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飞：论游凤七器—关中地区先周时期铜器群探索之二

摘要:陕西省武功县游凤镇浮沱村出土的游凤七器是关中地区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的重要铜器群。游凤七器的组合方式反映出在殷墟文化铜器群组合基础之上的损益，是“周因于殷礼”的重要表现。根据游凤七器等铜器群的空间分布可知，武功县游凤镇以北的漆水河两岸区域应是探索先周文化的重要地域。

　　20世纪50年代，陕西省武功县游凤镇浮沱村（一作滹沱村）出土的游凤七器是探讨关中地区先周时期铜器群的重要材料之一。邹衡在《论先周文化》中曾以贺家73M1、游凤七器等铜器群作为典型代表，对“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面貌进行了初步探讨。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有必要以具有考古发掘背景的殷墟文化铜器群为标尺，对游凤七器进行重新审视，并对其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一、游凤七器的年代判断

　　游凤七器包括铜鼎3、簋2、甗1、罍1，还同出铜兵器、车器及工具，从器物组合上看，应是出自一座墓葬。

　　1.兽面纹大圆鼎

　　该鼎（图一，1）与安阳殷墟郭家庄东南的文源绿岛M5所出兽面纹大圆鼎M5:1（图一，2）的形制和纹饰非常近似。游凤七器之兽面纹大圆鼎通高40、口径32厘米，文源绿岛M5:1通高46.3、口径33.4厘米，两者的尺寸也比较接近。文源绿岛M5的腰坑内、二层台各殉狗1，棺外南侧中部和墓底西南角各殉人1，为殷墟文化墓葬的常见葬俗。根据随葬陶器和青铜器的时代特征可知，墓葬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或略晚。据研究，该墓的墓主曾见于殷墟卜辞。邹衡曾指出，游凤七器之兽面纹大圆鼎所饰“变形饕餮纹”属于“周人的独创”，但从文源绿岛M5的考古背景看，游凤七器之兽面纹大圆鼎恐怕并非“先周文化”的特色。

　　2.蝉纹鼎甲、乙

　　游凤七器包含2件尺寸非常接近的蝉纹鼎，腹部所饰蕉叶蝉纹几乎完全相同。根据口下纹饰的差异，将饰兽面纹者称为“蝉纹鼎甲”，饰鸟首夔纹者称为“蝉纹鼎乙”。

　　口下饰一周纹饰带，下腹部饰蕉叶蝉纹属于殷墟文化圆鼎的常见纹饰组合。殷墟妇好墓所出此类圆鼎的口下纹饰带较宽，下腹部空间相对压缩，蕉叶蝉纹相应较为矮小，如小屯M5:762（图二，1）等。文源绿岛M5 的年代略晚于妇好墓，所出圆鼎M5:32、M5:4（图二，2、3）的口下纹饰带变窄，下腹部的空间增大，蕉叶蝉纹也就相应增高。至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际，此类圆鼎的蕉叶蝉纹变得瘦高，如1952年辉县褚丘出土铜鼎（图二，4）。游凤七器之蝉纹鼎甲乙二件（图二，5、6）介于文源绿岛M5 和辉县褚丘所出者之间，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

　　蝉纹鼎甲的口下所饰兽面纹（图三，1）属于《殷周青铜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划分的“Ⅲ11式”，最早见于殷墟文化第二期，延续时间较长，至西周早期仍然可见。蝉纹鼎甲所饰兽面纹的典型时代特征为双角两端相向圆卷似云纹状、背上无刺、脚爪后有钩状“距”，与殷墟刘家庄北地94ALNM793:41（图三，2）、戚家庄M269:41（图三，3）所饰兽面纹最为接近，后两者的年代分别为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和第三期早段。

　　蝉纹鼎乙的口下饰三组两两相向的短躯直肢鸟首夔纹。根据角和喙的特征，可将殷墟文化第二期至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际的短躯直肢鸟首夔纹分为三式：

