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钟能读懂的经济思想史

​许多朋友希望了解一些经济学思想，但是把书买回来之后，看不了几页。不是我们没有毅力，实在是经济学思想方面的书，合适的太少。许多这类书籍过于复杂，偏重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摆出一堆数学模型，抽象的理论直接打消了我们的兴趣。另一些书，思路又太简单，只会罗列一大堆结论，读了之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某位经济学家要提出这个理论呢？背景是什么？这个理论对经济社会有什么意义？它有什么局限性？这些问题都没有介绍。读起来，不但乏味，也不能启发我们思考。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经济思想史》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在简单和复杂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里面没有复杂的公式和冗长的叙述，但是你却可以由此知道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派，他们的思想是什么，从何而来，又有哪些价值和缺陷。

本书两位作者都是经济思想史领域的权威。兰德雷斯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迈阿密大学终身教授。柯南德尔是普林斯顿大学特聘教授、布鲁金斯政策委员会成员、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经济学史学会主席。两人合著的这本《经济思想史》是美国100多所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教材和参考书。到目前，已经修订到了第四版。

《经济思想史》全书50万字，按照时间顺序，系统介绍了西方各经济学派的思想源流。接下来，我就按照经济学派产生的时间顺序，介绍本书中几个最重要的学派。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学派，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兴起于18世纪，时间上与工业革命大致同时起步，这个学派一直活跃到19世纪后期。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下面我们就分别讲讲这三位各自的思想。

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代表是亚当·斯密，他是英国经济学家，被后人称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那么，亚当·私密为什么要研究国民财富呢？

因为，17世纪到18世纪之际，学者们对什么是财富，争执不下。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是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产品才代表社会财富。另一派是重商主义，认为黄金白银才代表财富。比如，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积累财富就是囤积金银。

两派的争论中，重商主义的观点，更占上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的王室和贵族为了获得财富，纷纷资助冒险家，到海外去寻找黄金白银。其中的代表是西班牙。西班牙王室资助哥伦布探险，发现了美洲，此后从美洲掠夺了大量金银。

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美洲白银黄金，西班牙就有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从此永享富貴。但是事情的发展似乎没有这么完美。西班牙贵族获得金银，基本用于奢侈的个人消费。结果，外来输入的金银造成了西班牙严重的通货膨胀，反而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

问题在哪呢？错在对财富的认识。当时的人们没有搞清楚，财富的本质是什么。直到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出现，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闪亮亮的黄金白银，不过是财富的表象。真正的财富是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黄金白银只是一般等价物，可以交换这些产品和服务。如果生产不出产品，也就无从交换。就像地主在荒年，没有粮食，只能抱着金元宝饿死。

亚当·斯密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他对财富的定义一直沿用至今。后来的经济学家根据这个定义，创造出了GDP这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GDP就是统计一年里面生产的所有产品和服务。

搞清楚了财富是什么。斯密研究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他认为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分工。斯密认为社会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创造更多财富。举个简单的例子，从前的农村有很多手艺人，比如铁匠、石匠、木匠等等。这些手艺人制造农具的水平很高，但是种地种菜并不那么在行。而普通农民恰恰相反，善于种地种菜而缺少手艺。所以手艺人制造农具，用于交换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普通农民则用生产的食物换回农具。社会分工的基本思想就是，每个人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而避免去做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这样就能使得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最大化。

社会分工不仅包括个人层面的分工，还包括地区乃至国家层面的分工，这与劳动者的素质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例如，安徽省盛产茶叶，孟加拉国盛产黄麻，等等。

地区和国家的分工带来了繁荣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每个国家应该如何为本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呢？亚当·斯密通过研究，建立了“绝对优势”的概念。绝对优势指的是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的绝对成本低于另一个国家。比如，前苏联因为拥有丰富矿产，生产特种钢的成本比国际水平低三分之一，那么前苏联在特种钢这个商品上，就拥有绝对优势。

斯密认为，各个国家应该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换取更多财富。——比方说，与法国相比，英国生产羊毛的成本更低，生产葡萄酒的成本更高。那么英国只生产羊毛，法国只生产葡萄酒，英国用羊毛换法国的葡萄酒，这样一来，两国都能获得更多的羊毛和葡萄酒。

