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二道井子聚落的形制布局与社会关系探讨

摘要：赤峰二道井子聚落是目前经过大面积发掘且保存完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为了解辽西地区早期青铜时代聚落的营建、使用和埋藏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该聚落延续时间较长，遗迹种类多样，尤其是城墙、环壕、成组的房址以及墓葬的发现，完整揭示出该聚落的布局规划。原地重建的房址、规划齐整的院落、布局有序的巷道均表明聚落内部的社会关系注重礼仪、讲究秩序，邻里之间相处和谐；但城墙与环壕的修建及骨镞等遗物的大量出土，表明聚落的对外社会关系以防御为主，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

二道井子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二道井子村东北的山坡之上，西北距赤峰市区约12公里。该遗址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南北长190、东西宽140米，总面积约27000平方米。2009～2010年，为配合“赤峰-朝阳”高速公路的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二道井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13000余平方米,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土坯式房址、窖穴、窑址及墓葬等。二道井子遗址内部堆积深厚，布局清晰，遗迹保存完好，是目前通过考古发掘所揭示出来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之一，为探讨辽西地区早期青铜时代聚落的形制布局和社会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一、二道井子聚落的形制布局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大致以遗址中部的灰沟为界，可将二道井子聚落分为居址与墓地两部分。灰沟南侧为墓葬区，北侧为居住区，均经过有序规划。目前有关墓葬的材料发表较少，本文重点分析居址的发掘材料，探讨聚落的形制布局。

二道井子聚落主要由外围的环壕、城墙及内部的房址、院落、窖穴、道路等遗迹单位组成。环壕位于最外侧，平面近似椭圆形，长约190、宽约140米；剖面呈“V”字形，深6.05米。壕内堆积可分6层，包含物较少，底部未见淤土痕迹。城墙位于环壕内侧，基宽9.6、存高6.2米，二者构成聚落最重要的防御设施。建筑城墙时，先挖成隆起于地面的梯形生土墙，之后在其两侧堆土包砌，使墙体的厚度、高度不断增加。城墙外侧较陡，与环壕内壁相连形成统一的斜面，城墙顶部至环壕底部落差达12米。修建环壕产生的土方直接用于堆砌城墙，从剖面观察，多是由下至上斜向贴筑于城墙外壁。为使城墙更为坚固，局部采用夯筑或包砌土坯而成。城墙内侧堆砌坡度较缓，随着聚落内生活面的逐渐抬升，墙体顶部与之处于同一平面，以至于部分房址坐落于城墙之上（图一）。

聚落内部主要分布有院落、房址、窖穴、广场、小巷、散水等遗迹单位，展示了一处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生活场景。与同时期的其他遗址相比，二道井子聚落内房址平面结构保存较好，墙体也残存有相当的高度，为了解房址的建造过程提供了直观的证据。尤为重要的是，能够指示聚落内部共时性关系的踩踏面保存较好，为深入探讨聚落的平面布局与发展演变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早、中期聚落内部以无院墙房屋为主，地面式建筑占绝对多数，房址平面多呈圆形，也有少数呈圆角方形。房址呈东西向斜坡状分布，排列整齐，规划合理。墙体多用土坯层层垒砌而成，内外皆抹有多层草拌泥，经过火烤，不易破损且保暖。房址内居住面经过烧烤和踩踏，保存较好，个别可达十余层，居住面中部一般可见长方形或方形地面灶，烧烤面坚硬。门道多朝向西南，门口通常有草拌泥抹面的门槛，有的门道两侧保存有土质门墩，个别的还存有石质门臼。房屋外部多附建有回廊或侧室，有的回廊近乎环绕房屋一周，或环绕在房屋一侧，呈圆弧形。回廊内部多以短墙相隔成几个独立的空间，可能作为不同的功能区使用。

