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工业化对世界具有颠覆性影响？（上）

黄群慧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导读］本文从工业化的角度重新审思改革开放40年。作者认为，中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但“大而不强”是中国的最基本经济国情；中国工业化进程从初期阶段快速地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但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历经市场经济方向探索、市场经济构建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三个大的阶段；中国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在产业政策操作层面努力做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资源配置但又要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资源配置，这个“度”总体把握相对合理。归结起来，工业化“中国方案”的基本经验在于遵循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基本原理，中国将工业化共性规律与自身个性化国情背景有效结合，是理解中国产业成长的关键。文章原载《中国工业经济》，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寻求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密码以及揭示中国经验的本质，没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的描述和分析，是几乎无法完成的。而且，近些年随着经济服务化趋势日趋明显，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中国产业发展演进的规律性以及在工业化后期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更值得经济研究者高度关注。从一定意义上看，很好地诠释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变化，应该是当今发展经济学在世界范围的重要主题。

▍一、工业大国崛起：数据与事实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在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前，虽经时代沧桑、朝代更迭，但中国一直是一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古老文明和先进生产力的大国。由于工业革命赋予了资本主义巨大的创造力，近代中国这个封建大国被现代化进程丢在了后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真正开始自己的工业化进程。农业部门、铁路交通和能源部门率先启动，东北地区被作为重点投资区域。依托着156项重点工程，新中国艰难地推进自己的现代产业建设。1950年东北地区占全国投资总额的51.66%，1950—1952年先后施工建设的17项重点工程中有13项在东北地区，从产业看这17项重点工程中有电力8项、煤炭5项。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随着156项重点工程的投产，中国初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马泉山，2015）。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和工业经济分别实现10.9%和18%的高速增长（金碚，2015）。

但是，新中国的产业发展之路并不顺利，工业化进程也几经中断，1958—1961年由于“大跃进”损失惨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给中国的产业体系造成巨大的破坏。到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5元，三次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27.7%、47.7%和24.6%，农业产值占比仍较高，服务业占比还很低，尤其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高达70.5%，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从具体工农业实体产量看，1978年粮食产量为3.1亿吨，肉类产量943万吨，原煤产量6.2亿吨，粗钢产量0.3亿吨，发电量2566亿千瓦时，汽车产量18.3万台。相对于一个具有9.6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这样的实体经济是难以满足人民温饱生活需要的。按照2010年的标准，当时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97.5%，这意味中国7.7亿农村人口是贫困人口。另外，1978年中国经济外向程度很低，进出口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只有9.7%。总体而言，1978年的中国，其产业体系已经具有大工业体系的一定基础，但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还十分落后。

表1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及生产总值变化（1978—201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数据整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巨变。表1从数字上直观反映了40年中国产业总量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32倍，1978—2016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达到了9.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达到8.5%；而2016年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则是1978年50倍，1978—2016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更是高达10.9%。

从国际比较看，后发经济体追赶过程中会出现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段时间一般持续2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25年以上的经济体中，除中国大陆以外，还有博茨瓦纳、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12个国家和地区（张晓晶，2012）。其中，日本1951—1971年平均经济增速为9.2%，中国台湾地区1975—1995年平均经济增速为8.3%，韩国1977—1997年平均经济增速为7.6%（林毅夫，2012）。从现在看，只有中国持续了40年如此高的经济增速，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个伟大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否会“后无来者”，但可以确信的这是“前无古人”的。

在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速背后，是一个世界性的实体经济大国崛起（黄群慧，2017a），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工业大国的崛起。如表2所示，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主要的工农产品产量都成倍、几十倍的增长，现在大都已居世界前列，粮食、油料、肉类、原煤、水泥、粗钢、钢材和发电量都居世界首位，可以说，中国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服务业的规模也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与工业大国地位相匹配，2013年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大国。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06.4亿美元，到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6855.6亿美元，是1978年的178.6倍，近40年平均增速达到14.6%，超出经济总量增速5个百分点。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20976.3亿美元，年均增速更是达到了15.2%，超过了经济总量增速5.6个百分点。无疑，中国是一个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崛起的工业大国。

