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在科学传播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9月8日，在清华有一场科学传播沙龙，邀请了10位科学传播大咖，讨论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等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场的不少发言也很有启发性，比如植物学科普作者飞雪提出，科学家和媒体都要重视三个结合点：专家团制度、二次审稿制度、跟踪和反馈制度。对此我非常赞成，建议有条件的媒体，编辑都能维护好一个各行各业专业人士组成的微信群，涉及专业问题的稿子，发稿前都丢到群里，让大家提提意见，修改之后再发表。

这其实不容易做到，需要一些愿意把时间精力奉献给公共事业的专业人士，这些人除了专业素养、公益精神外还应该懂一点传播学，同时这些人还需要非常信赖这家合作的媒体。这次沙龙中，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普策划人吴宝俊就直言不讳：“我想告诫科学家们跟媒体打交道要小心。”

不过我不太理解吴宝俊举的例子，他说韩春雨事件整个过程中，媒体无论捧他还是贬他，点击量都是只涨不跌的，但韩春雨最后科研经费都退回了。这个例子有问题，韩春雨被处理是咎由自取，韩春雨事件中媒体起到的作用整体上看是积极的，最终依然没有明确认定韩春雨是否“学术不端”，加上有媒体曝光其买卖论文的录音，“没有主观造假”的说法更是引起广泛吐槽。

韩春雨事件说明了，科学家和媒体的关系，科学家和公众的关系，应该被重新思考。过去大家认为，科普工作是一个科学家启蒙大众的工作，在今天，不能用过去的精英主义思维了。有了互联网，知识不再被少数人垄断，除了特别专业的技术细节，大部分通识性的知识，公众都可以从很多渠道获得并加以比较、验证。

现今，作为读者的大众和科学家的交流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读者当中有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有许多懂得比你还多的高人，在互联网上，反馈机制是非常及时的，读者会马上提出他们的需求和意见。这是沙龙中10位大咖都没有讲到的，也是这个讨论科学传播的有意义的活动的一个遗憾，整个活动里，没有请代表读者一方、代表大众、科学爱好者的一方来发言，提出他们的需求和建议。

你在科普，别人也在科普，你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而是一个服务者，你只有服务好读者，才能产生权力，传播就是你获得的权力。

自古以来，书写就是一种权力，最早是与神沟通的方式，是祭司们掌握的。后来这项权力触犯到统治者的利益，无论秦始皇焚书还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销毁，都表明了权力之间的冲突。在互联网时代，大V当然有绝大的传播权力，他们甚至引领了一些热点问题的舆论风向，迫使政府做出某些回应和改变，也正是因此，他们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

那么我们的媒体和科学家是不是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呢？这次沙龙中请的10位大咖中，有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博士生导师朱毅。这位是被方舟子屡次打假的“科学家”，方舟子举报朱毅编造数据、大量抄袭、涉嫌走后门读博、在论文署名上弄虚作假，可以说指控非常严厉，证据也罗列得非常翔实，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处理。朱毅这样一个受到严厉指控，写出“胃是感情器官”的科普作者，被媒体请来谈怎么做好科学传播，本身就说明了媒体、科学家和公众的关系中存在着问题，他们对公众的疑问是无视的，对民间力量的声音也是假装不存在或者不以为然的。

像朱毅这样在媒体上以专家的身份评论各种食品、保健品事件，已经成为科普界的一种常态，而更多的，则是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公关文，占据了新闻报道的显要位置。去年，中国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宣布了新的科学发现，尽管是统计误差的可能性很大，许多媒体的报道都称“可能发现了暗物质”，首席科学家也对媒体称“有可能是暗物质湮灭留下的证据”。暗物质领域科学家的公关需求，在中美皆然。

有评论指出，不顶着暗物质这三个字作为卖点，大众缺乏兴趣，科普很为难。其实这是不了解这些公关文产生的机制，现在的机制中其实并没有多少公众需求的考量，如果是为了大众的兴趣，多讲讲“悟空”工程技术实现上的中国创新，同样是负责任又有效的做法。

错不在于宣传中国的进步，而是对发现暗物质误导性的暗示。使用正面词汇夸大科技成果的现象，也不仅在中国媒体存在，全世界的科学家甚至在论文中都有这个倾向，荷兰研究人员的研究显示，在过去40年来发表的生物医学论文的摘要中，使用积极和肯定的词汇的频率从2.0％（1974-80）增加到17.5％（2014）。

有真正科学成果的工作，做一些夸大似乎人畜无害，但和韩春雨一样遭遇实验结果不能重复的，绝不是少数，《自然》杂志对此有专门讨论，绝大部分被调查的科学家都认为存在“可重复性危机”。既然大家都承认这个问题，吸取韩春雨的教训，不要急于上媒体宣传公关，似乎早该如此。