亚当·斯密由此认为，自由贸易能够让双方同时获利，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主张英国把自由贸易作为国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自由贸易对英国确实有利。因为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生产力水平处于欧洲前列，自由贸易政策下，英国的工业品可以轻而易举占领欧洲大陆国家的市场，为英国交换回来更多商品。

创造财富的第二个因素是市场机制。斯密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价格都很敏感，如果某种商品能卖个好价钱，自然会有更多人加入生产的行列。竞争激烈，价格就会下跌，利益减少，资本又会流向新的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又被称为“看不见的手”，这种思想用最简单的话语表述出来就是：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后就会形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需要指出，亚当·斯密的理论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而且社会范围内的供给小于需求，因此自由竞争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企业形成垄断后，会对经济有什么影响？亚当斯密没见过，在他的理论里也没有提到。等到了19世纪后期，主要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亚当·斯密的理论就暴露出了解释能力上的局限性。

例如，垄断组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会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减少消费者福利、造成社会性损失，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大卫·李嘉图，他的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继承发扬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点。

比如，李嘉图赞同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认为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好办法。再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

前面介绍过，“绝对优势”是指你的绝对成本比别人低，而比较优势是说，你生产一种商品的机会成本比别人低。机会成本就是如果你把生产这种商品的资源，拿去生产其他商品，能获得的收益。李嘉图指出，在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自由贸易也能使贸易双方同时获利。李嘉图在19世纪初提出这个理论的背景，是为了给粮食自由贸易提供依据。当时英国的地主贵族认为，英国能够实现粮食自给，所以不需要进口谷物。而李嘉图指出，欧洲其他国家的纺织业落后于英国，所以生产粮食的机会成本低。而纺织业发达的英国，生产粮食的机会成本太高。有种粮食的工夫，还不如生产更多的纺织品，通过国际贸易能够换取更多的粮食。

除了继承亚当·斯密的衣钵，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他从关注农业生产出发，进而关注社会平均利润率，得出了社会平均利润率将逐渐下降的观点。

李嘉图堪称经济学家学以致用的典范。他生前积累的财富，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2000万美元。

李嘉图时期，英国的工业虽然初具规模，但农业生产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李嘉图的许多经济学研究其实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农业生产。李嘉图提出：土地收益会递减，这包括3个方面：第一，肥沃的土地数量有限，耕完之后只能开发贫瘠的土地，产出逐次降低。第二，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产生的报酬递减。比方说，给土地上肥超过一定程度，就没有明显的作用了。第三，受自然禀赋的限制，农产品的生产日益困难。

以上规律如果只用于解释农业生产，倒还可以。然而，李嘉图试图以此来解释社会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这就有问题了。比方说工业企业的运营规律显然就不能用土地收益的数学模型来解释，而且现实中并没有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证据。

李嘉图还认为，资本会自动流向利润率更高的行业，使得各个行业的利润率长期来看趋于一致。这一观点同样缺乏证据。例如，近年来美国银行业的净利润率都在20%以上，航空运输业的净利润率在10%左右，而环保行业的净利润率只有5%左右。各行业利润率的差异不仅非常明显，而且长期存在。在现实中，复杂的社会分工产生了行业准入门槛。例如，生产航空发动机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技术积淀，只有资本、而没有技术背景的企业没法进入这个行业，否则中东的石油土豪们岂不是什么都能制造出来？行业准入门槛是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资本流向利润率更高的行业也没那么容易。

最后，还得提一下李嘉图对经济学发展的一大贡献：是他首次把数学模型引入经济学领域。自此以后，经济学家们开始使用抽象的数学模型进行演绎推理。

介绍完李嘉图，我们来说一说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位大师：约翰·穆勒。穆勒在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穆勒对于经济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区分了财富的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这具有伦理上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生产规律是以物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分配规律受一定条件支配，却是可以由人来改变的。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做蛋糕的方式是固定的，奶油鸡蛋砂糖一样不能少，而且必须用烤箱烤；但是，分蛋糕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给谁多一点，给谁少一点，倒是可以商榷的。