从产业发展看，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因为中国是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从产业规模看，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都可以被认为已经是一个大国，甚至也被认为是金融大国。但是，从经济国情角度看，考虑到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中流砥柱”地位以及农业、服务业对工业的“依附”关系，以及中国出口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贸易出口，“工业大国”、“大而不强”才是中国的最基本经济国情。从工业化进程看，改革开放40年总体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初期阶段快速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一般工业化进程可以被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五个阶段。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虽然工业化概念被广泛地使用，但是工业化内涵往往被错误地理解为工业的发展水平。实际上，工业化是由一国工业增长引起的、体现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增加和经济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一个国家工业化阶段所描述的是其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关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近些年大多数研究笼统地指出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我们利用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例、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总体就业比重五个指标并赋予不同权重，取发达国家这五个指标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经验数值范围作为标准值，构造了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基于对工业化水平指数连续跟踪计算和预测，2011年以后中国工业化水平就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到2020年中国会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5年中国能全面实现工业化（黄群慧，2017b）。从工业化史看，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世界上也只有约10亿人实现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则是一个具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的工业化，因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整个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伴随着“一带一路”新一轮全球化倡议的推出，中国这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全球“外溢”效应，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意义巨大（黄群慧，2017c）。

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核心是制造业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身影，2010年以后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产出第一的制造大国。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如今中国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魏际刚，2015）。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数据显示，到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0798.95亿美元，占世界比重达到24.5%，比世界第二位的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21830亿美元多出了近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第二位美国和第三位日本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在1984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例曾达到过29%，几经起伏，2016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比例只有17.3%；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例达到21.5%的峰值，到2016年，该比例只有7.7%。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而言，虽然高收入国家仍占据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大约60%的比例，但是近20年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相关。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可忽略不计上升到2016年占据全球1/4（玛丽·霍尔沃德-德里梅尔和高拉夫·纳亚尔，2018）。

在认识到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基本经济国情，还必须认识到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在认识到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工业化进程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从制造业看，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从制造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核心技术拥有、关键零部件生产、高端价值链环节占有、高端产业占比、产品质量和著名品牌等各方面衡量，中国制造业发展还很不充分。这一方面表现在制造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充分，存在着低端和无效制造产业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产业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表现在制造业发展中的产业组织结构不平衡、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不充分，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但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几乎还没有世界一流制造企业。从具体制造产品表现看，产品大部分功能性常规参数能够基本满足要求，但在功能档次、可靠性、质量稳定性和使用效率等方面有待提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无法满足消费转向升级的需求。例如，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数据，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平均合格率一般达到4.5
sigma（合格率99.99932%），而中国总体为2.5
sigma（合格率98.76%）。2013—2017年国内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分别为88.9%、92.3%、91.1%、91.6%和91.5%，与国外一般99%以上的合格率还有较大差距。从工业化进程看，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区域的工业化水平发展不充分。由于梯度发展战略，以及各个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基础差异等原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总体上呈现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到2015年，上海、北京、天津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其他大部分的东部省份处于工业化后期，而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速度与其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给资源环境的承载提出了极大挑战。虽然2002年以来中国就一直强调和努力实施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客观上资源环境还是难以承受如此快速的大国工业化进程，环境污染和资源约束等问题比较突出。为了解决大国快速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资源问题，必须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强调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将环保技术、清洁生产工艺等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一种环境可承受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无论是绿色理念还是管制制度，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产业规模，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黄群慧，2018b）。

▍二、 产业结构演进：动力与要素

 虽然4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的瞬间，但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工业大国的工业化故事仍是复杂曲折的。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本身的艰难，还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其市场化改革进程、国际化开放进程以及世界信息化技术革命进程叠加在一起，各类复杂的制度变量、技术变量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曲折复杂性一方面给国内外经济学者解读中国工业化成功故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出了巨大的解读空间。这里试图以市场化改革为阶段划分标准，梳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变革，从中揭示中国工业化的动力源泉及其演进过程。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3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第二阶段是1994—2013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第三阶段是2013年之后，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

1. 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

1978—1993年，以1984年来界限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所经历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重点转变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揭开了围绕农村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而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现开放的方针，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第一产业发展看，这个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十分明显，制度变革的驱动力显著，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长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倍，而同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只分别增加了0.3倍和0.6倍（邹东涛，2008），1981—1984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20%，1981年第一产业贡献率高达40.5%。如图1所示，1978—1984年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占比总体较高，1982年是改革开放40年的最高点，达到32.8%。1978—1984年粮食单产提高了42.8%、总产量增加了33.6%，农业增加值实际增长52.6%，根据Lin（1992）测算，这些农业产出增长的46.9%来自于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变革的贡献。