　　Ⅰ式   龙角（或其变体）与头部相连，嘴峰折角。标本小屯M5:863、819（图四，1、2）、花园庄东地M54:43（图四，3）、殷墟西区GM2508:1（图四，4）、游凤七器之蝉纹鼎乙（图四，5）。

　　Ⅱ式   刀形角与头部分离，嘴峰折角。标本花园庄东地M54:167、84（图四，6、7）、戚家庄M269:40、78（图四，8、9）、游凤七器之盆形簋（图四，10）。

　　Ⅲ式    刀形角与头部分离，嘴峰向上出尖。标本范家庄M4:4（图四，11）、戚家庄M269:25（图四，12）、郭家庄M160:152（图四，13）、灵石旌介M1:35（图四，14）、岐山贺家73M1小铜卣（图四，15）。

　　关于上述分式的年代，Ⅰ式见于殷墟文化第二期中段至第三期早段，游凤七器之蝉纹鼎乙所饰者属于此式，其变体龙角与殷墟西区GM2508:1所饰者最为相似，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早段。Ⅱ式在花园庄东地M54、戚家庄M269随葬青铜礼器上均较常见，流行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至第三期早段。Ⅲ式在殷墟文化第二、三期之际即已出现，但在戚家庄M269中仅有器盖M269:25饰此式，表明其尚未流行。笔者曾划出一条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际的年代水平线，以岐山贺家73M1、灵石旌介M1、安阳郭家庄M160等铜器墓等为典型单位，Ⅲ式流行于这些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

　　综合考虑，游凤七器之蝉纹鼎甲、乙二件的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晚不到郭家庄M160、贺家73M1等铜器墓的年代。

　　3.弦纹甗

　　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铜甗的甑腹部腹壁较直，直立耳，如郭家庄东南M26:38（图五，1）。游凤七器之弦纹甗（图五，2）的甑部腹壁变为由上而下向内斜收，具有稍晚的时代特征。郭家庄M160:51（图五，3）与游凤七器之弦纹甗的形制和纹饰非常近似，但双耳变为绹索耳，具有更晚的时代特征。殷墟文化第四期铜甗（图五，4、5）的束腰程度不及殷墟文化第三期及更早者，均为绹索耳。由此可见，游凤七器之弦纹甗的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三期。

　　4.圆罍

　　殷墟文化第三期早段圆罍为平底矮圈足，无衔环，如戚家庄M269:35（图六，1）。游凤七器之圆罍（图六，2）仍为矮圈足，但双耳衔环。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际圆罍的底部微上鼓，圈足略高，双耳衔环，如郭家庄M160:140（图六，3）。殷墟文化第四期早段圆罍的底部上鼓显著，圈足较高，双耳衔环，如大司空村M303:59（图六，4）。可见，游凤七器之圆罍的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三期。

　　5.束颈鼓腹簋

　　束颈鼓腹簋是殷墟文化铜器群的典型形制器物。器体较扁、腹部饰纵向菱格的束颈鼓腹簋流行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如小屯M18:5（图七，1）、花园庄东地M54:177（图七，2）、郭家庄东南95M26:26（图七，3）、大司空村M663:38（图七，4）等。至殷墟文化第三期早段仍然可见，如殷墟西区GM2508:2（图七，5）。游凤七器之束颈鼓腹簋（图七，6）的形体变瘦，口沿外侧留白，未饰小三角纹，属于略晚的时代特征。游凤七器之束颈鼓腹簋的颈部纹饰属于《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划分的BⅢ式“怪异兽面纹”，“常见于第二、三期”，圈足所饰条带状兽面纹尾部上卷却无下勾，流行于殷墟文化第二、三期，至殷墟文化第四期已基本不见。综上可知，游凤七器之束颈鼓腹簋的年代应为殷墟文化第三期。

　　6.盆形簋

　　腹部饰菱格乳钉纹的盆形簋在殷墟遗址较为少见，在先周晚期的关中地区却较为流行，以高圆凸的乳钉为最大特色。根据上文对鸟首夔纹的分式，游凤七器之盆形簋的口下纹饰属于Ⅱ式，年代晚不到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际。通过纳入菱格乳钉纹盆形簋的演进序列可知，游凤七器之盆形簋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关于菱格乳钉纹盆形簋的演进序列，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进行重点讨论。