以保存较好的F54为例。该房址为地面式建筑，总面积约72平方米，由主房、侧房和外墙三部分组成，非一次性同期建筑。墙体由尺寸不一的土坯垒砌而成，土坯之间以草拌泥粘合。主房位于整个房址的中心，面积最大，平面呈圆形，直径约5米。墙面平整，内外壁均抹有三层草拌泥，厚约2厘米,局部有火烧痕迹。主房居住面保存较好，厚约0.1米，从剖面观察可分5层。居住面中央为圆角方形地面灶，烧结面明显且四周存有凹槽。侧房位于主房西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4、南北宽2.2米，墙体与主房墙体相接。墙面加工方式与主房相同，西北角墙壁上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室内居住面与房外踩踏面相连，可达主房门道附近。主房门道朝向西南，宽0.9、残高0.92米，门外两侧保存有土坯垒砌的对称门墩。侧房门道朝南，宽0.5米（图二）。

二道井子聚落的早、中期房址形制大体相同，但也有个别房址位置特殊、结构复杂。如F8位于聚落中部偏东,平面呈圆角方形，墙体现存高度约2米，至少经过三次翻修加固。该房址使用最晚阶段的墙壁厚度近1米，系用规格统一的土坯层层交错垒砌而成。外围有土坯垒砌的回廊，早期回廊不见短墙，与房屋主墙在门口两侧相接，内部分布有直径约0.2米的柱洞。晚期的回廊内以短墙分隔成不同的小空间，有的在一角留有火烧痕，可能作为厨房使用；也有的应作为储藏间使用。F8门口朝南，略微偏西，向下可见两层土台阶。相较于其他房址，F8用大型石块作基础，石块外部用草拌泥抹平，与上部的土坯完美相接，结构较为复杂，建造与修葺也更为精细。更为重要的是，F8外围发现有顺地势修成的广场，从台阶处可见多层堆筑痕迹且向四周倾斜，广场周边约150平方米的范围内几乎未见任何遗迹，这些均显示出F8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应为供聚落首领居住的中心性大房址，广场则为举行集会或相关公共活动的场所。

晚期聚落内出现院落，一般由院墙、一大一小两座房屋、方形或长方形小隔间、窖穴及院内活动空间构成，共发现四组，均位于聚落的东南部。房屋、隔间与窖穴等多用土坯垒砌而成，或用土坯砌边。院墙的使用时间较长，大多经过维修，下部为土坯，上部二次加工时多用石块垒砌。内部的房屋多经过两次翻新重建，室内面积基本保持不变，仅位置略有偏移。随着房屋重建、地势抬高，院墙也逐渐加高，剖面上明显可见院墙加高的痕迹。院门均朝南，院内房屋也大多朝南。一字排开的院落之间形成宽约1米的小巷，小巷的踩踏面也是依坡势形成，东高西低。以保存较好的三号院落为例，该院落为地面式建筑，平面近似长方形，东西长8.7～9.5、南北宽6～7米，由院门、院墙、踩踏面、F69、F61和H153构成。院门位于Q1南墙东部,宽0.5、残高0.8米。院墙以灰黄色杂土夯筑而成，墙体宽0.3～0.6、残高0.8～1米。踩踏面保存较好，呈东高西低之势。主体建筑为F69，位于院落中部偏东，墙体由土坯垒砌而成，居住面经过烘烤，保存较好，中部有一方形地面灶。非主体建筑F61位于院落西北角，墙体由杂土夯筑而成，居住面亦经过烘烤，东侧有一圆形地面灶。在Q2、Q3之间的院落西南角为H153，平面呈长方形，应作为窖穴使用。院落北侧与二号院落院墙之间有狭长的小巷，宽0.3～0.7米（图三）。

二道井子聚落遗迹丰富，保存较好，叠压打破关系复杂，从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结果看，聚落布局经过严密的规划与设计，从早到晚均以位于聚落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址F8为核心进行布局。F8周围修建有可用于集会的广场，其他房址在广场以外的区域各自营建，从早到晚沿用（图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建筑技术的进步，房址结构趋于复杂，附属设施逐渐增多。聚落晚期出现院落，面积与结构均大致相同，院落与院落之间以宽度相近的小巷间隔，规划整齐，秩序井然。F8南部临近城墙区域属聚落内较高规格建筑的集中分布区域，西北部有多处结构较为特殊的建筑，如F81和F87，室内居住面无灶，墙体内另建有多道短墙，内部空间无序，明显不适宜居住。该区域稍晚阶段建有一道较长的石墙，与其他建筑分隔，墙下发现有埋葬婴儿的现象，推测西北部应属专门的祭祀性区域。聚落东部地势较高处，建有墙体带孔道的房屋，如F75，门道上方的墙体相连，门高不过1.3米，与室外有门槛相隔，需弯腰进入。墙壁上发现一个孔洞，内大外小，内方外圆，距离地面高度约1米，推测是作为瞭望孔使用，具有防御和监视的功能。赤峰四分地东山咀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外围也发现有类似的建筑，且有骨镞出土，应属具有相同性质与功能的“哨所”类建筑。