图1  1978—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绘制。

1984年以后，随着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开启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1984—1994年，除了少数特殊年份外，这个阶段GDP增速都在10%以上，1984年更是实现了高达15.2%的经济增速。这个时期的工业化水平总体处于工业化初期。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如图1所示，第一产业占比结束了上升过程，开始了持续下降的结构升级过程，从1982年的32.8%下降到1993年的19.3%，10年的时间下降了1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稳步提升；第三产业占比提升较快。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看，第一产业中农业占比迅速下降，牧业占比快速上升，上升和下降都有10多个百分点的幅度。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化总体上体现了矫正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特点，轻工业发展迅速，其在工业中的比例1978年为43%，到1981年就已经超过了50%，并在50%上下波动一直到1999年。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增长较快。从企业看，这个时期乡镇企业快速成长，城乡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也逐步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到1995年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到2045万人，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到3572万人。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主要改革任务是对企业放权让利，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进经营承包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具体改革阶段，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使企业逐步适应商品化的经营环境（黄群慧，2018c），国营企业的利润和活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个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经济增长驱动要素是，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蔡昉和王德文（1999）估计，早期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实际上，这个阶段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另外，从工业化进程的资金需求看，伴随着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个时期也开始逐步发展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金保证。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发展了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1990年以后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开启了中国股票交易市场新纪元。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看，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国家预算资金占比为28.1%，到1993年已经大幅降低到3.7%，而国内贷款占比从1981年的12.7%提高到1993年的23.5%，自筹和其他资金占比也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利用外资占比也从1981年的3.8%提高到7.3%。

从工业化区域发展战略看，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作为整体经济增长极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产业发展的重心逐步向东部地区倾斜。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明确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的向前发展（邓小平，1994）。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1981—1985年）明确提出发挥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区位优势。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七五计划”（1986—1990年）中明确提出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序列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1984年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并且逐步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等工业园区。1985年又设立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沿海开发区，1990年开放了浦东新区。这个阶段国家在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东部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投资布局也向东部地区倾斜，1981—1985年东部沿海地带1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比重达到46%，1986—1989年投资份额进一步提高，广东、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北京占前六位，到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地带占到了62.7%（邹东涛，2008）。在制度要素、资金要素和技术要素在东部地区集聚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也开始向东部地区迁移，自此形成了持续多年的自西向东、自内地向沿海的“打工潮”。在制度供给充足的前提下，国际资本的进入以及国内劳动力的大流动，极大地优化了东部地区的要素配置，支持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到199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已经是西部地区人均GDP的2.3倍，到200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53.5%（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18）。

2. 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建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并提出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作为市场体系培育重点，从此开始了全面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时期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快速推进从中期向后期的转变过程。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如图1所示，这个阶段第一产业GDP占比逐年下降，第二产业一直保持了高速发展，1994—2011年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基本都在50%以上，1994年当年第二产业对GDP贡献高达66.3%，第二产业GDP占比基本维持在45%以上，第三产业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到2013年这个阶段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强调指出：

（1）这个阶段总体上是重化工主导阶段，促进了经济结构快速升级。伴随着居民消费重点转向耐用消费品，1999年以后重工业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工业中重工业占比持续提升，到2005年该比例接近69%。由于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征，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给环境资源承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总体上，这个时期重化工业主导，体现了适应居民消费结构从日用消费品主导到汽车和住宅主导的升级需要的产业结构升级。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也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进一步推进从资金密集的重化工主导向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主导的产业升级要求。

（2）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外向性极大提升，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简称“入世”）后，中国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通过“干中学”推进产业升级，既快速地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2003年以后，中国出口增长率连续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国出口货物总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进出口货物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达到了11%，比2003年翻了一番（刘伟和蔡志洲，2015）。从利用外资看，1994年实际利用外资432.1亿美元，2001年为496亿美元，而“入世”10年后的2011年则达到1177亿美元，利用外资额居全球第二位，并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3）这个阶段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多元混合动力。从国有企业看，这个阶段推进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组建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的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总体数量逐步减少，国有经济布局持续优化，国有资本总量不断增大，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看，这个时期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时期，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搭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可操作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框架。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5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为11261万人，到2012年降低为6839万人，而个人私营及外商港澳台单位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2558万人发展到2012年的15415万人。

