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法家拂士与敌国外患——胡鞍钢教授“超美论”风波的时势背景新诠

文 | 凌尘斋主人

自胡鞍钢教授于去年5月在“中信大讲堂”首次宣讲“中国全面超美论”以来，学界质疑声音不绝于耳。尤其在“厉害了”系列网宣与美帝启动对华贸易战、中国股债市局势趋紧构成显著反差的舆论大背景下，今年“8.1”前后，署名李志斌的一篇《浅谈胡鞍钢的全面超越论》和数十名清华校友关于解除胡鞍钢清华职务的“呼吁书”引领了新一波“批胡”高潮。胡鞍钢认为，现今中国的经济、科技、综合国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进程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的时期——其中前三大实力于三五年前即已超越美国；而“批胡论”则强调胡的相关研究“结论预设、宣传先行”，有误国误民之嫌，并以“大鸣大放”的方式要求清华大学解聘其公职。随后，各类文章甚至开始深“扒”胡教授的家世、兄弟父母、个人品行等种种方面。“围攻”至此，关于中国是否“超美”的大多数舆论已然偏离实事求是、深入分析的学术色彩，开始急速发酵为“美分粉红大PK”的意识形态论争与利益博弈——至少对某些人来说，以呼吁解聘胡鞍钢为由头讥讽时局，既逞风闻言事之快又无腹诽直言之咎，一举两得岂不美哉！纵观舆论场域数月以来的喧嚣沉浮，文章作者身为新锐国际问题观察者和从业人员，在近月的持久思辨中逐渐形成了视域独特的系统论述，“经略网刊”将对这篇两万余字的政论分作三次推送，以飨读者。

首先需要开宗明义的是，本文并不立论于“挺胡”或“批胡”的二元思维基础上，而是试图进一步思考其背后的历史逻辑转折：（1）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到“新战国时代”，“综合国力”这一概念就当下中国而言是否拥有足够的的参照意义和可操作性；（2）舆论宣传的修辞惯性与胡鞍钢“超美”风波的发酵有何内在关联；（3）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及国族认同的混杂状态，国人重拾“文化自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在于何处。由是，本篇先论述问题（1）。

2018：“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休止符与动荡周期的开始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张的“单极秩序”和“霸权稳定”成为了描述近三十年总体国际格局的“公认”术语。据“世界体系”运动视角总结，这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即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美国单极霸权输出秩序与安全，欧日等其他“核心国家”、中国等“中间国家”（半边缘国家）层级性地担负相应的生产要素成本，在程度不一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各主要政治实体有机嵌入以WTO等国际机制为表征的全球性市场经济，由此形成分享和平、秩序与发展红利的等级性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它固然促成了全球经济持续近三十年的繁荣与跃进，但这种既非民主、也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已然伴随新一轮的国际格局变迁呈现出新的裂变。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看到：ISIS在中东兴起、欧陆频发的恐袭和难民危机、与此相关的英国“脱欧”、特朗普以马基雅维利精神当选美国总统、日本自民党持续在“修宪”议程上取得进展、加上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印太”概念的反复渲染，这一系列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带给习惯于“主流”思维的观察者和理论家以一连串的冲击和震撼，其中三类“大事因缘”颇值得玩味：

ISIS在中东兴起

欧洲难民危机

其一，中美实力的接近终结了美国维持既有“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意愿。随着自身维持开放国际经济体制成本的日益提高和中国经济结构在全球产业链拓展的抢眼表现，出于对“自由贸易”致使新兴大国权势更增、本国制造业“空心化”趋势不减的愤怒，美国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开始全面回潮。以2017年11月26日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的涉华事务讲话和该年底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前奏，以今年特朗普当局发起对华“贸易战”为标志，美国在官方层面开始正式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经济互惠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最大压舱石”被显著动摇，体现“大国政治悲剧”宿命的“修昔底德陷阱”前所未有地笼罩在两国关系上空。尽管特朗普四处开花的贸易斗争方略损害了其与盟友欧日韩的紧密关系，使之一时间无法结成实质“统一战线”合力对华，但此前形成的亚太经贸合作体制毫无疑问已经伴随着诸大国的权势竞逐和关系改组遭到严重震荡。相关事态包括：在“朝核-萨德问题”助推下的东北亚经济-社会裂痕、“钓鱼岛-南海问题”影响下的中日关系与东南亚各国合作延宕，与此同时以民族主义为牵引的保守意识形态开始在各国社会加速浮现。