在已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二道井子聚落保存最完整，从聚落营建之初便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规划，以居住功能为主，早、中期多为单体房址，晚期出现院落。作为中心性大房址的F8从早到晚始终存在，是聚落布局规划的核心与标志性建筑。西北部的建筑具有祭祀功能，东部地势较高处建有“哨所”类建筑。从聚落的外围布局看，利用东、南、北三侧的自然冲沟改造成围壕，再将西侧人工修筑的一段壕沟与之相连，形成四周环壕的防御之势。

二、二道井子聚落的社会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地区考古材料的不断累积和文化谱系的逐渐完善，考古学研究的重点由原来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向对古代社会的综合研究。以聚落考古的理论与方法“透物见人”，对遗迹、遗物背后的人群与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成为学界共识。相较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进入青铜时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且已出现中心性聚落和大型祭祀遗址，其社会发展进入方国文明阶段。通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内部及聚落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辽西地区文明化总体进程及文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认识。

二道井子聚落内各类建筑保存较好，布局有序，结构清晰。同一位置的房址经过多次维修或重建，呈现层层叠压、垒砌的状态，即使有的早、晚期房址墙体不能完全叠压，但偏差也在一定范围之内。晚期房址一般会利用早期房址作为地基，将早期的房址门道封堵，回廊及室内空间大多以破碎土坯填塞，也有的通过层层垒砌土坯进行填塞，起到加固地基的作用，有的房址最多可见6次维修和使用的情况。利用原有建筑作为基础固然比房屋新建省时省力，但究其深层次原因，可能与聚落内以家庭或其他关系为单位划分各自区域势力有关，即某一家族仅能在其所属区域内进行房址等生活设施的营建工程，不能随意扩充或侵占聚落内其他空间，这充分表明当时聚落内的建筑范围是统一规划的，同一家族的人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居住，房屋废弃后继续在原房址上重建，或是后续房屋利用原来房屋的部分墙体进行重建和改建。到聚落晚期阶段，出现成组院落，其布局和结构也大致相同。院落与院落之间有小巷相连，既相互独立，又能保持联络，体现了邻里和睦、和谐相处的对内社会关系。通过对二道井子聚落周边20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调查，基本每隔5公里便分布有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社会已经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性，不仅遗址内部有明确的布局要求，聚落之间的选址也要遵守严格的规定。

这种强调规划、讲究布局的聚落形态，在同时期的石城址和墓葬中也有体现。如辽宁北票康家屯城址，由主墙、附墙分隔成若干层次的院区组成，每个院区又用隔墙分隔成若干院落，院落内以大小台基式房址为主，还有石筑穴、石仓、“石函”等附属建筑。院区的墙与墙之间有相互连通的道路，各院区、院落之间均有出入的门道。再如大甸子墓地，是目前规模最大、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墓主人头向皆朝西北，墓葬与墓葬之间间隔有序，基本不见叠压和打破关系，推测当时地表应有各墓葬位置的标志，从而确保该墓地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持有序的布局。大甸子墓地可分成北、中、南三个大区，各大区之内依墓葬分布相对集中的状况又可分为不同的小区，各小区内部又可根据随葬陶器形制和纹饰等差异，再进一步细分成不同的家族。由此证实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进入等级分明、礼仪规范通行的社会发展阶段。

