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钱还是生活：中国农民工的时间安排

文： 唐斌斌，来源： 社论前沿

摘要

Zheng Mu等人根据2010年中国家庭专题数据和在北京的访谈资料发现，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工作时间更长，休闲时间更少。忙碌的工作日程主要是由迁移的短暂性和家庭建立、职业发展的巨大经济压力所引起的。

引言

由于中国的居住登记制度和不断上升的城市生活成本，许多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处在高度不安全和不稳定的生活方式中，对社会保障、住房补贴、医疗和就业保险以及子女教育的支持非常有限，许多农民工将自己视为城市过客，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能的就业机会，极其努力地工作，希望在返乡或在小城市定居后积累更多的经济资源，过上更有经济保障的生活。

因此，农民工与城市本地人在时间使用模式上可能有很大不同。具体来说，迁移时间和动机通常与人生的重要里程碑有关，比如年轻人通过职业发展、步入婚姻殿堂和养育子女向成年人过渡。因此，迁移可能影响个人的工作、休闲和家庭时间使用模式，进而影响他们的健康、人际关系、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成就。

Zheng Mu等人使用混合方法来研究农民工迁移如何影响个人的时间使用实践。具体来说，基于2010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专题研究，估计了迁移经历如何影响带薪工作、休闲、个人护理和家庭责任的时间。在这些定量数据的基础上，还收集了2015年夏季在北京进行的127次深度访谈的定性数据。这些访谈触及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社会经济和总体生活经历，从时间分配的角度揭示了他们的动机、希望和奋斗。

理论与假设

移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并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口的一种生活方式。由于移民的主要动机是经济机会和发展前景，移民往往会充分安排他们的日常工作时间，以便赚更多的钱，并在职业轨迹上更快地取得进展。此外，由于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他们经常面临适应新环境和融入等困难。他们未来的计划，包括是否要永久定居，往往是不确定的。考虑到流动的短暂性，许多流动人口会尽其所能努力工作以获得经济上的保障。总的来说，移民的生活方式的特点是频繁的地理迁移、紧张的工作日程、不稳定的生活安排和不确定的生活计划。

时间的使用与社会经济背景和生活质量都有关系。个人如何安排时间取决于他们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背景和生命过程规范。有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时间使用模式与他们的整体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例如，在更年轻的时候，个人为了生存和职业发展而工作，他们也花时间在择偶和个人发展上，比如参加培训课程和通过考试获得专业认证。成为父母后，他们需要重新安排他们的时间表，以承担新出现的照顾孩子的责任。此外，生活质量取决于个人的喜好和品味，这主要是通过个人在闲暇时间的兴趣爱好来揭示和发展的。因此,一个人的休闲活动是由他们的社会经济经验决定的，反过来，也有助于他们的整体健康。

由于制度上的限制，移民并不把打工城市看作是追求“真实”和全面生活的地方，而是在他们的生活旅程中有经济机会的暂时停留。许多人选择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他们觉得只有回到家乡或搬到更小的城市后，他们的“真正”生活才会开始。由于从农村到城市移民的沉重经济压力，与城市本地人相比，农民工工作时间更长，用于休闲活动、个人照顾和家庭责任的时间更少（H1a）。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女性在经济上面临的经济压力较小。与城市本地人相比，移民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而这些压力主要由男性移民承担。与此同时，女性移民在接收群体工作的机会比移民男性更受限。因此, 农民工和城市本地人之间的时间使用差距要小于女性移民和男性移民之间的时间使用差距（H1b）。

此外，更好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背景可能会减轻农民工承担的一些经济压力。因此，与教育程度低、收入较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差的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工作时间较少，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也较多（H2）。

与时间使用相关的还有个人婚姻选择中仍然普遍存在的父权文化。中国父母干预成年子女的择偶，也有义务在经济上为子女的婚姻做准备。因此，许多未婚儿子的父母选择迁移，目的是为孩子的婚礼做准备。伴随这些变化的是越来越多的向下的代际支持，将资源从老一代传递到年轻一代。下一代人的责任对于构建时间使用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与没有未婚儿子的农民工父母相比，有未婚儿子的农民工父母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工作，花更少的时间从事其他活动（H3a）。

当然，在有年幼儿童和学龄儿童的父母中，照顾儿童和养育子女的需要增加了。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农民工父母对经济的担忧。因此，有年幼儿童和学龄儿童的农民工父母可能比没有年幼儿童或学龄儿童的农民工父母花更少的时间工作和更多的时间从事其他活动（H3b）。

数据和方法  

在定量分析中，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2010年中国家庭专家小组研究(CFPS)的数据。调查对象的年龄在18-50岁之间。因变量是被调查者每周用于工作、休闲、个人护理和家庭责任的时间。关键自变量包括迁移状态，这一指标反映了移民经历，一个人的居住背景和迁移目的地如何共同影响对职业的追求和个人发展。其他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当前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此外，通过受教育年限和个人年收入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用父母的教育来衡量家庭出身。用孩子（儿童）的不同情况测量代际承诺。

对于定性分析，使用2015年5月至7月在中国北京进行的127次深度访谈的数据。受访者包括男性和女性，以及移民和非移民，以供比较。受访者的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为了获取移民的异质技能资格，我们包括了不同教育背景的受访者。

结论与讨论  

Zheng Mu等人发现，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的时间使用模式既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生活目标，也反映了城市生活机会的选择和限制。他们的时间分配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通过直接影响他们的压力和压力水平，还通过影响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和喜好。

首先，与城市本地人相比，外来农民工工作时间更长，闲暇时间更少。较忙的工作时间被证明与大多数农村——城市移徙的短暂性以及家庭建立和职业发展的巨大经济压力有关。在休闲时间方面，男性外出务工人员在休闲活动上的时间明显减少，而女性外出务工人员与城市本地人没有明显区别。这表明女性承受的经济压力没有男性那么大，她们的就业机会也更加受限。

其次，更好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背景有助于缩小农民工和城市本地人之间的时间使用差距。具体来说，受教育程度更高、来自富裕家庭的农民工往往有更多的休闲时间。

第三，家庭责任缓和了迁移和时间使用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由于婚姻成本高昂，有一个未婚的儿子可能会促使农民工转向以工作为主、休闲不足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有小孩可能会缩小差距。最后，尽管农民工的时间安排比城市居民更繁忙，但与农村地区的人相比，他们仍然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尤其是女性。

文献来源：

Mu, Z., & Yeung, W. J. J. (2017). For money or for a life: a mixed-method study on migration and time use i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4), 1-33.

文献编译：唐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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