生的以年轻女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者，被称为女权行动派，或者被简称为新女权，以区别于以往的国家女性主义。后者发生于国家主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又在市场化转型的不同阶段不断面临新的议题与挑战。

相比于有着较强体制支持及学院特点的主流国家女性主义，当下青年女权行动所发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更加复杂与多变，与国际女权的联动性也更强。她们的行动力强、与性少数（尤其是拉拉）互动更多、更积极迅速地运用（新）媒体、影响力也更大，其“社会运动”的特点以及与西方背景的关联也导致其在国内的政治敏感性更强。

更为重要的，在性议题上，主流的女性主义只有零星的论述，基本处于消声的状态，但是新女权却宣称“性很重要”，重视女性的性自主，对于跨性别、拉拉议题有更多的交织与支持，在对待性工作、性骚扰等议题上有着直接的介入，也更为主动地挑起与性权派的论战，积极地塑造一类掺杂了强调女性性自主的论述（在谈论女性性高潮、身体自主，肯定同性、跨性别议题方面），同时又基本只看到男权社会、性别压迫，容易以结构性、女权来压倒个体自主与性权（在性骚扰、性暴力、性工作的议题上）。在更为主动地质疑性权（或者被斥之为性学）的问题上，往往透露出很强的“受害者”情结、希望国家力量介入性管制的麦金农式话语体系。任何对性骚扰扩大化的质疑、对性工作的肯定，都容易被扣上缺乏政治经济学分析、缺乏性别与阶级视角的新自由主义的帽子。

这些新女权的论述，通过厦大教授被控骚扰学生而发酵的惩治签署事件、柳岩事件、东莞扫黄等性/别事件，在新媒体的作用之下，来势凶猛。在性/别生态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也将是我们对话的重点之一。只是，在中国大陆新出现的论述与论战，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以及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台湾，都已有过多次论述；尤其是中国台湾女权主义对于性权派的指责与相关论述，相似性多于差异性，全球联动大于本地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我称之为旧论述。

即便不去回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性论战，下面这段台湾学者对于90年代以来台湾女权主义在性议题上的典型看法，几乎可以完全不变地被移植到大陆新女权的有关论述中：

……除了提倡女人与政府合伙、北欧福利国家式的公私融合之外，刘毓秀还力陈以教育和法律介入改革两性不平等之迫切需要，因为现行的两性关系在刘毓秀看来，深刻地被充斥台湾的色情交易文化所扭曲。因此，“去工具化”和“去商品化”为实现性别平等社会之关键，而根据刘的说法，在这样的两性平等社会里，人人才得以自在享有欢愉的亲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刘文在下面一段话，指涉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由何春蕤与卡维波等女性主义异议分子所倡导的性解放／酷儿运动，以进一步申述亲密关系的意义。

性应被视为亲密关系的一环，应受强调的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性，而是性的正面力量，与欢愉自在的亲密关系。因此，压抑性固然不对，但是只强调性，或过度强调性，以致忽略性与其他因素的冲突或共振，也不足取法。我们应该了解，性和身体牵涉着整个人，以及整体社会；性和身体的解放措施，必须放在整个人和整体社会的大架构中来看，才不至于顾此失彼，以致越解越结或导致解体。

刘毓秀对性的顾忌显然盖过了她想展现某种有别于禁欲式女性主义的开明立场。在将酷儿运动对性公义的追求化约为“只要性”的情况下，刘毓秀强调，“性”必须被她所设想的整体所统合，否则“过度强调性”会引发崩解文明社会秩序之大灾难。

这段有关刘毓秀对性自由派的评述，跟大陆新女权最新对于性权的批判如出一辙。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些议题的争论上，大陆与台湾，以及其他地方的差异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只是会出现时间差。而缤纷复杂的各类现象，其争议的背后却是万变不离其宗，越来越集中在“女权-性权”“结构-个体”的论述上，甚至更为狭窄的，对待“性”的态度上。

台湾学者何春蕤，在《破除死结：从女权与性权到结构与个体》一文中，更为聚焦地从历史社会脉络来回顾台湾当年“女权-性权”的概念以对峙在台湾女性情欲议题上的浮现，以及这些议题在最近大陆的发展；剖析女权-性权，结构-个体这类二元框架的局限性以及试图以女权代替性权、结构压制个体的逻辑思维所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也想看看事隔20年后，在新的社会情感和国际现实里，‘女权－性权’和‘结构－个体’这样的二元思考框架正在凝聚起怎样的人权道德命题，又如何让这些道德命题堂而皇之地上升成为全球称霸、无可挑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而在这些论争之中，“受害者”话语又如何再次得到彰显。