穆勒认为，在遵循不可变的生产规律的前提下，应该对可变的分配规律做出一些改良。穆勒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改善劳动者福利的改良主义主张，并且在晚年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为改革法案与劳动者的利益做出了很大贡献。比起后世许多压根不顾劳动人民死活的经济学家，穆勒实在是很有道德情怀。然而，穆勒的一些经济学思想来源于主观演绎，缺乏客观实证的支持，这为其经济学观点埋下了大量矛盾和错误：

比如，穆勒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前人的观点，认为促进就业的是节俭、而不是消费。穆勒显然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萎缩会对企业营业收入造成毁灭性打击，进而造成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国家的政府思考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拉动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被视为经济景气最重要的指数之一。穆勒关于“节俭促进就业”的观点早已被埋葬。

穆勒所处的19世纪中期，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已经高度成熟，然而任何事物都有诞生、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成熟阶段的古典经济学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变化等许多经济现象，穆勒的努力最终无法挽救古典经济学的衰落。

比如，穆勒认为利润率不断下降是必然趋势，当利润率下降到最低点时，社会就进入了经济增长率极低的静止状态。然而，1870年以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给西方国家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增长就更为显著了，并未出现穆勒所说的“静止状态”。

再比如，穆勒的工资理论也难以自圆其说。穆勒认为，企业的预算中，工资是固定的一块儿，他称为“工资基金”。在工资基金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工人越多，平均工资就越低。所以，穆勒认为只有减少工人的数量，才能提高工人的待遇。历史发展证明，这个思路不仅是错误的，也是现实中无法操作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世界范围内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都在稳步增加，而且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平均工资也随之出现了显著增长。这也是穆勒的工资理论无法解释的，以致穆勒本人在晚年不得不放弃该理论。

好，介绍完穆勒，我们在这里对古典经济学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古典经济学定义了财富、分工、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并且开始通过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运行。这一学派提倡自由贸易、减少政府干预，建立自由资本主义。到了19世纪中期，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困境不断暴露出来，由于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实际运行，不得不为新的经济学思想让路。

本书介绍的第二个学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独立的学派。这一学派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延续，影响力持续至今。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变的、永恒的。与他们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和演化中逐渐形成的。依照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在不断运动、发展，直至由于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走向死亡，被新的、更为进步的社会制度取代。

马克思的代表作是《资本论》，下面我们就说说他的三个核心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现实印证。

第一，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借鉴了李嘉图的价值学说，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这个道理其实比较容易理解：人的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生产商品消耗的劳动时间越多，商品价值就越大。

第二，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我们都比较熟悉。比方说，小王在富士康组装手机，一天工作10个小时。其实小王工作6个小时创造的价值就已经相当于他的工资了，小王剩下4个小时工作中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方无偿占有了。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剥削的实质——以不适当的代价获得他人的劳动成果。

第三，公有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严重的剥削限制了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消费能力，社会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出现了产能过剩。此时企业因为产品滞销、没有收入，不得不裁员，裁员造成的失业又进一步让消费萎缩，形成恶性循环。这个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治愈的痼疾；只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让劳动者获得合理的收入，才能消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鸿沟。

《资本论》中直接引用的宏观经济数据有限，这是因为许多统计数据在《资本论》成书的时代难以获得。但是，从历史检验的结果来看，马克思的多数理论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控制，不从事生产劳动、仅从金融获利的寄生阶层让公平渐行渐远，等等。这些从后来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引用的宏观数据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既有继承，又有批判。马克思继承的部分，是级差地租、商品内在价值等重要概念，以及李嘉图开创的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批判的部分，一是古典经济学派对于对于生产过程的错误分析，例如李嘉图把劳动与劳动力混为一谈；二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价值取向，例如马尔萨斯把经济困境归咎于人口过剩，而不是剥削和私有制。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超越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见解。马克思认为严重的剥削是造成无产阶级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这符合19世纪前期和中期欧洲社会的实际状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仅有交换价值，资方付给工人的工资只不过勉强能够维持工人的生存，工资的标准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法律制度决定的。而且，由失业者组成的劳动力后备军，恰恰是资方压低工资最有力的谈判工具。

