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到底是不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

提起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是四个字：

闭关锁国。

这个词，在不少人脑子里，就等于“海禁”，海禁不就是“围城”嘛，城里的人出不去，城外的人进不来？

一、1840年，中国贸易的大门敞开着

事实上，此“海禁”非彼“海禁”。

清朝政府在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及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四年（1675）5次颁布禁海令（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卷692、卷776）；顺治十七年（1660年）及康熙元年（1662）、十七年（1678）3次下达“迁海令”（《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条；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丙辰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

主要目的指向清晰，即迁移沿海居民，禁止出海经商、捕鱼，以断绝对孤悬台湾的郑氏政权的人力、物力支持，是政治手段，而对于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并不在禁止之列。

不禁止！不禁止！不禁止！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清朝初年的“禁海令”并不禁止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

当台湾郑氏政权投降后，海禁的必要性已经丧失，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下令：

今海内一统，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清文献通考》卷33）

次年（1685年），清朝开四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

此后，中国沿海海贸迅速复苏，仅苏州一地就有海船千艘出洋贸易，外国商船也纷纷到各口通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因往来洋船都携带炮械，存在国家安全隐患，下令对西方人关闭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今连云港）三处口岸，只留广州一地。

需要注意的是，云台山、宁波、漳州等处海关此后仍允许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商船进港贸易，中国商人更不在限令之列，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商人驶往东南亚的商船就有295艘。

2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洪任辉（James Flint）因为浙海关的关税（3%）比广州（5%）便宜，不顾清朝禁令，到宁波贸易受阻，竟引船直航天津，通过行贿把状纸递到乾隆皇帝案头，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索贿、刁难洋商，希望中国改变外贸制度。

结果，乾隆皇帝大怒，将替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斩首，把他本人拘押澳门前山寨，刑满后驱逐出境，又颁布《防夷五事》，要求沿海严格防范西方人活动。

哪怕这样，洋商来华贸易其实也并未受到影响，禁令实施后次年（1758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80年间，来广州洋船共5107艘，其中英国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有58艘、道光六年（1826年）为85艘，道光十三年（1833年）为107艘，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

二、1840年，南洋贸易还在中国人手里

同期，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移民和商业活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商船最赚钱的业务还不是贸易，而是载运“非法移民”，也就是当“蛇头”。

根据康雍时期的朱批谕旨，也就是朝廷查获的非法移民案件可知，彼时的出洋商船，合规登记的舵水（船员）、客商人数不过七、八十人，少者为六、七十人，但私载的人数会达到二、三百，甚至四、五百人，每人船长会收取8-10两银子。

当然，各个地方的船票钱略有不同，从中国到婆罗洲为10元（西班牙银元，约等于七钱二分银子），从厦门到曼谷为8元，从广东樟林到曼谷为6元，已知的一艘到曼谷的“偷渡船”甚至塞下了1200人……

《纽约港湾》塞缪尔·沃（1814-1885），描绘了1847年停泊于纽约港的耆英号（帆布水彩画，作于1853-1855），藏于纽约市立博物馆，耆英号在纽约停留了数月，每天迎接约4000名参观者，门票25美分，在当时的美国是一大“东洋景”。

在贸易上，欧洲人擅长的是中远途贸易，中国商人垄断的是东南亚各个航线的短途贸易市场，其获利也非常丰厚，比如：

1776年弗罗斯特（Forrest）记载，厦门商船的货本为49,534元，航行至苏禄（今菲律宾）的售价为81,732元，获毛利32,198元。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华侨商人徐茂受暹罗国王委托，以暹罗船只“林泳发”来中国江浙地区贸易，该船货本18,250元，获毛利19,765元。（陈希育：《清代海外贸易的经营与利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不过上文作者也在观察研究中发现一个现象：

清代出洋商船的贸易额一直维持在二、三万两的水平上，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贸易额没有扩大，而是停滞不前。

这当然和中国商船的吨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康熙年间赴日本贸易的小船，甚至有货值四、五十两的，按照施琅的说法就是“只数烦多，资本有限”，远航至新加坡贸易的中型船只，也不过300多吨左右，贸易额约为2-4万元。

限制船只进步的，过往有很多解释， 比如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技术上的困难等等，其实更可能是经济考虑，即利润，不过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三解会专门开文章解说。

三、1830年，世界上做生意最方便的地方

伴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清朝海贸管理和相关产业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海关征收关税的税则越发详尽是其一，在交易中起担保、中介作用的“保载行”、“牙行”的发展是其二。