其二，地缘枢纽国家和主要大国纷纷进入“强人政治”时代终结了国际关系的“平稳”和“可预测性”，大幅压缩传统地缘问题迂回空间的同时也使之不乏戏剧性转折的可能。将过去数年的时间线铺排一番可显著发现：2011年金正恩上台后即凭借强势手腕加速核导实战化，以“氢弹试爆”裂解东亚各国合作进程（导致中美敌对、中韩交恶、日韩靠近）于前，又主动调整对华关系、实现朝美首脑会晤、拉住韩国为其背书于后；2012年9月份以来日本错判形势坚持“购岛”，却未能料到中共十八大后领导核心主抓军改、励兵讲武，不仅在钓鱼岛海域实现了中方占优的“交叉控制”，而且进一步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海军更是频经国际战略水道以为演训；2014年莫迪主政印度后即推行诸如废钞、税改等激进经济措施，更以大国自命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屡屡试图将“南亚霸主”遏东贯西、左右逢源的地缘优势发挥到极致，在美中角力于亚太的大格局下步步为营拓展自己的“印太梦”；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即以反腐反毒的强硬形象示人，不仅在各种场合痛斥美国对菲律宾内政的渗透控制，且一改阿基诺三世旧貌，力主对华合作，南海形势为之一变；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坚持以“美国优先”为纲，“推特”“退群”两手抓，拳打建制派、脚踢联合国，更兼对盟友和昔日经贸伙伴开动贸易战，宁发“七伤拳”、不为和事老，其与普京“英雄相惜”则不乏有平抑中国权势上升的“三角均势”考量。由此，国际政治进入了复杂多变、仅凭经典理论和“数量模型”反倒难以窥其堂奥的“新时代”。

其三，在欧美和其他少数大陆性国家，出现了主体民族人口比例下降、少数族裔依凭各类“政治正确”庇护迅速壮大的局面，可能终结各主要政治实体内部身份认同的稳定状态，为“文明的冲突”和“文明内部的冲突”增添新的变数。2015年以来的难民危机表明，生育率低而人口老化的欧盟国家一旦放松对人口年轻但生活贫困的西亚北非裔人口的“计划吸收”，以穆斯林为主的偷渡客所引发的伊斯兰化势将席卷欧陆。工作机会与公共服务的争夺、生活习惯的不适、宗教信仰的对立已经导致不少欧盟国家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相较之下，正是出于对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和“合众为一”基督教主流信仰的敏感，作为中东乱局的始作俑者、平时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帝反倒在特朗普就职不久后（2017.1.27）即发布了停止向7个伊斯兰国家发放签证、拒收叙利亚难民的“穆斯林禁令”；几乎与此同时，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比尔•华纳博士《关于伊斯兰饱和的临界点》和美籍华裔学者谢杰瑞《少数群体如何施加影响改变社会共识》的报告开始广泛流传。前者指出“政教合一”的政治伊斯兰运动是极端宗教群体对世俗化社会的最大冲击因素，后者强调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见能够迅速被一群随机分布、积极转化他人的高忠诚度群体所改变，因而——一旦原教旨化的穆斯林群体超过一国人口总数的10%，除非武力冲突和外来介入，否则无一能幸免被全部伊斯兰化的命运，目前德国、瑞典、法国、比利时等国家的“伊斯兰化”速率比埃及、突尼斯、伊朗、伊拉克等国当年快了足足2.3倍。

就我国而言，尽管汉族人口比例和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仍然保持总体稳定，宗教中国化工作有力推进，但西北边疆打击“三股势力”的任务伴随“一带一路”开放格局的形成势必更加艰巨繁重，而东南沿海外国商贸和务工人口的壮大、若干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对“特色语言文化”广开绿灯、“清真”产业化和阿拉伯化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星火频现，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认同提出了新的现实课题甚至是挑战。