二道井子聚落中位于中心位置的F8体量巨大、墙体厚重、结构复杂、做工精细，矗立于石砌墙基之上的大型屋檐式建筑居高临下，在周边广场的衬托下显得极其高大、威严。F8作为聚落营建过程中使用较长时间的标志性建筑，凸显出聚落首领拥有极高的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是二道井子聚落内部社会分化的重要反映。

墓地中的分化现象也表现得同样明显。二道井子作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型聚落，同作为大型中心性聚落的大甸子相比，其墓地的规模明显偏小。大甸子墓地共发掘出804座墓葬，按墓圹大小可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类，二道井子墓地中多数墓葬属于后者分类中的小型墓。大甸子M726位于墓地北AⅠ区，长4、宽1.4、深7.8米，为该墓地中圹穴规模最大的一座。墓主人为55岁以上男性，头朝北，面向西，使用木质葬具，胸前放置1件玉钺。在墓圹南半部的西、南、东三面各发现一处壁龛，共出土随葬品20件，其中9件为彩绘陶器，包括鬲、罐各3件、鼎2件、壶1件，所施彩绘纹饰以富于变化的卷曲纹及其组合为主，此外还随葬有陶质鬶、爵礼器各1件。M726共随葬9件彩绘陶器，数量上仅次于随葬10件的M905，但M726的墓口面积明显大于M905，随葬品组合等级也更高，应为大甸子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二道井子墓地共发掘墓葬268座，仅在M138壁龛内出土3件彩绘陶器，为带盖圈足罐1件、尊2件（图五）。M138为土坑竖穴墓，长3.5、宽1.5米，为二道井子墓地中面积最大的一座。两处墓地的上述发现，不仅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社会分化日益明显，也说明是否随葬彩绘陶器以及随葬彩绘陶器数量和组合关系的变化，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墓葬间的级差，是划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墓葬等级高低的重要依据。

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吉迪等学者对阴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在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70余处，中心遗址通常砌有两道围墙，围墙最厚者可达7米，墙之间还有壕沟，在聚落防御工事和永久性建筑所投入的劳动量非小型遗址能比。规划、建造大型聚落和城址，不但需要相当成熟的行政组织机构来调配和指挥人员，而且必须具备足够的生活资料储备，来维持这些脱离生活资料生产的大量人口的生活。吉迪认为大遗址或中心遗址不仅规模更大，还具有行政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功能，且是人们定期集会的场所，聚落规模与等级差别明显，这类石城址具有明显的系统防御功能。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时代，社会矛盾与冲突空前加剧，标志之一便是设防城邑的大量涌现。与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相比，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更加注重防御功能，一般都建在易守难攻的近水高地之上，通常挖有较深且宽的环壕，规格较高的聚落筑有厚重而高大的城墙。以赤峰市松山区三座店石城址为例，城墙外侧还加筑马面等防御设施，马面的间隔一般都在50～60米之间。池家营子石城北侧外围建有2道环壕，宽度在20米左右，环壕的内侧筑有高大的石砌城垣，城垣外侧筑有角台、马面等军事防御设施。二道井子聚落同样发现有宽且深的环壕与高大的城墙，随着房屋的不断叠压抬升，城墙也随之加高，与环壕的高差也进一步增加。在聚落东部坡势较高的地点，还建有F75、F20等带有瞭望孔的“哨所”类建筑，这正是聚落对外关系中注重防御、加强防范外来侵略的证据。

另外，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社会冲突加剧的实物证据之一便是制作精良的骨镞和石镞的出土，以骨镞为主（图六）。二道井子聚落内即发现数量较多的骨镞，多用兽骨磨制而成。此前经过发掘的遗址中，丰下遗址发掘650平方米，出土20件骨镞与石镞；蜘蛛山遗址发掘100平方米，出土9件骨镞；药王庙遗址发掘70平方米，出土9件骨镞。由此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内出土骨镞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从骨镞的形制看，前端刃部断面呈正三角形，后端则出现了便于牢固安装箭杆的铤，具有射程远、突刺深的特点，杀伤力更强。从骨镞形制的改进及出土的普遍性看，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聚落内部普遍加强对外防御，成为影响聚落布局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三、相关问题探讨