　　综上可知，游凤七器的时代特征基本一致，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其埋藏时间也应为殷墟文化第三期，晚不到郭家庄M160、贺家73M1等铜器墓的年代。

　　二、菱格乳钉纹簋的演进序列

　　腹部饰菱格乳钉纹的盆形簋是“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研究对象。邹衡在《论先周文化》中划分的Ⅱ式簋“在陕西发现甚多……此式簋为当时所通用”，并将贺家73M1和游凤七器之盆形簋归为Ⅰ式簋，为商周之际关中地区流行的Ⅱ式簋找到了来源。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有必要对殷墟文化第二期至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际菱格乳钉纹簋的演进序列展开更为系统的梳理。

　　束颈鼓腹簋是殷墟文化铜簋最流行的形制，有可能源自铜瓿的小型化，殷墟文化第二期早段墓葬小屯YM188所出铜簋R2069（图八，1）系其过渡形态。铜瓿的腹部通常饰菱格乳钉纹，因而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束颈鼓腹簋的腹部也通常饰菱格乳钉纹，如小屯M18:5（图八，2）、花园庄东地M54:177、171、郭家庄东南95M26:26、大司空村M663:38等。此风格铜簋至殷墟文化第三期早段仍然可见，如殷墟西区GM2508:2（图八，3）。游凤七器之束颈鼓腹簋（图八，9）形体变瘦，口沿外侧的小三角纹被省略，呈现稍晚的时代特征。时代特征更晚的束颈鼓腹簋形体瘦高，腹部也不再饰菱格乳钉纹，如殷墟苗圃北地PNM172:1、郭家庄M160:33等。

　　在殷墟文化中，盆形簋不及束颈鼓腹簋流行。在殷墟文化第二期，盆形簋通常仅在口下饰条带状纹饰，如小屯M5:848、851、大司空村M539:30等。腹部饰菱格乳钉纹的盆形簋有可能源自铜盂的小型化并简化附耳而来，如殷墟刘家庄北地M7:8（图八，4）仍然保留着铜盂的基本形制特征。至殷墟文化第二、三期之际，腹部饰菱格乳钉纹的盆形簋开始在形制方面摆脱铜盂的影响，腹部由直壁转变为斜壁下收，如殷墟范家庄M4:5（图八，5），成为殷墟文化晚期盆形簋的基本形制特征。陕西绥德县墕头村所出盆形簋（图八，10）口下和腹部的纹饰组合与小屯M18:5相似，但形制特征与范家庄M4:5相同，其年代应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三期之际。

　　殷墟文化第三期是菱格乳钉纹簋的发展转折期。腹部饰菱格乳钉纹的束颈鼓腹簋趋于少见，菱格乳钉纹通常见于盆形簋之上，两者甚至存在相同的纹饰组合，似乎存在器物形制的替代关系。如，殷墟西区GM2508: 2（图九，1）口下饰蝉纹与圆涡纹的组合，圈足饰条带状兽面纹，安阳市博物馆藏0613号铜簋（图九，4）的纹饰组合与之几乎完全相同，惟将口沿外侧的小三角纹省略。又如，山东济南刘家庄曾出土的一件菱格乳钉纹簋（图九，2），形制特征与游凤七器之束颈鼓腹簋（图九，3）非常接近，两者口沿外侧的小三角纹也均被省略。济南市博物馆藏盆形簋（图九，5）、山东青州苏埠屯M8:12（图九，6）的纹饰组合与游凤七器之盆形簋的纹饰组合几乎完全相同。