《资本论》成书以来的150余年间，资本主义国家从未走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梦魇。1907年美国银行危机，1929年大萧条，1973年石油危机，1987年美国股灾，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总是在提醒人们，资本主义的痼疾无法治愈，马克思的学说仍然能够解释当代正在发生的历史。

当然，马克思也有一些预言没有说中。例如，马克思认为企业倾向于增加机器减少工人，这意味着提供剩余价值的“活的劳动”减少了，使得利润率趋向下降。但是，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升，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企业利润率在20世纪出现了上升。

另外，马克思认为剥削的加重会让无产阶级出现绝对贫困化，以致维持生存都成问题。但是，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虽然剥削仍然普遍存在，但是无产阶级的绝对收入和购买力，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都出现了显著增加。与150年前相比，今天的无产阶级显然已经过上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人均寿命也大大延长，并未出现“绝对贫困化”的现象。

但是与高收入阶层相比，无产阶级确实出现了相对贫困化，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越发明显。美国大型企业高管的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大概相当于普通员工的20到30倍，而现在连100倍都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愈发不平等、阶级矛盾走向激化的论断，又是正确的。

好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本人的个别论断出现偏差，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的科学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苏联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20~30年代，由苏共领导人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创的理论体系，涵盖了中央计划经济的核心内容，而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从未提及以行政指令推动经济运行的“斯大林模式”。以“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对历史的极度无知。

本书介绍的第三个学派是新古典经济学。

在古典经济学走向衰落之际，研究物价机制和市场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活跃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瑞士的瓦尔拉斯等几位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以及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李嘉图虽然提出了价值学说，但是它只适合解释商品长期价格趋势，并不适合解释商品短期价格波动。于是边际效用学派应运而生，他们的理论探索，起源于对商品价格决定机制的思考。古典经济学侧重于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解释价格，而边际效用学派希望从需求的角度解释价格。

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边际分析，说得简单些，就是分析每增加或减少一件商品带来的影响。为此，边际效用学派创造了一些新概念，这里我们讲两个，一个是边际效用，一个是边际利润。

边际效用，指的是消费者从一单位新增商品或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感。例如，你在大热天喝一杯水，可能会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但是再喝一杯水，满足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至于第3杯水，显得多余，不要也罢。这就叫做边际效用递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与边际效用的概念相似，边际利润是厂商多生产一个产品所获得的利润。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当商品产量很少的时候，价格往往很高，而厂商的利润也极为丰厚。例如，名牌往往专门做个“限量版”，以此向“有情怀的”消费者索取高价。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物以稀为贵”的情况不再存在，商品售价下跌使得厂商的边际利润逐渐下降。当边际利润降为零的时候，厂商再生产更多的产品并不会赚钱，厂商自然要停止生产。

边际效用学派认为，分析边际效用与边际利润，是经济决策的关键因素，如前面所说，商品价格取决于边际效用，生产规模取决于边际利润。边际效用确实能解释一些有趣的问题。例如，水非常有用，但在市场上价格很低；钻石几乎没什么用，但在市场上价格很高。边际效用学派对此的解释是，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而水又非常易得，所以当你喝饱以后，愿意为水支付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而钻石是高度稀缺的，得到一块钻石可以带给人更多满足感，人们便愿意为钻石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便是古人常说的“物以稀为贵”。

边际分析当然是有用的，但是真理越过一分就变成了缪误。以杰文斯、门格尔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试图将边际分析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例如，边际效用学派认为边际效用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唯一因素，完全否认由劳动创造的商品内在价值，这就走到了唯心主义的极端。大家知道，如果技术革新让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短期内剧降，这种商品的价格会迅速下跌，比如电脑、智能手机就是典型的例子。然而，单从消费者一侧的边际效用出发，并不容易解释这种经济现象。

