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和他所爱的国

苏力和他所爱的国

                      ——《大国宪制》读后

多少年以后，人们回忆这个时代，回忆这中华复兴的前夜，会想起什么呢？会想起南海造岛，会想起航空母舰、歼20，会想起供给侧结构改革，会想起一切与伟大有关的历史铭记。在这些伟大中间，我想，有一个名字是未来的人们一定不会漏掉的，那就是苏力。如果说“法治的本土资源”还不能让更多人相信这一点，那么《大国宪制》就足以抹去人们心中所有的怀疑了。

跟很多开宗立派、只向真理低头（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只有他说的才是真理）从而一辈子在自己青年时就发现（用认定或者说偶遇似乎更合适）的“真理”概念壳子里坚守钻研继而普度众生的大师不同，苏力是动态的，是探索的，是不停超越的，他是分版本的，他一直有着这样的学术自觉。他追问过“什么是你的贡献？”；他激励自己“该上路了”；他深深体会着筚路褴褛以启山林者的谨慎小心，从而“怯生生的不敢放下自己的脚步”；他也知道探索者所必然承担的造人嫉恨的代价，“骂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对大量没有起码智力含量的攻击他云淡风轻的抹去，“那会误正事”；他把时间集中在他要去的地方“不是划得漂亮，而是向前划，水手们！”——经历了这些我们看起来是悲壮的、甚至壮烈的思想历程之后，他让我们看到了《大国宪制》。

阅读《大国宪制》，是一个让人不断惊喜的过程。是的，惊喜，惊奇而且喜悦。让你突然发现那些我们都习以为常、像左手摸右手一样毫无感觉、成为我们下意识里的“当然”背景的东西原来有这么宏大而深刻的道理！这让我们有会心的满足、有拍案和拍大腿的惊奇。而且，它更让我们喜悦——这里的喜悦我甚至不用故意把它拽为获得新知、获得启迪的高级智力满足，我可以就直接的说它就是让我们跟听相声一样看的心生光明、满脸是春。苏力的文风一贯如此，让你觉得是一个豁达通透、慈眉善目的老头在跟你聊天。在书里，你不但可以看到“然并卵”“打其脸”之类的网络生动，你还可以看到他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傍征博引，浩浩其天，叹为观止。用诗歌一般流畅瑰丽有韵律感的语言，讲述清晰冷酷的逻辑，“文质彬彬”，妙趣无穷。而且，跟大部分“启蒙”者终生纠结于自己青年时付出的沉没成本不同，在书里你绝对看不到力叔把那些自舶以来的、自古以来的洋词、老词供奉起来吓唬人。对它们，他从来都是信手拈来，举重若轻。他习惯于把那些吓人的概念不带任何痕迹的写进句子里，而这个句子可能本来正在跟你讲你生活中观察到甚至体验到的东西。

是的，苏力不装。他虽然有着即便是他的论敌也必须无奈地、羞答答地承认的、让人恐惧的知识储备，但是他从来不把这些知识“太当一回事”。他也不是刻意追求这种和蔼可亲，他只是在下意识里有着“说事而不是说词”的自发的、本能的追求,他只想把“事”说明白。也许正因如此，使得他在学界难有太多的接受认同，以至于“赞美苏力需要极大的勇气”。想想也是，他在后生学子面前云淡风轻地把那些诘屈聱牙的词汇，那些让别人可以讲上一年的真理渊薮除了魅，让人觉出这些庄严的专业食槽下面的虚弱甚至可笑，这基本上就是砸人饭碗了，虽然苏力从来没有刻意要这样做。他不但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理会这样的“本质主义”争辩或者说斗嘴，他把自己对外部世界进行批判观察的“后果主义”进路知行合一到自己的人生态度里面，他知道，他“要到前面去”。

因为，他背负着他的国，他背负着这个国家的几千年风雨历史，背负着因而也忧患着、小心翼翼着这个国家并没有人保证、其实谁也无法保证就一定灿烂的未来——想想这种忧患与小心，再对比一下那种想着用几个词（无论这词汇来自半部论语还是一整个宪章）就开创万世太平的自负。那些在普世主义者看来狭隘、在我们看起来崇高的、对这个国家连着血脉、深入骨髓、张力着骄傲与疼痛的情感与情怀召唤着他。他要对这个国家负责，对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未来，对我高我曾、我子我孙，负一个生物本能式的、家事传承式的责。