这些牙行有固定客房、货栈提供服务，并代客纳税、过关登记、代雇船只、介绍买主，甚至负责押送货物，广州十三行即为其中专营西洋贸易的翘楚。

西洋油画上的清代十三行。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廷将广州贸易业务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叫海南行，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外洋行不再兼营本港贸易，嘉庆五年（1800年）之后，广州就只剩下外洋行（也称洋货行或十三行）和福潮行（原海南行）。

十三行并不只有十三家企业，而是一群官设的特许商，其中还有专门的“保商”，负责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

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也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

当然，最重要的是提供代行贿服务，这对于大清朝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规矩，对于同时代的英国、法国而言，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只是多少的问题。

也正因为这些服务，在道光十年（1830年）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

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在上述背景下，英国商人们唯一不爽的，可能就是他们不能“自由”地与中国商人贸易，而只能面对“买方市场”的盘剥，而这一道枷锁在1840年用火炮打碎之后，他们却发现，在中国的自由贸易并没那么轻松……

四、1840年，英国大炮没能轰开市场

按照一般的说法，大英帝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然后，先进的资本主义顺理成章地碾压了落后的封建主义，机器大生产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摧毁了中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1840年，中国经济的转折点来了。

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在19世纪之前，欧美各国运往中国的商品结构非常单一，“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也就是银元，其次是毛织品和棉花。18世纪中后期，英国、印度、美国流入中国的白银年均45万两，最高达到过150万两，也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鸦片贸易。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蒸汽机制造的棉布、棉纱产量大增，1780年英国棉布、棉纱出口总值不到36万英镑，1785年增加到100万英镑以上，1792年又翻了一番，到1802年已经达到780万英镑，短短20多年增长了20倍。

伴随着出口总额的增长，是英国纺织品价格的降低。

英国曼彻斯特的科技与工业博物馆藏工业革命时代纺织设备，该地是英国曾经的纺织中心，也是世界纺织工业中心。

1861年奥尔德曼·尼尔德先生在曼彻斯特英国委员会宣读的一份文件表明：

印花布的价格从1815年的每匹28先令降到1830年的每匹8先令9便士，1848年更是低至4先令6便士。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

OK，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大英帝国纺织品的价格降低了，还用“大炮轰开”了国门，搞了五口通商，是不是出口爆发了？

答案是：没有。

1845-1855年的10年间，英国输出中国的棉纱由260万镑上升到290万镑，增幅不到10%，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了200万匹，减少30%……（柯克，《中国》第166页）

仅就上海一地：

1846年的（中国）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1847年又减少了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1%，以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43页）

现实是，在洋人自以为敲开中国的国门后，对于中国市场极度乐观，英美等国充斥着想当然的言论：

所有英国兰开夏纺织厂的出品都供应中国一省的制袜的需要，犹恐不足。（班思德，《中国对外贸易史》，第46页）

美国总统泰勒向国会报告：

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卷1，第51页）

在这种舆论气氛下，1842-1845年间，运往中国的棉纺织品总值由70万镑增加到170万镑。

结果呢？

五、1840年，中国制造狙击机器大生产

185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报告国内：

大批的美国床单、衬衣布、斜纹布发生积压，卖不出合适的价钱。（达维斯：《美国公文汇编》第一辑，卷20，第20、21页）

英国驻福州领事1847年给国内的贸易报告也同样对前途表示出无可改变的悲观。

惯常的说法，都说这是自然经济的抵抗，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男耕女织，商品化需求不足。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近年来对于江南区域经济、手工业和消费能力的研究表明，起码在江浙腹地和闽粤沿海地区以及城市居民之中，所谓的“自给自足”就是一群老文人的臆想。

明末清初松江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写道：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上阔细者阅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前朝标布盛行，……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

这说的是明崇祯、清顺治年间事，也就是说，至少在明代，松江布已经分品类销售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松江棉布的商品化需求市场遍布大半个中国。

到清朝，吴承明先生估计清代松江一地每年进入长距离运输的棉布就达4000万匹，这些棉布自然是商品，而且是不同大众消费的商品，而不是什么“地主阶级享受的奢侈品”，全中国的地主也消费不了这么多。

国家博物馆馆藏明代松江棉布，当地在明朝就有“衣被天下”之称

事实上，1830年左右，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们还在流行用天然棕色的紫花“南京布”做裤子，用中国杭纺做衬衫，这里的南京布就是松江布紫花棉布，因在南京集散，被外商讹传为南京布。

这样高度的商品化，是以非常严密的劳动分工、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纺纱者从供应商（花行）处购买原棉，将成品纱卖给中介（纱店），纱店再卖给织布者，织布者按照加工商（布号）的质量标准和布料送达时间来规划生产，将成品送交各主要产布村落中的布号分号，再汇集棉布送交城市中的染色、踹压工坊，由数以百计的技术工人完成最后的加工。