又如，边际效用学派认为边际效用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唯一因素，这在现实经济显然不能成立。例如，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就不能简单地用边际效用来解释，因为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中存在大量投机资本，起到了操控价格的重要作用。比特币2016年以来的大起大落就更不用说了，大批职业炒家入场等着割韭菜。边际效用学派试图开发一种单纯以边际效用解释商品价格的“大一统理论”，其实早在19世纪后期就遭到了很多诟病，事实上从未成功。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价格的决定机制是非常复杂的，用多种不同的模型综合加以解释才算符合实际。

再比如，边际效用学派把边际分析延伸到生产领域，他们把生产贡献分解到各个生产要素。比方说，每100元的产值中，有60元来源于固定资产，有10元来源于土地，有30元来源于劳动。边际效用学派认为，每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都有各自的价格，谁也不欠谁的，所以按照生产要素分配收入最为合理。边际效用学派完全不承认经济活动中存在剥削，这就是该学派的伦理取向。

然而，这种思路属于对数学模型的滥用，仅存在于数学模型中的观念无法与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对应起来。比如说，某企业为了扩大生产，买了一堆数控机床作为固定资产，却没有招聘操作数控机床的技师。因为没人干活，现实中的边际产出必然为零，固定资产投入再大也不起作用。由此可见，各生产要素不可能做到绝对独立，边际效用学派强行切割原本不可分割的生产要素、以此作为初次分配的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

边际效用学派对商品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并不完备。为了弥补边际效用学派的不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大致总结可以有两个方面。

第一，马歇尔通过对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分析，提出了价格弹性、生产者福利、消费者福利、税收损失等一系列经济学概念。它们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我们在今天大学经济学教材中仍会见到这些基础知识。所以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其中，价格弹性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也是马歇尔理论的出发点。这里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价格弹性指的是，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了，供给或需求也会相应产生的变化。也就是说，供给和需求的量不是绝对的，它有大小伸缩的空间。比如，门口面包店的一款面包卖20元一个，你可能只买一个，它打折卖8元一个，你可能就买两个了，价格发生了变化，你买的数量也就买了，这就是弹性。

通过对价格弹性的分析，马歇尔得出结论：短期来看，需求是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而长期来看，供给或生产成本是影响价格的决定因素。举个例子，在2017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上升拉动对固态硬盘的需求，使得固态硬盘的价格上涨；比特币矿机对显卡的需求，则使得高端显卡的价格几乎翻番。然而从长期趋势来看，固态硬盘和显卡的价格在过去5年间还是出现了整体下降，而且业界预测未来几年的降幅会更大。

第二，马歇尔开创了局部均衡分析。

所谓局部均衡分析，是先孤立地考察单个市场或部分市场的均衡状态，不考虑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谓均衡状态，就是市场中当商品处于某个价格的时候，买家愿意买的数量正好等于卖家愿意卖的数量，所有产品全部出清，没有生产过剩也没有商品短缺。局部均衡分析一般用于讨论供求状况对于某种特定商品或该要素的价格的影响。直到现在，这都是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基础内容。

如果把各个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纳入分析的范畴，局部均衡分析就升级成为一般均衡分析。这个工作是由瓦尔拉斯完成的，它提出了一般均衡的相关理论。

瓦尔拉斯认为，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价格具有完全弹性，总会有一组价格让所有市场及时达到供需平衡。也就是说，调节经济走向一般均衡的唯一机制是市场价格机制，依靠价格机制可以实现连续的供需平衡。瓦尔拉斯进一步认为，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

但是，上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运行。比如，一般均衡，假设所有市场都能通过自动调节进入均衡状态，这一点在数学上无法得到证明。

为了自圆其说，瓦尔拉斯不得不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拍卖者假设”：假设经济系统中有一个作为信息中心和价格制定者的拍卖者，市场上所有的需求者和供给者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不知道其他信息，只是单纯地根据拍卖者提出的市场价格来决定需求与供给。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些假设条件根本不存在。“拍卖者假设”因为违反现实而没有实际意义，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

再比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中，均衡是常态，不均衡会被市场机制自动消灭。但是，现实中的经济运行恰恰不是这样，长期波动和不均衡的市场是极为常见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常年跌宕起伏，我国的猪肉价格也有不少波动；而高度稳定、长期处于均衡的市场反而少见。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视角难以解释经济运行的动态变化。

