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76：西风压倒东风

　　进入2020年，即使是街头的大妈也认识到：世界变了。但是，很少人了解到，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它将走向何方？让我们从四十年前说起。196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说：“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大潮的一朵浪花，那么就可以对它的来龙去脉和未来大势有更为明晰的判断。

　　很多把文革等同于毛泽东个人权谋的所谓学者，避而不谈六十年代其实是一个全球革命的年代。从亚非拉的广阔大陆，到西方国家的大都市和校园，是一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景象。正如毛在诗中描述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战后二十多年，西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进入六十年代开始衰退。西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全盛、并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以劳动工序无限细分、机器技术专用化、劳动过程无限单调化、工人技能不断降低、大众消费主义为特点的西方福特主义社会生产调控方式即将显露危机。同时，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也暴露出弊病，而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立探索和大胆实验引起了西方进步人士的注意。而西方反体制运动，又和世界上非西方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和以中国人民为主的反修斗争紧密地连在一起。国际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用毛的话说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

　　毛在准备和部署文革的同时，多次发表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言论，包括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和革命暴动，其中在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暴动的声明》中明确指出：“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发了激动的回应。当年的青年学生陈映真回忆起他在被窝中激动地收听“九评”的广播：这文革非但翻动过中华万里江山、神州大地，也曾越过封断的海峡，强大地影响了台湾，引发了“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等重要的思想运动。在东京大学，学生占据系办公室，批判权威教授，要求教育革命；在法国，“巴黎五月”使戴高乐下台，开展了新的思想运动；在美国，民歌复兴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越战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

　　这场世界革命的斗争场所遍布于广阔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场，和帝国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市与校园。因此，中国文革也和世界革命的浪潮同长同消，和世界反帝反殖、反资反修的革命斗争命运与共，而不会有单独的和局部的胜利。文革群众运动失利的悖论，群众运动内部派别激烈冲突的悖论，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革命与战争的悖论。

　　同样地，文革群众运动进入六十年代末形势急转直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要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修、反体制运动的失利和退潮中去寻找。

　　一九六八年以后，战争引起革命的可能渐渐压过了革命制止战争的前景，特别是由于中国周边的战争可能性骤然加大，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帝国主义）中心先发生革命、从内部自行瓦解的可能性渐渐消失，中国的文革运动也因此被迫做出调整。

　　西方反体制运动在资本主义内部制造震荡，并有可能从堡垒内部瓦解资本主义核心部分的前景，为文革的大民主提供了极大的活动空间。但是，进入六十年代末，西方反体制运动开始落潮，中国文革的这个空间也渐渐闭合。文革中建立巴黎公社式崭新社会的思潮和群众运动的高潮与西方反体制运动的动荡的高潮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同时达到波峰。巴黎“五月风暴”未能对体制产生转变性作用；在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地的群众性的抗争渐渐低落，转变成少数孤立的红军分子的城市游击战争；美国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开始大规模扩大印支战争；在这样的情势下，西方内部的革命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苏联东欧内的仅有的几起群众运动，遭到苏联统治集团的消防式的镇压，没有发生革命制止战争的情况，反而是出现了苏联战争机器制止革命的反常现象。一九六八年八月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文革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联领导集团所推销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准备对中国采取帝国主义式的战争侵略。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后，苏军在中苏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挑衅。苏联统治集团还发出讹诈，声称要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时间，社会帝国主义在北面的战争威胁甚至超过了帝国主义在南面的威胁，中国被迫做出了“大打、早打、打核战”的准备。这也是促使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迅速退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是六十年代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新型革命的组成部分，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挑战，是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一个新里程碑。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国革命会引起英国革命。毛早在一九四○年，就已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以及当时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是占人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如同中国无法从世界的影响中抽身退出，中国也能够对世界的走向发生很大的影响。文革退潮，乃至在八十年代初遭到彻底否定，与世界上人民革命斗争低落固然有关，但反过来说，否定文革对八十年代国际上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交上，中国从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仗义执言并无私援助的立场，改为所谓“理性”、“现实”的路线，也是造成世界上人民革命正义斗争低落，且各自为战、孤立无援的一部分原因。

　　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个世界大气候的后果又反过来施加在中国身上，造成美国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以及迫不及待的西化、分化攻势。同样地，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了深刻的矛盾，最终在2008年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如果我们论定世界历史又已经到了重大转折点，那么当然就不应该低估这一形势对中国的影响。消除全人类的贫困和新冠、非典这一类可避免的疾病；缩短南、北两半球的物质文化发展的距离；为后代保持生态平衡以及珍贵资源——所有这些改革，只有在主席所开创的人民民主道路上，而且要在一切形式的压迫、独裁、种族歧视和男女不平等都已消灭之后，才能实现。社会平等只能基于物质和权力的均等。要做到这些而工人物质生活不会降低或对任何工人阶级的高压不会存在，就是共产主义的最高抱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