据李伯重先生计算，江南地区一个妇女每个工作日的收入大约相当于一个男子的70%，而与之对应的，是江南民众较高的生活消费水平，在食物多样性和肉食占有上，并不亚于同时期英国的工厂工人，在生活质量和平均寿命上还要高于当时曼彻斯特平均不到40岁的水平。（见李伯重，《“乡民们吃得不错”——十九世纪初期松江食物消费水平研究》）

对了，在19世纪前期，江南地区的一夫一妇家庭平均收入，可以轻松供养两个脱产的成年人，这在同时期的大英帝国工人阶层里，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呢。

真实的情况，正如一个英国人记录的，土布的价格和质量在鸦片战争后数年间，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远在1844 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04 页。）

回头再来看中外贸易，当时作为生产原料的棉花、棉纱的进口增长并不小，反而是工业制成品，棉布、床单、桌布存在严重的滞销，这是进入一个陌生消费品市场很正常的反应。因为工业制成品的花色、质地，都需要新市场的推广。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元明两朝中国的瓷器出口，还有专门针对伊斯兰世界花纹的“外销瓷”，而不是直接拿什么福禄寿三星给对方，这是对市场的判断能力，不是什么自然经济的抵抗。

六、打垮中国经济的罪魁祸首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在19世纪初，中国已经进入了“道光萧条”的时代，水旱灾害频仍，农业生产下降，又有银钱兑换价格的巨大波动，造成了整个市场购买力的萎缩，甚至濒临崩溃，换个词就是：经济危机。

写于1834年的《浦泖农咨》中写道：

往年农之不匮乏者多赖之。自近今十数年来，标布不消，布价遂贱，加以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路也。

说明，松江布的滞销，在1834年之前“十数年来”是持续的现象，而不是惯常作品中所引用的“鸦片战争之后”，而棉布、土布跌价的事实，其实是延续多年的结果，并不是某一天洋布来了，就突然造成的。

比如，教科书中引用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

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

这些被引用的材料，往往记录者的身份就是乡绅，他们对于外来侵略的警惕是本能反应，而对于价格的敏感，却往往基于的是极端的情况，以前文所述的英国棉布价格为例，生产成本价已知，即便不算运费，定价为土布的1/3，也是吐血大甩卖的半自杀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生产率”带来的竞争优势。

正确的解释则是英美商人运来了太多纺织品，在1845年左右形成了海量的积压，除了挥泪割肉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减少损失吗？

再来看一条常用的、说明通商口岸土布受进口商品打击的材料：

教科书用法如下：

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

其删减的上下文如下：

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闽省并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今闽省向销之江浙棉布及洋货等物，因被英夷所占，不克畅销，纵使竭力招徕，而全省之一隅之地，民间服用无多，又不克转鬻他省。揆之事势，断不能使华夷两货，并用兼行，是即有愿往江浙等省贩货之人，而销既不多，势必裹足；况现在商俱疲乏，更属招之不前。

这里重点说的什么？说的是内贸商路路线的衰落，因为洋商直接到厦门，导致传统从海上来厦门做洋货转口贸易的内商都不来了，结论也是“断不能使华夷两货，并用兼行”，至于说民间“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这个只能呵呵了，如果市场这么乐观，为什么英、美列强的领事们急的嗷嗷叫呢？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土布等有竞争力的本土产品的真正危机，并非来自于外敌，而是内患：

其一是天灾带来的经济萧条对国内需求的摧毁；

其二是清朝政府无力控制银钱比价上涨的无能；

其三是清朝政府搜刮带给人民的负担倍数加重。

下图可见：

1821年-1850年中国农产品、手工业品零售物价指数变化表。（1821年=100）

在1835-1845年间，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价格在下跌或者不涨，而银钱比例却在疯涨，15年间涨了快1倍，民间多用铜钱，而官府只要白银，兑换之间，无疑就是负担增加了不止一倍！

试想，如果今天，2017年的民营企业税负再翻上一翻，企业还能有活路吗？更何况清朝还有无数的税外之捐，官吏腐败的各种陋规、孝敬？

曾经拥有无限活力的小生产者们，除了破产还有什么出路？哪怕如此，这些小生产者们还在通过不断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咬紧牙关抵抗着洋货的侵袭，直到太平天国的狂飙席卷中国，将他们原本赖以生存的商业化社会网络砸得粉碎。

即便如此，洋货，尤其是工业革命的象征，机制布凭借低廉的价格真正摧毁中国的土布运销网络，也已经是1890年代在中国普遍建设新式工厂之后的事儿了。（见李钢：《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综上所述，并不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打垮了中国落后的“自然经济”，而是愚蠢的清政府掐死了本有活力的中国经济，无论他是自然的，还是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