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从松花江上到赤道南洋，这是中国人

这是一部马来西亚纪录片，这群老太太都是南洋归国华侨，她们今天生活在中国广州。

泪点来了——老太太聚会时突然唱起《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

从椰风赤道到冰天雪地，这是中国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这些老太太有的才刚出生，居住在距离东三省万里之遥的马来半岛，从北国的松花江到赤道的马六甲海峡，跨越了数十个纬度，四五个气温带，彼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如今，她们已是耄耋之年，居住在中国大陆，依然怀念炎热而苍翠的马来西亚故乡。

聚会后，老太太们各自离去，孤独地走在广州的街头，何处是故乡？何处又是异乡？

她们又为何会把故乡做异乡，又把异乡做故乡？

一

视频中最后一个到达聚会地点，穿绿色上衣的老太太叫张平，她出生在马来西亚。时光倒流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抗战的烽火熊熊燃烧，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她回忆说，1938年，她11岁，正在太平华联中学读四年级，抗日的风漂洋过海吹到马来亚，学生都参加了爱国活动。

小小的张平有着与生俱来的身份认同感：她是一个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同胞受到屠杀，她不由地气愤:“为什么要来侵略我们的国家？杀我们的同胞？烧我们的地方？”

在城市中，各个民族的分工也不尽相同，阶层悬殊一目了然，做生意的是中国人，扫马路的是印度人，做警察的是马来亚人与孟加拉人，而高高在上的官员则是英国人，他们住在清爽宜人的山腰的小洋楼中。

有一次，张平看到一个英国人狠狠地踢一个印度人，印度人没有反抗而是不停地跪拜求饶，幼小的她既不解又气愤：“为什么，你是人，他也是人，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呢？”

她觉得很不公平，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只是她不知道，平等或许是一种权利，但却没有任何力量使它变为现实。

她决心参加革命，为了远方的祖国，出一份微薄之力。

自然，这样的举动在大人看来无疑是无知可笑且自不量力的，所以全家和所有的亲戚都反对她。家人为她规划的未来，是像堂哥那样学习有前途的英语，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她坚决选择了中文。

为了打动父亲，她在他的床头贴了八个大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那时，为声援中国抗战，全世界的海外华侨都行动起来，自发组成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与组织。其中，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侨胞成立了南阳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筹赈领导机关。

根据该会组织大纲之规定，其宗旨为：“甲，联络南洋各属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乙，筹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倡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以维难民生计。丙，积极劝募公债，推销国货。”从财力、物力上支援祖国抗战。

最后，家人妥协了，十一岁的小姑娘跟着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歌咏队”，将抗日的风传播得更远更猛烈。

她还参加了“南侨总会”发起的卖花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太太，重提旧事，情不自禁唱起了卖花歌：“先生，买一朵花；先生，买一朵花。不是要你爱花，不是要你赏花，买了花，救了国家。”

歌声洪亮而动情。时光在她的脸上雕刻了皱纹，在她的黑发上浸染了白发，但不褪色的是往昔的记忆。奈保尔在《米格尔街》中有一句诗：往昔是幽深的。于白发苍苍的张平，这句诗恰到好处。

二

马来亚在独立前是英属殖民地，18世纪，随着锡矿和金矿以及附属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华人与印度人的涌入，华人定居在城镇并很快掌控了经济活动，几乎占到马来亚总人口的一半。这里还居住着土生土长的原著居民，打鱼务农的马来亚人，和英国殖民政府的官员。各个族群有着各自载歌载舞的方式，但彼此间并不了解。

如今也是满头银发的曾珍，是和张平有着相同经历的马来亚华侨，那时的她，十三四岁，上小学，唱着鼓舞人心的歌，卖着用于筹赈祖国的花。

为支援武汉会战，武汉合唱团来到马来亚筹钱抗日，“大家捐钱，每一家，每一户，几毛钱，几毛钱捐到筹赈会来支援中国抗战”，年迈的曾珍回忆说。

正如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表的《劝募长期月捐宣言》中说：“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解放为止。”在马来亚为生活打拼的华工与农民都参与到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中来，他们将自己在油烟蒸沸的餐馆厨房、泳衣馆、农场和各个工厂、商店里辛苦劳动所得的血汗钱，积少成多，捐给国家。

除了捐资输财外，华侨们还捐献了大量的物品，有飞机坦克火车，更有衣服被子药品等。在民间，华侨同胞还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号召大家不要买日本制造的商品，拳拳爱国之心，已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据南侨总会统计，华侨抗日捐款80%以上来自于南侨。

小曾珍与小张平一样，只是个柔弱的学生，她们能做的就是带着祖国胜利的希望，欢欣鼓舞地去街上唱歌卖花，把卖出的钱交给筹赈会。

学校的大小铜鼓震天响，小号角、萨克斯激烈地吹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一响，整条街都沸腾起来了。

小曾珍听着雄壮的歌声，内心备受鼓舞，特别感动。在学校里，老师教她们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救中国，救中国。”但是唱这首歌的老师一旦被英国统治者发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学生也会受到惩罚，轻则烈日暴晒，重则鞭子伺候。

小曾珍亲身经历着这一切，感知着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那时她就意识到：英帝国主义欺负中国，欺负中国人。而这在不久的以后，更加明显地呈现在她面前，那又是另一个难以言说的流血故事。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的同一天，在中国受挫的日军大举南下马来西亚，战争一触即发，马来西亚共产党与殖民政府谈判，要求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日。

好不容易，英国殖民政府终于答应，但内心惧怕将来马共反噬，就在武器上敷衍了事，军用的枪支不提供，只拿短枪随便应付，短短六十天后，驻守在这里的14万英军全面溃败，携着家眷仓皇而逃。

为报复支援中国抗战的南洋华人，日军设立大检证，15万华人被残忍地屠杀。

英军弃城而逃，留下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独自战斗。不同民族的马来亚人摒弃立场与认同问题，团结起来，组成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

许多从未上过战场的工人学生纷纷扛起了枪杆，没想到他们游击战打得相当出色。“在那些土炮中放硫磺，放生铁，用牛奶罐做成炮弹，就这样跟鬼子打”，曾珍边回忆边做着手势。

如今，她们已在中国大地上生活多年，偶尔和曾经的战友聚会，缅怀过去，追忆往昔。“我白天生活在中国，夜里做梦在马来亚。”远离亲人的张平心酸地说。她的姐妹四人，只有她一个人“被离开”马来亚。

其实，她们都是土生土长在马来亚的中国人，她们的祖辈曾经为了一个马来亚梦想而移居他邦，她们也为马来亚独立自由的明天，驰骋沙场，但是她们始终没有权利拥有国籍。1948年，马来亚政府颁布“紧急法令”，那些参加共产党和拥护革命的华侨人士被驱逐出境。有的生活在广州，有的在香港，有的在泰国……

这两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只是千千万万个南洋华人的一个缩影。他们虽然在异国他乡为生活而打拼，但他们永远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的千丝情化成万钧雷。

鲁迅曾在《热风》一文中说到：“愿中国青年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这些南洋归国华侨就是这样的中国人。

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不即不离》，导演是马来西亚华人廖克发，镜头对准了从小不在场的父亲，追溯家庭历史的回路，才发现原来父亲也有个同样“不在家”的父亲，为了探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走访了中国广州、香港、泰国等地，拜访了被流放或遣送回中国的马共，张平与曾珍就是其中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