张光直先生将聚落形态考古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使聚落单位当作过去活动的地点而用为考古分类的首级单位，他认为聚落考古学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包括聚落单位的整理、同时各聚落单位的连接、各聚落单位在时间上连续成串、聚落资料与其他资料关系的研究四个步骤。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变化非常显著，三足陶器取代了延续数千年的平底筒形陶器，出现大量注重防御功能的大型石城址和建在山梁顶部的大型祭祀中心，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时期盛行的彩陶消失，彩绘陶兴起，金属制品不断增多。苏秉琦先生曾经指出：“距今四千年前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已形成了高于部族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以二道井子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型聚落，在营建之初便经过了严密的规划，体现了邻里和睦、和谐相处的内部社会关系。居住区以外规划出公共墓地，墓地内墓葬排列有序，等级分明。其中，M138墓圹面积最大，且仅在该墓内随葬彩绘陶器，显示出墓主人生前应是聚落的首领，拥有明显高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地位。结合辽西地区其他遗址的类似发现，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强调布局和规划，管理有序，等级分明，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

从对外关系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动。大甸子墓地出土24件陶质鬶、爵、盉，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和洛阳东马沟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相近，应为以二里头文化同类器为原型在本地所产的陶礼器。铜、陶质的鬶、爵、盉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酒礼器，大甸子墓地出土陶质鬶、爵、盉的墓葬多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的高等级墓葬，说明自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开始，两地的社会统治者之间便存在文化交往关系。大甸子墓地发现的玉圭、觚形漆木器等也应是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这进一步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统治者借鉴和吸收了中原地区发达的礼仪制度，对强化本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占卜术、彩绘陶器设计与制作工艺等也影响到中原地区，尤其是大甸子彩绘动物纹饰对商代青铜器兽面纹产生了直接影响。由此可见，辽西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早期青铜时代存在高层次的密切交流，互有影响，战争与冲突因素表现不明显。

二道井子聚落建有宽且深的环壕和高大的城墙，东部坡势较高的地点还建有用于监视、守卫的“哨所”。结合骨镞的大量出土和同时期其他遗址的考古发现，可明显地看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冲突加剧，大型城址与小型聚落的布局均重点强调防御功能。其防御对象是谁，来自何处，以往研究较少。近年来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屡有惊人发现，为我们思考和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视角。如石峁皇城台南护墙发现数十件精美石雕，其中的卷曲纹图案，与大甸子彩绘陶中的“C”、“S”形卷曲纹如出一辙，且都是作为兽面纹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城台还发现了多处“眼纹”石雕，分为菱形目和臣字目两种，也大多能在大甸子彩绘图案中找到共性，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传承关系。2017～2018年，石峁皇城台门址及其东北护墙处集中出土一批骨质口簧，共有21件。通过梳理国内及欧亚草原地带的考古材料，孙周勇认为这批口簧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时间最早、数量最多，也由此证明河套地区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辽西地区的夏家店、龙头山及水泉等遗址也发现有口簧，其形制与石峁遗址发现的口簧相近，应是受石峁文化影响的结果（图七）。由此印证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石峁文化之间存在交流关系。

不同于中原与辽西地区的交流模式，石峁的文化输出带有更多的扩张与战争因素。如石峁城内及东门外发现多处砍斫头颅集中掩埋的祭祀坑，经体质人类学及古DNA研究，证明其中部分个体可能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受河套地区地貌与环境所限，为获取足够资源来维持公共权力和社会的运转，石峁统治者势必选择向外扩张。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辽西地区，拥有发达的农业和多元化经济结构，粮食与人口资源充足，可能成为当时石峁古城统治集团向东扩张和掠夺的对象之一，这也许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普遍强调防御的重要原因所在。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人口数量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明显，社会内部管理体系和保障体系有力。在聚落内部社会关系中形成管理有序、邻里和睦、和谐相处的局面；在对外社会关系中，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保持社会上层之间的交往，而与西部河套地区石峁古城的统治集团之间存在发生经常性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鉴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辽西地区分布众多，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开展聚落形态与社会关系的深入研究，对于探讨辽西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传承与对外交流关系等具有深远的意义。

附记：本文为“中华文明腹心地带的青铜文化与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比较研究”项目阶段性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