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一)

【本文为张文木教授《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十二,部分精彩内容在社区定期更新,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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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1]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拼国家命运的决战则根本不干”的原则。[2]由于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的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战略[3],结果他们的国家却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2. 都江堰和大运河之所以流经千年而不废,就是因为它们遵循的哲学基础是“道法自然”;顺应、适应并加以引导而不是人为地改变河流的自然性,是这两大工程稳定千年的关键。经验表明,能使人类生活更接近自然而不是反自然的科学才是强大的,只有顺应、适应自然的事物才是最坚固恒久和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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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苏州段

3. 中国的地形像个簸箕,簸箕口直面东海,华北平原平接东海,是中国地缘政治的软肋。别的地方都有山围护,外部力量难以突破。我们古代“逐鹿中原”的力量来自内陆,近代以后就有海上力量也来“逐鹿中原”了。

4. 斯大林眼中的印度

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4]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5]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6]

30年后,据莫洛托夫回忆:“希特勒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我对他说:‘这可是个有意思的想法。您有什么设想呢?’我引他说,以便让他把想法都讲出来。对我来说,这并非什么严肃的谈话,可他却兴高采烈地论证着,应该如何消灭英国,同时要我们通过伊朗进入印度。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7]

“二战”中,斯大林始终关注着英国衰落后的印度可能出现的前景以及苏联是否可能一步到位地将俄罗斯力量伸入到印度洋。斯大林非常清楚,在通往印度洋的道路上,俄罗斯人南征最远的地方没有出过南阿富汗。因此,印度对俄国人来说,如果不是清谈的话,那就是一个只是好看,实则鞭长莫及的天边彩虹——这正如北阿富汗对英美国家来说,也是鞭长莫及的道理一样。由于印度半岛与北面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海拔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南下易进、北上难出的地理特点,历史上来自中亚的征服者在进入印度后也就脱离了他们原来的母国。这个结果对那些低文明且一无所有的民族是有利的,但对守着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人,尤其是对苏联人来说,就是一桩赔本的买卖。因此,只是在面对巨大的德军进攻而英美又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1942年夏天,斯大林才有过“一旦战败,流亡到印度去”[8]的设想。但这只是瞬间的闪念而已。后来即使有罗斯福在德黑兰的怂恿,斯大林也没有再打过印度的主意。对世界历史了然于胸的斯大林明白,有多少粮食就能走多远的路。俄国历史上南下没有出过南阿富汗的经验告诉斯大林:印度是俄国鞭长莫及的地方;而将力量投入到力所不及的地方,是不能容忍的政治低能的表现。斯大林对本国的战略力量极限的把握能力与同时的希特勒、东条英机不计成本地扩张战果的特点形成云泥之别。

读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于印度的上述战略思考,联想普京曾在叙利亚的强势投入,给人的感觉是“姜还是老的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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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恒河

5. 除了斯大林,在对印政策上,三个很有学问的人在印度边界上都停住了。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成吉思汗,还有一个是毛泽东。

亚历山大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眼看着向南一拐就进入印度时,却在印度河边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得鱼不可忘筌,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成吉思汗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但当他打到印度河边时就停下了,连续几晚上他跟丘处机深谈。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9],其实是在讲战略哲学。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晚深谈后,成吉思汗就打道回府,回新疆,图中原[10]。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毛泽东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们的资源在当时是很难上去的,我们再打下去就会因资源不济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11]毛泽东当时考虑更多的是怎么能回来。他利用古巴导弹危机防止第三国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因此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中印这场冲突并将中国拖在那里。1959年5月13日,即在中印冲突前,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12]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王朝似乎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13]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往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6. 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的既是养生又是战略。

7.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战争的目的在于和平。”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政治学》中认为:“战争必须只是导致和平的手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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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

8.战略也是布势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制造一种迫使敌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转化的形势,对手在这种形势中进退维谷并不得不与我合作。上策是把敌人转化成自觉的朋友,这是最高目标;中策是将对手转化为中立立场;下策的无奈之举才是消灭敌人。当年毛主席从延安撤走,把延安暂时让给胡宗南就是在布势。毛泽东从延安撤走时曾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5]今天,南海和东海的问题,也是布局天下和城池得失的问题,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

9.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应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如何消化。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准确地把握住了停战的节点,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10.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此后的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安全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若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安全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2]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507页。

[3]参见张文木:《“麦金德悖论”与英美帝国的衰落》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张文木:《大失败——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世界经济政治》2017年第6期。

[4]《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5]《莫洛托夫致迈斯基的电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6]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7][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8][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311页。

[9]1223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10] 据《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本纪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车驾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访道于丘处机,驻毕薛米思坚城东。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诏班师。”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11][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12]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13][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14]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89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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