　　腹部饰菱格乳钉纹的盆形簋较为普遍地发现于殷墟文化分布地域。河北定州北庄子墓地位于殷墟文化分布区的北部地域，北庄子M5所出盆形簋的腹部饰纵向菱格半球状乳钉，口下和圈足饰二里冈文化遗风的双身夔纹。河南罗山天湖墓地位于殷墟文化分布区的南部地域，M57所出盆形簋的腹部饰纵向菱格半球状乳钉，口下饰象首夔纹，圈足饰顾首折肢的鸟首夔纹。山东济南刘家庄M121、M122所出盆形簋（图八，6）的腹部饰纵向菱格半球状乳钉，口下饰两两相对的鸟首夔纹。青州苏埠屯墓地处于殷墟文化分布的东部地域，苏埠屯M8所出盆形簋（图九，6）的腹部饰纵向菱格乳钉，口下饰双身夔纹，圈足饰条带状兽面纹。

　　相比之下，游凤七器之盆形簋（图八，11）腹部乳钉呈现出更为明显的高圆凸特征。

　　癸山簋（图八，12）据传出陕西岐山，与游凤七器之盆形簋的形制及纹饰组合非常接近，腹部乳钉圆凸，口下所饰鸟首夔纹的嘴峰向上出尖，属于本文划分的Ⅲ式，年代可能略晚于游凤七器之盆形簋。殷墟新安庄曾发现一件与癸山簋近似的盆形簋M225:2（图八，7），口下饰Ⅲ式鸟首夔纹，腹部饰纵向菱格，乳钉较短、出尖，此类风格乳钉在殷墟遗址较为罕见。

　　在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际，关中地区的菱格乳钉纹盆形簋腹部所饰菱格乳钉纹出现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纵向菱格转变为斜方格，乳钉在高圆凸的基础上转变为高尖刺，以贺家73M1 铜簋（图八，13）腹部纹饰为典型代表。与此墓年代大体相当的1952 年辉县褚丘（残墓？）所出铜簋（图八，8）的腹部所饰乳钉仍然保持较为扁平的圆饼状乳钉，殷墟大司空村M51:32与之近同。至商周之际，不论是殷墟遗址出土的刘家庄北M1046:60，或是宝鸡石鼓山M1:4，腹部皆饰斜方格，但殷墟所出者乳钉仍为圆饼状，而关中地区所出者仍保持高尖刺特征，这表明豫北地区和关中地区在殷墟文化晚期各自保持着不同的乳钉风格。

　　三、游凤七器反映的“周因于殷礼”

　　游凤七器之兽面纹大圆鼎与殷墟文源绿岛M5:1的相似性，使得两批铜器群之间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若将此风格兽面纹大铜鼎视为“先周文化”的特色器物，则需解释其为何出现在殷墟遗址内有腰坑、殉人的商墓中。事实上，此风格兽面纹大圆鼎属于殷墟文化对外施加影响的示范性青铜礼器，早在殷墟文化第一期（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Ⅷ组）即已出现。

　　殷墟三家庄窖藏曾出有1件蹄足扉棱圆鼎（图一〇，1）。在东至江苏连云港大村（图一〇，2），东南至江西东乡、新干（图一〇，3），南至湖北枣阳（图一〇，4），西南至陕南城固、洋县（图一〇，5），西至陕西礼泉（图一〇，6）、铜川（图一〇，7）的广域范围内均发现了相似风格的铜鼎。其中，新干中稜水库所出者仍为槽耳，礼泉朱马嘴所出者足腔中空，均为相对滞后的特征，暗示其为本地铸造，属于殷墟文化示范性青铜礼器的仿制产品，反映出“殷礼”对外施加的文化影响。

　　游凤七器之兽面纹大圆鼎（图一〇，8）也属于此类性质圆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礼泉朱马嘴、铜川三里洞所出蹄足扉棱圆鼎与游凤七器之兽面纹大圆鼎之间存在明显的演进关系。朱马嘴所出者与殷墟三家庄窖藏所出者最为相近，所饰兽面纹以细阳线勾勒（图一一，1），其年代应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铜川三里洞铜鼎仍然保持垂腹、蹄足、口下及蹄足上部饰钩状扉棱的特征，但口下所饰兽面纹的线条趋于粗犷（图一一，2），恰好处于向游凤七器之兽面纹大圆鼎口下所饰兽面纹（图一一，3）的过渡形态。考古发掘表明，礼泉朱马嘴和耀县北村在殷墟文化早期具有商文化背景，同时联系到文源绿岛M5的商文化背景，可知游凤七器之兽面纹大圆鼎也属于商王朝对周边地区施加文化影响的青铜礼器，是郑家坡文化对殷墟文化铜器群示范性因素的吸收，可视为“周因于殷礼”的表现之一。