根据上述，便不难得出如下基本论点——（1）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与军事角逐面前，“老大老二”的博弈规律愈发凸显，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日益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其耦合机制开始进入震荡期，各国国力的评价因子和要素含义也将有所调整；（2）列强之间的权势竞合与冲突较过去更为复杂，在外部各类固有地缘矛盾难以回避的同时，跨国宗教认同与内部少数族裔亦将挑战国家治理能力，并显露出改变文明版图的苗头；（3）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使诸大国对马基雅维利、黎塞留、俾斯麦、罗斯福之类现实主义国务家的呼声更趋强烈，“新战国时代”的降临恐非危言耸听。对我国来说，随着内部改革进入深水区、外部环境的不稳定因素和潜在风险显著上升，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难度和成本更为提高，在新边疆、新高地抢占优势的需求更加迫切，尤其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任务与摆脱种种“陷阱”魔咒的现实压力面前，今日中国的内外格局与十年前北京奥运时期的“和平盛景”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凭借“综合国力”概念对当下中国和世界加以衡量、定位和把握，已愈发呈现出局限性。明乎此势，方能对国力“超美论”风波进行更加深入本质的探讨。

​国际竞争：综合国力还是战略能力更重要？

单论“国力”一词，出于竞逐霸权的实际需要和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地位，西方国家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1890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二战前休曼的《国际政治学》（1933）、战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1948），都涉及到国力构成的探讨与比较分析。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克莱因方程”揭开了国力比较研究科学化、综合化的序幕。但“综合国力”本身并不见诸于西方经典政治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20世纪上半叶及其以前的中国传统思维亦无关联，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中确定自身地位、顺承西方前沿国力研究趋势进行探索的产物，官方、民间和学界高度重视“综合国力”则更是地道的“当代特色”。创刊于1992年的《中国国情国力》迄今仍在期刊方阵中扮演重要地位，被军迷们戏称为“民工科技”的《兵工科技》杂志前身就是1995年创刊的《科技与国力》。

从字面分析，“综合国力”因其“综合”属性而难有“确定答案”，因其以“国力”为分析对象而自带政治价值。某种程度上，“综合国力”之于我国既被“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投射以“当代意义”，又在其具体研究中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号召相对接，从而成为具有爱国主义象征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就其实践意义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黄硕风“综合国力动态方程”等为代表的科研成果既与国际研究动态相对接，为国际公认的国力排名（第五、第六位）则使中国相当长时间内（1995—2005）以仅有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跻身昔日列强和发达国家之间，这无疑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政治身份一道，象征着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直接强化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其政治宣教色彩日渐增强。但当时间转向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综合国力”的舆论动员作用开始边际递减。

首先，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整体性相对衰落，中国的国际影响骤然上升，及至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开始位居世界第一更被赋予非凡的政治意义，此后无论是公开进行“中段反导试验”还是四代机“歼20”首飞，中国在外部持续压力和内部分裂势力挑衅面前一改对尖端技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心低调，使得国内外普遍认为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意志坚定不移，并正在努力将“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预言变成现实，这令偏重于静态和整体对比的“综合国力”宣传不复吸引眼球。人们更多的是期盼看到中国究竟在具体什么领域追平或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具备了同美国较量的资格，以及这种较量的现实意义何在。

其次，“综合国力”的长足进步，必然同时意味着中国涉入国际事务日深，一改“韬光养晦”旧貌而更加侧重“奋发有为”。这种“负责任大国”身份考验的则是中国在具体国际行为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意志与能力，以及提出区域乃至全球治理方案的号召力和伙伴关系的辐射力，上述种种势将淡化国力的“综合”色彩，使之更加倾向于单项实力的动态比拼。无论是南海“种岛”、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还是“一带一路”倡议、“G20”峰会和巴黎气候大会，都让国内外对中国有着虽诉求各异但都更为明晰的期待，这本身就不是以“笼统”和“宏观”见长的“综合国力”所能反映出来的。

最后，从历史变迁看，“综合国力”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整体外交战略处于守势状态的分析性概念，适应了当时中国蓄力发展、专注建设的总体环境。1995—2005的十年间，台海危机、5.8炸馆、撞机事件、对岸“入联公投”等问题，使中国上下不得不作出“倾全国之力”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最坏打算，其时“综合国力”不仅具有衡量中国发展状态的含义，更涉及到“上下一心、团结协力”“保障改革开放与和平建设大局”的整体性政治动员。而2010年以降，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开始坐稳“世界第二”，试图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让人欲拒还不得不迎的“修昔底德陷阱”使“综合国力”一词备显尴尬。