而且，新古典经济学实在是太喜欢“均衡”二字了，主要精力都用于研究均衡状态下的经济运行现象。与关注积累社会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怎么探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然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诉求。如果不能满足这种根本诉求，经济学的意义就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在19世纪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在促进政府科学决策这方面，确实没产生多少有价值的影响。经济学理论真正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经济学家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顾问，其实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敲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丧钟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完备性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集中暴露出来。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是天生完善的，能够自动将经济调节到正常的状态。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具体说来是1929年到1932年，西方各国政府普遍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然而经济危机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企业破产和失业四处蔓延，使主要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社会动荡之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心彻底动摇了。

究其原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严重谬误在于，把生产与消费人为割裂开来，它假设企业的生产和分配不影响社会整体消费能力。这种假设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在现实中，对企业来说，工资属于生产中的人力成本支出，要尽量压缩控制；而对劳动者来说，工资是劳动收入和消费的必要前提。消费又恰恰是企业营收和利润的来源。资本逻辑导致收入分配失衡，使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劳动者群体的收入萎缩。收入萎缩进一步导致消费萎缩，使得企业营收出现停滞乃至下降，这就是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困境呼唤新的经济学理论，凯恩斯主义就在此时登场。我们要解读的第四个经济学派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创立，他的代表作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在当时可以用“惊世骇俗”来形容，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许多观念。

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坚持一个叫做“萨伊定律”的基本假设，它的通俗解释就是——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造出来的商品就不愁卖不出去。在19世纪后期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消费品总体上比较稀缺，生产出来的商品确实不怎么担心销路。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能力的飞跃，商品总体稀缺的状况从根本上被改变。于是，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中，出现了消费萎缩、商品严重滞销的状况，从时装到汽车的销量都出现下跌。至此，“萨伊定律”在现实中彻底破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的理论自然没法站住脚。

与新古典经济学针锋相对，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有效需求，指的是能够实际支付的需求，它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比方说，码农小李想在北京买个300平米的别墅，但是买得起吗？没有能力支付，这就不算有效需求。实际上他只能买个60平米的小户型公寓。小户型公寓，才算是有效的消费需求。

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意味着社会整体消费能力不足以消化产能，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有效投资需求不足，意味着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会导致失业。所以，凯恩斯认为，避免经济危机的途径就是消除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3个因素：

1- 边际消费递减。通俗的解释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足，限制了有效消费需求；而高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进一步增加收入不见得增加消费。再有钱的人，也不可能一天下十次馆子嘛！

2- 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指的是厂商增加投资时预期利润率递减。如果利息率不算低，那么厂商宁可存钱吃利息也不愿直接扩大生产，这会导致有效投资需求不足。

3- 流动性偏好。指的是人们持有货币进行投机的心理偏好。当预期利润率低于或接近利息率时，人们宁可持有流动性好的货币，导致投资不足。

凯恩斯是20世纪西方国家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他的想法影响了主要西方国家的政策。

凯恩斯认为，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他主张职能财政，认为财政政策的责任在于保证经济社会处于持续增长、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为此，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实行赤字预算；通货膨胀时，政府财政预算应该有结余。也就是说，政府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反经济风向”而动。凯恩斯主义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

凯恩斯让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美国，从罗斯福新政开始，民主党长期执政的20年间，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出发点基本是凯恩斯的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联邦政府推行“以工代赈”，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增加就业岗位，促使劳动者增加的收入转化为消费。二战爆发之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发行战争国债，提高财政赤字水平，并启动大规模国家采购。这些举措不仅消除了美国的失业，甚至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凯恩斯主义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均衡”的执念。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均衡点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但是现实中波动的市场价格往往偏离理论上的均衡点。只研究市场均衡的条件下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就如同仅仅研究飞机在无风条件下如何飞行，实在缺乏现实意义。凯恩斯主义认为不均衡是市场的常态，并且探讨如何在不均衡的情况下采取积极调控，这种思路对政府决策而言恰恰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成名之后的凯恩斯成为英国政府的智囊，并出任英格兰银行董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等要职，在许多经济事务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凯恩斯是20世纪西方国家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主义后来走下神坛，是因为理论体系存在不完备性。凯恩斯主义有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通货膨胀与失业是相互排斥的，不应该同时出现。凯恩斯学派的依据是“菲利普斯曲线”——新西兰统计学家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7年至1957年间的统计资料，总结出英国在90年尺度上的历史现象：有通货膨胀的时候，失业率低；失业率高的时候，无通货膨胀。