（4）这个阶段区域协调发展逐步成为中国产业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主导战略，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战略举措开始实施和持续推进。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今后15年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同发展，东部地区实现更高水平发展，而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与开放。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分别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举措。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15年的市场经济方向探索阶段，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全球范围的资金、劳动力、技术创新等要素向东部地区集聚，可以认为是国际“雁阵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蔡昉等，2009），那么，在这个阶段，由于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及东北振兴政策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以归结为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国内版“雁阵理论”发挥的作用。一份借助工业净产值份额和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两个指标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由东向西的制造业产业转移现象主要出现在2003—2013年这十年间，而且向中部地区转移的幅度大于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幅度（安虎森和郑文光，2017）。

（5）这个阶段经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经受住了考验，也增强了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中国经济更加成熟。在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1998年和2008年两次大的外部经济危机对中国这个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两次危机都构成了对当年经济增长的冲击，但是很快都恢复了增长，回到了自身的快速工业化道路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得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强，中国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所固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足够强大，可以应对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冲击。

3. 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后，尤其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这样的大的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特征。从经济增速看，这个阶段已经从8%—10%的高速增长区间下降到6%—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2013—2017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8%、7.3%、6.9%、6.7%和6.9%。从结构看，产业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GDP占比迅速提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占比逐步下降。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46.7%，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44%），到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50%，达到50.2%，2016年和2017年占比都是51.6%。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高，2015年和2016年分别达到52.9%和58.2%，超过第二产业10和20个百分点。从所有制结构看，混合所有制整体格局进一步演进，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到2016年，民营经济法人企业数占全部法人企业数的95%以上，民营经济就业提供了全国近80%的就业，民营企业制造业投资占全国的85%以上，民营企业提供的税收占全国的50%以上，民营企业提供的发明专利占全国的60%、提供的新产品占全国的70%。从动力转换视角看，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驱动要素看，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升级演化路径基本符合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劳动力要素驱动主导—资本要素驱动主导—知识要素驱动主导的升级过程（苏杭等，2017），到了这个阶段中国产业亟需实现从资本要素驱动主导转向知识要素驱动主导。从工业化进程看，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所呈现出的运行特征以及所面临的升级任务都与进入工业化后期是一致的，实际上中国工业化进程也正是在2011年前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产业成长的重点从追求快速成长到追求质量提升，这具体表现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趋势、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方面：①从农业发展看，农业生产布局进一步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加快构建，粮食主产区稳产增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快速涌现。②从工业发展看，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具体从工业三大门类结构看，2013—2017年采矿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4%、4.5%、2.7%、-1.0%和-1.5%，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5%、9.4%、7.0%、6.8%和7.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8%、3.2%、1.4%、5.5%和8.1%，工业结构总体呈现从资源和资金密集主导向技术密集主导转型升级的趋势。在制造业内部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方面，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全面深入推进，钢铁、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增速大幅回落，到2016年钢铁退出产能6500万吨以上，超额完成目标任务。2017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0%，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为近5年的最高水平。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68.2%，比上年提高8.7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8%，提高4.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迅速，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2013—2016年年均分别增长9.4%和11.3%，2017年分别增长11.3%和13.4%，2018年上半年分别增长9.2%和11.6%，增速都远远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016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32.9%和12.4%，比2012年提高4.7和3.0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2013—2016年年均增长7.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低0.2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8.1%，比2012年下降1.5个百分点。③从服务业发展看，传统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服务业发展迅速。2013—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0%，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8个百分点，2017年增速为8%，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个百分点。2016年全社会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29.2万亿元，是2013年的2.8倍。2016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1.57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52.5%，年均增长11.1%；2017年进一步增加到1.7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另外，在市场经济建设这个新时代，中国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整体产业布局发展进一步协调。

虽然这个阶段中国产业发展取得了上述成就，但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既是一个经济新常态，又是工业化后期。还有学者认为经济结构进入服务化时期，这个新阶段需要培育产业增长新动能和改变以前的要素投入驱动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习惯于资本、劳动力的要素投入驱动经济的产业增长模式。改革开放40年，资本、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达到70%—80%，而效率改进对GDP的贡献也就大致在20%—30%，尤其是在2008—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已经降到20%以下。因此，新阶段要实现从要素驱动为主转向效率驱动为主的动力变革。这种变革是极富挑战性的重大任务，再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国际背景，未来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将面临着产业升级路径、技术进步路径、消费升级等众多不确定性（张平等，2018）。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无疑是基于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的新阶段中国产业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