这样的观察与论述，提出的问题与质疑，同样适合今天的中国大陆，一句“政情不同”远不能抹杀在性/别的议题上，出现的相似性与连续性。所不同的是，如我在导论中提及的，台湾的妇权派与性权派的论争，首先出现在女权主义内部，而且妓权派基本是从主流女权主义的阵营里被剔除出去的，而目前大陆的相关争议，却主要不是来自女权主义内部，基本上来自不同背景的两股力量。

就大陆女权/女性主义内部而言，尽管在认识到性的重要性、强调女性性自主等议题上，新女权与老一辈的主流女性主义差异很大，但是，在对待性骚扰、性暴力等议题上，在认为性别不平等涵盖性议题，结构性压力之下个体自主（尤其是弱势女性）无从说起等论题上，在判定性工作者非罪等同于阶级与性别的盲点而提倡罚嫖不罚娼等论述上，迄今为止，我看到的也依然是相似性多过差异性。

新女权，开始更为主动地建设性领域的论述，创建自己的“性自主”认识，而这种认识，显然不适合处于弱势的女性（比如小姐、受骚扰的女性），在有些学者的论述中，这种“性自主”实质上也是一种对性的表象甚至假象的肯定，以彰显自己的开明与进步。而对于“只有男女平等的社会里，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才存在真正平等的性关系”此类论述，在我看来，也只是不接地气的乌托邦式的想象。想象也无可厚非，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是以忽略、压制现时背景下的某些边缘群体为代价，如果走向跟某些权力机制的合谋，从而加剧性等级与性压迫，则显然是有问题的。只是，“受害者”类的话语，为何如此容易获取造势，与左派论述如此无缝衔接，又如此不容置疑，恐怕是肯定性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不得不正视，不得不认真与之对话的问题。

▍反性大妈们的奋起抵抗

在性/别的舞台上，还有一股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近年来奋起抵抗的反性大妈们。

大妈们以中国为大本营，以网络新媒体为主要平台，连续制造事端，更以2014年西安性博会门口的砸场式演讲以及大连“砸鸡蛋”事件为高潮，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围观与介入。这已经超出了闹剧的范畴，而需要被作为一股抵制力量并入性/别的对话生态内加以分析。

在这些大妈们的演讲中，除了情绪与词语的激烈，言语及行动背后渗透了三个核心论调：西方阴谋论、传统纯洁论、色情祸国殃民论。这些论调以及背后的逻辑并不新鲜，但是在沉寂（或者被弱化）了20多年之后，在时下重新兴起，而且是以“反性大妈们”的形态兴起，却需要引起新的关注。

“西方阴谋论”这个意识形态的老论调，体现出那种“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阻挡于国门之外”的思维的死灰复燃。只是，这个论调得到的大众反应已经今非昔比，觉得可笑者居多。

相比之下，“传统纯洁论”的附和者更多一些，认为性博会有违中国“严肃的传统性文化”。但是，如以往那些希望“回归传统”的话语一样，这种“传统”依然停留在一种想象。对于传统是什么，哪一种传统，哪一种性文化，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与论述。房中术、春宫图、秘戏图、妻妾成群、断袖余桃、磨镜自梳、青楼文化、明清艳情小说，这些显然都没有被纳入“传统”的视野。当西方学者试图以中国丰富的古代性文化来批判西方近代性压抑的时候，这些大妈们却构建出这样的“传统的性纯洁”来批判“西方传来的性自由”？这里面的深意确实值得反思。相比于大妈们对优良传统的口号式呼唤，近年来试图以康有为的思想为基点的新儒家对于“传统”的关注以及相关的性别论述（尚未有清晰的对于性的论述）可能更需要引起警惕。

“色情祸国殃民论”的市场更大，而且典型地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反性逻辑，与手淫有害论、色情毒害青少年（以及成人）、卖淫破坏家庭、同性恋阻碍人类发展等类似，最终都会导致家庭破裂、道德败坏、社会不稳定，甚至文明退步，人类毁灭。“如果……就会……”的无限推论在这样的反性逻辑里，再一次强化了性/别的魔鬼学。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大妈的行为越来越有组织。在反对“性博会”的论战中，她们自称是“平民百姓、女性、母亲”，把“性博会”则定性为“政府、商家、（性学）专家”是后台。这样一种建构在当下中国社会是很讨巧的，而且很容易赢得正当性，能迅速聚集社会上某些人群的同理心与反性情绪。可是，她们背后的推手又是谁，经费是哪里来的，是否有宗教力量或者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却在道德呼吁中被忽略与“纯洁化”。