他要解读这个国家，用自己满腔的赤诚挚爱解读这个在别人口里总是拿“自古以来”几个字打发掉的伟大的至少说是巨大的、而且悠长的国家。他当然是展示了无与伦比的学术，但他从来不是为了学术，在祖国面前，他一直有着对学术的超越。然而就仅仅是这种超越，仅仅是把“学术为祖国服务，而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落实到行动中，就足以让苏力在学术圈里成为异类了。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篇。《大国宪制》以“鸢飞鱼跃、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厚重，重新解读了中国史，他以构成历史中国的基本制度（他称之为宪制）为主线，打通经史子集、解构历朝历代，发现了循环往复、代际叠加的“智慧或者愚蠢”。他找到了让中国得以成为中国，得以成为这个几千年历史、人口亿万、幅员辽阔的中国的制度原因，并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与对人情世故精妙细微的感知力重新解读了它们。他的解读，不但有理，更是有趣，常常让人会心一笑。比如，对历代国人奉为高尚的禅让制度，他分析为其实不是因为古人伟大民主的情操，而只是因为当时极为贫乏的物质条件让人不愿意当这个其实是责任大于收益的“头目”。这不是苏力对圣人的腹黑，这就是他对生活常理、人情世故的敏锐。稍微对当中国农村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不少其实也谈不上多边远贫困的村庄，也很难产生村委会，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少有人高尚到在看不到多少好处的情况下为集体当这个带头人。人之为人，基因里面的自私动机是不会彻底消失的。

非但如此，为了证成这种解读，苏力在书中也信手拈来着西方史。而且，的确就是信手拈来！当他觉得类似的事情发生、不同的事情不发生背后有同样的道理的时候，他就“随随便便”地把别人要祭拜的西方故事拿出来掰扯了。比如在谈到古希腊斯巴达的双王与雅典500人议事会，他都径直抹去民主起源的庄严油彩，找到它们背后氏族部落利益的原因。这聊天似的掰扯背后，是一个站立着的、大写着的中国人的自信。在这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里面，我们听多了无知无畏的虚声恫吓，看多了挟洋自重的虎皮大旗，我们轻易地就把“学贯中西”的大帽子送给其实应该说“学了中西”的大师头上并献上膝盖。尽管敏感于国力消长的决策层已经提出了四个自信，但长久的、不自信的路径依赖已经让很多学人无法完成这种跨越，他们已经不敢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敢平视人家的故事。他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历史装进“专制、落后”的框子里安全地批判，他们已经满足进而获益、成功于把人家的故事涂抹上“文明、进步”的油彩向国人开示应该的未来。

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苏力就是从历史的真实过程中找到让中国长期存在、稳定而且巨大的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并进而证成了这种原因，他将之称为宪制。这种宪制是实践的、历史的宪制，也是后果的、动态的宪制，它已经极大地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基于教条的、信念的、价值的甚至想象的宪制（如果做一下文字上的区分，后边这种宪制一般称为宪政）了。宪政学者们习惯于从西方历史上裁剪出他们认为是“高尚”的、值得追求的制度故事，然后将之规范化、神圣化，然后再试图以之指导中国的政治进程。如果这种进程为现实所凝滞或者阻断，那么这种进路的后手立刻就是对中国做人性的、文化的批判。他们同样喜欢在“制”与“治”之间滥情，喜欢找到其中的限权真谛，对此，苏力就毫不客气的指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讨论真实问题的能力。只有进入真实的历史语境，才知道古人需要解决的巨大的、事关全局的麻烦，才能明白正是一代代国人面临的基本麻烦的相似，导致了“百代皆行秦政法”。难以根本改变的生存环境：“多难”、以及必须为应对“多难”而做出的治理策略，经久流传，相互竞争、自然淘汰，就成了构成中国的“宪制”。

在苏力这里，宪制是一个结构，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谈判，不是一次契约。他的研究重新定义了“宪制”，把它从天国搬到人间，让它成为“宪法律”“宪章”之上的检验标准。后者如果契合前者的基本要求，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宪法律”在现实政治运行中的有效甚至有力的存在，如果它其实不符合前者的要求，即便它是比美国宪法还要美好的“中华民国宪法”，我们看到的也只能是黯然退场。

苏力的学术进路是问题导向、后果主义的，这种进路的研究成果同样有助于我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判断。比如，读懂了苏力以长城为例阐明的宪制与军事的关系，会下意识的联想到两弹一星与改革开放，也会自然而然的认为朝鲜拥核的大概率后果会是他们也打开国门、走向开放。事情的发展不就奇迹般的被验证了吗？还比如，读懂了苏力关于国家最高权力与宪制的关系，就会明白没有和美国一样在内战中浴火重生的欧盟靠彼此的谈判（用争吵更合适）永远成不了世界真正的一极，欧洲的衰落是已经必然的结局。还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强大和繁荣，《大国宪制》同样为我们启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

苏力之所以能够写出《大国宪制》这样一本注定成为经典的著作，我想，可能不仅因为他的渊深海阔的学术积累和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更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而且他没有停留在真诚、炙热的理想层面，他爱得现实而且理性，甚至说有些冷酷。他冷酷地、非常社科地看着这个国家一路走来，而始终警惕着无论是儒家的还是现代文明的观念、概念对头脑的迁移。而且，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苏力对当代中国的态度依旧是他希望这个国家明天要比今天好，希望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国民的日子都不会在明天比今天更差。他爱这个国家，爱得深沉、浓烈。我想，也许正是苏力这种深沉、浓烈但又低调、内敛的爱国情怀，才引导苏力从《法治与本土资源》走到今天吧？他证成了这伟大的历史中国，也暗示着、昭示着中国怎样才能有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