然而，菲利普斯曲线代表的是纯粹的经验主义思路，它假定过去的历史现象一定会在将来重现，完全不考虑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规律变化。这一理论困境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暴露出来：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终结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周期。此后美国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滞胀”状况。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后期的经济现象偏离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数据，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了！

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经济状况，更谈不上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于是，美国在“滞胀”中痛苦地度过了20世纪70年代剩下的时光。里根总统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终结了凯恩斯主义占据主流的时代。

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备，又催生了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学派，例如，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部分观点，主张政府同时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开展经济调控；又比如，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反对政府干预和管制市场价格，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影响经济运行和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就这样，经济学界的百家争鸣，从20世纪70年代延续至今。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经济思想史》的主要内容：主要介绍了四个最重要的经济学学派。

第一个是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建立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对生产和分配进行了早期探讨。代表性人物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约翰·穆勒等人。

第二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借鉴了李嘉图的价值学说，发展出劳动价值伦和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在于合理分配剩余价值。

第三个是新古典经济学，重点是价格研究和市场均衡分析，代表人物有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等。

第四个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认为市场机制是有缺陷的，市场中，有效需求往往不足，导致非充分就业长期存在。需要政府实现职能财政，反向干预。

最后，我们谈一些延伸思考。对于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经济学是一门富有生命力、不断进化的学科。

每一种经济学学派登场亮相，都是因为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见解，能够诠释之前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学派也会暴露出理论的不完备性，从而诱导、启发新的理论横空出世。这便是哲学上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由此形成经济学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比如，古典经济学理论有许多定性研究的成分；而现在丰富的统计数据和数学工具，使得经济学普遍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当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从前有了很大区别。

另一方面，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然不够完善。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非科学性和庸俗性这两大弊端。

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性，体现在缺乏逻辑自洽。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于一个确定的事物、现象，只允许有一种正确的解释，不允许存在两种以上相互抵触的说法。这在科学哲学中叫做“内部逻辑自洽”。但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多个学派的经济学观点，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把结合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国家干预作为调节经济的基本手段，力防出现经济危机。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甚至认为经济危机后的衰退期才是经济复苏的开始，所谓“早死早投胎”。

可见，西方经济学的多个学派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缺乏起码的共识，试问哪家代表“科学”、哪家又代表“伪科学”？更搞笑的是，观点相互矛盾的萨缪尔森、哈耶克、弗里德曼竟然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其理论体系不仅缺乏内部逻辑自洽，更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主要体现在拒绝由劳动创造的商品内在价值，而只探讨商品的外在价格。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商品存在内在价值。而且，李嘉图明确承认剥削的存在，认为地主是一个不创造任何价值的食利群体、妨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更以剩余价值理论更深入地阐述了剥削的本质。

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承认商品内在价值和剩余价值，那就更不会承认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行为。这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分野，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分歧。否认劳动是价值的来源，否认现实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剥削，无异于掩耳盗铃。这样的经济学思想又怎么可能指引人们建设更为平等、更加进步的社会呢？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进步，但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仍然非常匮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责问那些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为什么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这让经济学家们非常尴尬。

再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存在诸多理论空白。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远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复杂多变。例如，非金本位的信用货币体系，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科技创新企业赖以生存的风险投资，都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的。马克思生前并未见过这些新东西，自然不可能对它们做出分析和解释。马克思没有探讨过利率的形成机制，更没有探讨过宏观经济学层面有效的调控手段。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重点发展用于解决实际社会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

所以，整体来说，经济学理论普遍落后于经济实践。这一现状呼唤新的理论横空出世。随着中国经济迅速走强，中国的经济实践已走在世界前列。研究符合国情、学以致用的当代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中国在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生的经济学理论不断涌现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