一来中国轻易再不至于悲情色彩地为维护某项国家利益而动用“综合国力”概念来实现舆论动员；二来过度宣传“综合国力”容易遭到敏感领域“现实反差”的诘问、降低相关研究的公信力；三来刚站在“老二”位置不久就宣扬“综合国力超美”云云，有可能在反华势力的利用下使我外部舆论环境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的标新观点一经宣传放大、推波助澜，其学理价值必然在调动“中必赢”或“中必输”的极化舆论环境中被完全稀释。胡鞍钢教授此时就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超美”宏论一番，自有其值得尊重的家国情怀和理应正视的学术依据，但无论在话题针对性和宣讲动员性上看，都不可避免因过于宏大而处于“失焦”状态且容易遭到扭曲。

具体来看，“综合国力”的绝大多数衡量指标往往采取过于静态的数据及其耦合算法，忽略了地缘政治关系的急剧变革、外交家对“机会窗口”的塑造与把握，忽略了国务家对内领导与组织能力、资源汲取与应用能力的真实变迁，从而天生欠缺足够的战略抓手和实践意义。形象地说，“综合国力”很大程度上描述的是一个国家一段周期内的“命”，却欠考虑国家在变局中所处的“运”。运者，势也！未雨绸缪于自我发展周期变化的大势、国际格局变革改组的大势、国际竞争焦点变迁的大势，其重要性均不亚于对已有的静态指标的掌握。以史为鉴，冷战中的美国无论多么不愿看到“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于亚洲，在以欧洲为战略重心的两极格局大背景下，面对席卷东亚的革命风潮与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徒呼奈何；不得不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大清，无论何等“龙沙雁海、尽列藩封”，在当时GDP全球第一的情况下仍未能避免湖北巡抚胡林翼在长江上看到蒸汽船“日行千里、行走如飞”的迅捷景象后旧疾复发、吐血坠马。论综合国力，俄罗斯自然不如中美，但国际博弈能力并不低，在中东、中亚等地的战略存在感绝不差；中国成为“老二”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总量和急速工业化进程带来，但这个经济成果的代价如何、其成为国际权力的转化率怎样，却鲜有人研究。

身处不同的改革运势与发展阶段谈中美国力的对比，本来就是复合性的专业命题，它涉及到领导人的施政方略和政治意志，相关表达必然有其指向性；而到战略战术应对层面，双方在具体领域、地缘空间投入的资源数量、质量及各自敌我友的多寡无疑比经济、军事、科技等几大领域宏观的数据罗列更有价值。应该看到，中美竞争的不仅是块头多大的“综合国力”，更是在不同领域联动博弈的“战略能力”——前者看存量，看总量规模，比的是静态座次；后者看增量，看专门指标，比的是战略边界与能力极限的匹配程度、阶段目标与实施手段的匹配程度，以及塑造态势与危机决策的水平高低，往往蕴含着“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可能。特朗普上台以来，屡次就朝核问题向中美关系“极限施压”，大有讹诈意味，中国则通过在东海、南海示强，并抓住金正恩、文在寅意图缓和半岛局势的契机，实现了利益的止损。实际上，不独对手之间，即便在国际政治的同盟结构中，实力弱小的一方凭借“主场”优势和外交手段制造有利环境以实现利益拓展的做法也不乏其例：1958年8月赫鲁晓夫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访华，随后毛泽东挟中苏声明余威指示炮击金门，赫氏蒙在鼓里却不得不力挺中国，此险着虽不免损及双方互信，然收放有度之下仍不失兵家妙手；半个世纪以来朝鲜金氏祖孙更是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狐狸精神”发挥到极致，纵然“综合国力”远为不济，但在战后数十年的风云变幻中始终善于捕捉大国矛盾，目标精准、出手老到，非但对拥导拥核“咬定青山不放松”，且每每核导试验及其前后的外交表现都能催化其余五方关系出现显著变化，从而拓展自身的战略生存空间。

由此可知，“综合国力”更多地如“国家地理”般提供一国的“概况”，其相关指标亦难确定唯一的权威性，这对面临着众多内外挑战的我国而言无疑远远不够。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建立在“战略能力”论证基础上的国力比较无疑更具现实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即便是阎学通教授于2013年提出“世界格局即将进入‘两超多强’时代”，也并未引来如是敏感和巨大的质疑，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越来越多的论者所接受。笔者无意就阎、胡两位教授的成果进行比较，亦由衷期盼胡鞍钢教授展望的图景在国人的努力下能够尽快成为现实，但“超美”言论引发如此风波，除了“美帝”自带BGM光环的影响力之外，当下中国浮躁的舆论环境和面临的种种治理难题则是其首要原因，下文《胡鞍钢为谁受过：“厉害了”背后的浮躁与隐忧》将对此展开细致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