除了公关文章，还有许多媒体上的科技文章存在着误导。

比如有一类现象是跨界造成的“民科”，即便是中科院院士，一旦谈到专业领域之外的哲学问题，也出现了“客观世界很可能不存在”的无稽之谈。

还有一类现象，则是将纯粹的科学研究，过早与产业应用绑定在一起，把科学和工程技术混为一谈。比如发现“天使粒子”（这个有宗教意味的名词本身就是炒作），就说可以用到量子计算上。量子计算有多重要呢？就说可以弯道超车，然后量子计算又威胁了密码的安全，所以还要搞量子通信。

这些“科普”给公众一个印象就是大家用的计算机，用的通信设备，以后都要换成量子的，物理学马上又要改变世界了。但其实科学研究有其本身的意义，并不是都要转化成应用成果的，从发现一种虚拟粒子到量子计算有十万八千里，量子计算则至今连1位逻辑比特都没有做出来，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量子计算还是量子通信，在应用价值上永远不可能替代大家现在用的计算机和通信设备。量子计算只适合特定问题的加速，未来最多成为传统计算机的一个辅助。

让基础科学研究回归科学本身，把计算机、通信等工程技术、产业应用问题，交给产业第一线的科技公司去做，才是正确的思路。国家如果受到误导，以为有了什么弯道超车的东西可以押宝，就不需要解决芯片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这比认为将来有可控核聚变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展核电技术了还要错误；因为可控核聚变不仅原理上可行，而且是真的能替代别的发电技术的；但量子计算的应用价值只是解决专门问题，而且其可行的原理还没有搞得一清二楚。

当然，好的科普作品，也并不是没有。在魏则西事件发生一年半以前，科普作家李治中就已经写过科普文章说明他接受的这种疗法是无效的，当时标题是《谋财不害命，中国的免疫疗法现状》。李治中说，这篇文章被淹没在很多的伪科学里面，被淹没在很多的商业推广里面。

但他表示：“我坚持在科研的业余时间做科普，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写的东西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或许真的能够挽救他们的生命，挽救他们的家庭，虽然不能让他长生不老，但至少到后来不会人财两空，这是让我坚持做科普的最大的一个动力。”

“我们是兼职在辟谣，别人是全职在传播伪科学”这是李治中的感慨。

写了这么多，有人会问，说辟谣，反对传播伪科学我们都同意，可是媒体的作用不就是宣传、公关等等，媒体上夸大报道一些科学工作，甚至就算变成了一些科学家的名利场，又怎么了？之前中国科学报有一篇报道《科研领域“××之父”称呼是否有滥用之嫌》，我写了一篇评论，读者就留言：

“媒体娱乐化大家都心知肚明，日本媒体还常常报道某某为3000年一遇美女，谁会去较真啊？谁是某领域之父，可以去看专业的书籍，里面有详细的描述，一个外行媒体看热闹，鼓吹一下，就能影响内行的判断了？”

我来回应一下这位读者。

内行的判断需要学术界自我净化的机制，而在中国这一点特别缺乏。君不见有院士连“我们的设备能看到木星上汽车的牌照”这样的段子都是山寨国外的（不清楚的可以看看方舟子的文章），他还是这个领域中国最顶级的专家。

如果连内行的判断都失去了净化机制，那么媒体一旦成为他们的名利场，谁来承担科普的责任呢？前面说了，科普是服务读者，服务产生权力，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为什么我们对科学家的要求应该特别严格一些？为什么比如美国军工企业可以夸大威胁去游说采购，科学家为了经费就不能夸大一些事实？

因为科学家的公众形象代表着知识、权威甚至真理，在公众视野中他们要承担的责任就特别大，你是不能随便扯淡的，信任你的千千万万读者当中，很多人可能还是青少年，很多人要依靠你的独立判断做决策，李治中不是说了吗，你可能还影响到别人的家庭甚至生命。

教师节刚刚过去，其实和科学家一样，医生、教师这些群体，社会责任也是特别巨大，是不好当的，他们代表了整个社会理应最清澈的地方，所以底线不能触碰。

台湾被诱奸女作家林奕含有一本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那个老师强暴的不止是她，还强暴了她对文学的理解。她一直反复追寻的是，一个懂得中国五千年浩浩汤汤文学传统的人，一个传播着真善美，懂得艺术的真谛的人，怎么可以做出这样卑污的行为？很多人也许不理解这个女作家，但我希望你至少理解一个浅显的道理，你有特殊的身份，你的言行可能导致特殊的后果。

如果我们纵容媒体成为科学家的名利场，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学术圈内自我净化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这看起来不严重，看起来许多人只是“小节”有问题，主要工作成就是没问题的，但其实体现的是媒体服务意识的缺乏、权力意识的膨胀。

媒体是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绕过问题、回避问题常常是权力和资本的视角，典型的比如这次很多媒体对刘强东事件的观点，就是企业家私德问题不必探讨，他们当然更觉得陪酒等潜规则不是什么事。这次科普作家方舟子接连写了好多篇文章评论刘强东事件，你可能觉得他跨界了，我倒是能够理解，方舟子在媒体上科普、打假多年，也许他没有想太多，但他的出发点是一以贯之的，即科普为谁而写。媒体能否成为服务大众的一股力量，从评论刘强东事件的观点中，大家就可以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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