“性博会”的问题在于其所彰显的强烈的商家趋利化和消费主义，在这点上，反性大妈们并没有说错。可是，这不是“性博会”独有的情况，而其他市场化现象却并没有引起大妈们的质疑与攻击，其实质是反性，还是反市场？有人指出，生殖健康和性知识的展示、消除性/别歧视的讲座，也都穿插于“性博会”之中，这恰恰可以削弱甚至消解“性”的被神秘化，有助于促进学校、家庭、社会的性教育。可是有支持大妈者又连连发问：我们有必要扯掉“性羞涩”的那层面纱吗？有必要打着文化的旗号去为性用品商家鸣锣开道吗？有必要以政府的名义去变相为色情松绑吗？这样的发问，其实质又是什么？

这样的咄咄逼问，透射的是民众对于政府、市场、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其背后是忌性的立场。更进一步，肯定性自由的言论，被认为过度地肯定市场化，从而被冠以“新自由主义”帽子，而被抵制。参与抵制的，除了反性大妈们，还有之前提及的部分新女权。当女权加上左派论述的时候，几股反性的力量很容易汇聚，不仅具有道德的威力，更具有性别的、阶级的论述。而政府，则被认为在纵容这些过度市场化的行径，从而纵容色情的泛滥。也因此，在相关联的性/别事件中，呼吁政府对于色情的管理。在这种论述逻辑里，政府、市场与性（西方）自由派的共谋，导致了中国的性问题。在这种认识之下，政府主导的2010年以来的大规模扫黄、2014年以来的净网行动，政治挂帅的性治理，似乎完全被抛出视野之外。

▍性/别话语的崛起与现实困境

调查表明“性/别话语”虽然成为主流，但是只有那些更加被主流化的人，才更加有可能获知、接受和认同这一话语，才会有更大的可能成为“被介入”之人，也才更加可能运用这一话语来判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类似情况究竟算不算是“性别歧视”。相反，那些相对低层的人们更少接触和接受主流话语，因此哪怕就是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他们也很少按照主流话语的标准把它纳入“性别歧视/性骚扰”的范畴。反对性/别的话语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是贬义的“对牛弹琴”或者褒义的“我行我素”。 

从实践行动的角度出发，反对性别歧视/性骚扰的正义性和迫切性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谁加以定义的“性别歧视/性骚扰”？这方面的“启蒙”是否有可能变质为“规训”？调查表明，中国人对于性/别的建构不仅不同于美国社会，也不同于主流话语。人们把那些不是利用职权的、男人所受到的、发生在相同性别之间的情况，统统纳入了性骚扰的范畴；基本上不考虑所谓“客观的判定标准”，而是依据自己的感受，依据自己对于对方动机的推定，给出自己的定义并推动着社会的变迁。

这就提出了终极问题：究竟是谁错了？是国民不觉悟，还是话语脱离生活？这又是因为什么？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来自于21 世纪以来，中国的权力（power）、社会性别（gender） 和性（sexuality） 三者之间日益凸显的新的相互关系结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三者呈现为金字塔结构：权力笼罩性别，性别笼罩性；基本上是超稳定系统。因此，任何实际发生的性骚扰根本不会被视为性骚扰。21 世纪前，这三者转化为重叠状态，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因此一切性骚扰的行动都会被视为同时来自这三者的弊端。时至今日，至少在中国，这三者已经开始出现“三原色分布”。也就是说，这三者虽有交集而且相互建构，却日益走向相对分离，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日益增加。

这表现为：权力在私领域中日益“隐身在场”；社会性别从“唯异性恋”走向多元取向；性则从“生物本能”扩展为弥散可变的“全性”。这就使得性骚扰这一概念也不得不细化和深化为：实际遭遇否？涉及权力否？仅在异性之间否？身体接触否？具有性的含意否？ 

中国目前的反对性/别的话语，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公权侵害、男尊女卑和“性即丑恶”三者重叠的滞后阶段中，因此才会造成目前的困境。

本文摘编自《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及《探索与争鸣》2013年7期（总285期）第58-62页，原题为“21世纪中国的性骚扰的调查实证：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标题系编者所拟。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