　　与游凤七器的情况相似，文源绿岛M5同样发现2件蝉纹鼎（图二，2、3），暗示两批铜器群在青铜礼器组合方面也存在相似性。对比可见（表一），文源绿岛M5铜器群与游凤七器的青铜礼器组合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似之处。

　　铜器群之间的不同之处更值得关注。文源绿岛M5缺乏铜簋，但铜簋是游凤七器乃至“先周文化”铜器群中的重要器类。游凤七器缺乏殷墟文化铜器墓中最常见的铜觚、爵，而铜觚、爵（特别是铜觚）的存在与否，恰好是商周两系铜器群的最重要差异之一。由此可见，游凤七器的青铜礼器组合明显受到了来自殷墟文化的影响，但也有所损益，将源自殷墟文化中趋于减少的菱格乳钉纹簋发扬光大，却拒绝了作为殷墟文化铜器群核心器物的铜觚、爵。这正是“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的重要表现。

　　与游凤七器同出的还有一批青铜工具及兵器，已发表图像者均属殷墟文化特征。兵器中包括多件管銎戈，但均未见毁兵葬俗，暗示毁兵葬俗在此时尚未成为周系文化特质因素。西安老牛坡遗址“商代文化四期”墓葬已存在毁兵葬俗，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前后，据此推测毁兵葬俗最初应属殷墟文化在关中地区的地方性因素，随后才被纳入周系文化中成为其特质因素。

　　四、游凤七器对探索“先周文化”的启示

　　在先周时期，漆水河中下游属于郑家坡文化分布区。武功县郑家坡遗址是经考古发掘的郑家坡文化聚落之一，除发现丰富的郑家坡文化陶器群外，遗址范围内的尚家坡还曾征集到殷墟文化特征的青铜鼎、甗、觚形杯等，根据器物特征可知年代不晚于殷墟文化第二期。

　　根据简报介绍，郑家坡村南的发掘区“分作南北两个小区，中间有一条先周时期的壕沟……呈东西走向，西边直至原边，并向北环围，东边延伸100多米，其余尚未探明。北区原地势较高，向南呈缓坡状……早期遗存主要分布在北区，中、晚期遗存南北区均有分布，但大多分布在南区”。刘军社指出，郑家坡遗址发现的壕沟年代属于该遗址的早期。郑家坡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分布在壕沟向北围拢的北区，尚家坡征集的殷墟文化早期特征铜器也位于郑家坡遗址的北部。这些情况表明，郑家坡遗址似乎是先周早期的重要聚落之一。

　　据张天恩介绍，武功县浮沱村的遗址内包含郑家坡文化遗存，表明游凤七器应具有郑家坡文化背景。关中地区在殷墟文化第二期之后发生了文化面貌的重大变化，京当型的消失为本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空间，游凤七器在组合方式上对“殷礼”进行损益，形成了周系文化特征的青铜礼器群。具有郑家坡文化背景的游凤七器是关中地区先周晚期铜器群的典型代表之一，是相对年代略早于岐山贺家73M1的另一批重要的先周晚期铜器群。

　　游凤七器并非孤立存在。武功县游凤镇浮沱村以北的黄南窑（图一二，1）、岸底（图一二，2）、渠子村（图一二，3）等地曾发现数批先周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铜器群，这几处地点距离颇近，在岸底、黄家河（即黄南窑）等地还曾发现丰富的郑家坡文化居址和墓葬。这表明，武功县游凤镇以北的漆水河两岸有可能存在先周晚期的重要聚落。根据以往对“周原”概念的认识，其东界可至漆水河畔。从游凤七器及附近集中发现铜器群的情况看，武功县游凤镇以北的漆水河两岸区域是探索“先周文化”的重要地域，值得学界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