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这件事,谁没挨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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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何国胜

  前不久,一则“租房人群中超六成是90后”的新闻上了热搜,内文提到,年龄在21-30岁的租客占比最高,有61.3%。

  这一数据出自社科院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但这组数据所反映的现象,在很多人看来,早已经是常识——评论栏里,有人说90后已经是老“韭菜”了。

  那天,王木木也看到了这则新闻。

  周末刚搬完家,加上那几天“水逆”,她被这则新闻戳中了软肋。她看完后留了一条评论,“3年租房差不多花了10万,依然买不起房,凑不齐首付,不想结婚,谈恋爱的兴趣都快没了。有时候感觉要不一个人过,吃饱喝足也挺好。来北京四年,从南六环搬到东二环的群租房,再到东五环到西三环,再到现在的北五环外,生活的鸡零狗碎总能打破你对生活的新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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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评论,获得了3276个赞和632条回复。回复中点赞最高的那个姑娘说“北京挣钱北京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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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大城市开始

  从2016年大四实习时算起,王木木在北京待了四年,搬了六次家。

  她的租房生活始于北京南六环的一个村子,那时候《五环之歌》带火了北京五环,而六环对于很多人来说还很陌生。地方偏僻,王木木每天通勤要花近三个小时。

  从住处出来坐半小时一趟的公交,然后再转两趟地铁,从头坐到尾。有的时候遛弯到村子边的河坝上,手机就会收到“河北欢迎你”的短信。

  虽然位置偏远,但王木木觉得住得挺好,因为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她父亲原本在家乡一家国企上班,后来国企倒闭,就受邀在北京创业的同学那里帮忙。之后母亲也去北京陪父亲。

  王木木并非在北京读的大学。去北京实习之前,她体验过那种悠闲、稳定、一眼能看到好几年后的实习生活。去了北京后,节奏变快,但她觉得那样很有活力,“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平台”。

  每个年轻人的租房生活几乎都是这样开始,他们体尝到大城市浓浓的“甜”味,尽管这种“甜”很多时候只是期望中的,但他们却深受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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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洋在深圳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但相比于木木,黄洋的租房生活稳定很多。从2017年毕业后来到深圳,他途中只搬过一次家,只是在原来的地方换了栋楼而已。

  黄洋没有曲折的租房经历,首次租房和搬家只用了一天就完成。那是他到深圳的第二天,没找中介、没用各种租房APP,他直接去公司附近的城中村找房。顺着贴在墙上的租房广告,没多久就把房子定了下来。

  房子是个单间,在三楼,房租每月1250元。城中村环境不比小区,黄洋对那里的印象是:脏乱差臭。但他觉得无所谓,租的房子只是个睡觉的地方,“我想把钱花在更重要的地方”。

  因为楼栋过于密集和住的楼层太低,黄洋屋子的通风和采光很差。一天基本上照不到阳光,衣服洗了很难干,黄洋常用的晾衣服方法是用吹风机来吹。

  最难受的是每年三、四月,深圳的梅雨从来不会迟到。一到那时,黄洋的屋子一股霉味,整个房间水嗒嗒的。

  在大城市,很多人都只是孤独的个体,尤其到了晚上,孤独感像是潮水一样。黄洋有自己的方法抵御袭来的“潮水”,这种方法很传统又很“男生”——去网吧打游戏。

  最初的那段时间,他每晚都会例行去网吧打游戏,这是城中村里少有的娱乐方式。每天下班吃完饭,他一头扎进网吧,打游戏打到10点多才回家。洗衣服、洗澡,躺床上……一系列流程做完后,睡意就来了,也不再有心思想那些触及人生本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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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黄洋,王木木在租来的房子里仍然感受到家的温馨。

  四年前,她毅然选择留在北京,开始正式追梦。为了上班方便,木木离开了那个偏远的“家”,搬到了离公司5公里的群租房里。家里出了变故,她只能选择价格最低的一类——那里,卧室里更像是宿舍,住了六个人,租金日结,每个月1000元。

  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人最多的时候住了20个,两个卧室分别装下了六人,客厅能住得下八个人。

  但住在群租房里,安全感是缺失的,“几乎每天都在换室友”。有人搬来,很快有人离开,很多人选择这里只是为了暂时歇脚,室友之间很难熟络。

  木木记得,有个女室友经常会在宿舍大声打电话,有时还会在打电话时用英语骂她们。不安感不仅来自于陌生人,更多的是来自“群租房”这种不合规范的租住方式。

  木木所住的小区发生过群租房失火的事情。木木每天都担心自己住的房子被查,怕她哪天下班回去发现自己的东西都被扔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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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孤岛

  一年后,借助同事的帮忙,木木搬离了群租房,她找到了东五环外常营的一间次卧,每月房租1790元,还要交中介费。那时候工作忙,经常三班倒,木木根本没时间自己找房,中介就是必须的选项。

  也是因为忙,她跟合租的室友基本没有交流,仅有的连接是互相通知水电费的时候,甚至,她还不一定认全同住一间房子的室友。

  木木住的小区楼栋附近没有路灯,每次走路多少都有点怕。有次她晚上下班,在电梯口碰到一个浑身酒气的男生,他没有按楼层,还跟着木木一起出了电梯。

  木木当时害怕极了,打开门后,发现陌生的男生跟着木木一块进去了,她很诧异,后来才知道这是她室友的男朋友。

  日常忙碌导致的不交流加上陌生人之间的距离,让原本不热烈的人情变得越发寡淡。木木记得有次她过年值班,父母就过来跟她住几天。尽管特别挤,但她觉得只要父母过来,那个租来的房子会突然有家的感觉。就那几天,有次她妈妈帮一个室友签收了快递。室友出来以后,当着木木妈的面把快递拽了进去,“谢谢都没有,一声没吱,人情很冷漠。”木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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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经历,今年刚毕业留在广州的高翔也有。他像黄洋一样,找房子找得很快,那是临珠江的小区,环境不错,只是卧室面积不大,一张床、一个柜子和小桌子就把空间填满了。

  房子里住了四“户”人,高翔不知道另外三人的名字和身份,只知道他们是男是女。那是高翔第一次租房,他以为合租就像学校宿舍,大家会是一个集体。但他完全错判。

  高翔刚住进来那几天偶尔会在客厅碰到室友,他还会热情跟对方打招呼,但没想到的是,室友就像是没有听到,头也没回一下。反复几次后,高翔放弃了,留下心里强烈的不适。

  不止如此。高翔喜欢自己做饭,他看到厨房里有厨具,以为是公用的物品,自己用了两次。之后,租房平台的管家给他发消息,说是有室友反映他用了别人东西。高翔只能道歉,称自己不清楚。但他想不通:互相之间就隔着一堵墙,为什么不直接找谈,而要通过第三人传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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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喜欢拍照,他经常到租住小区的顶楼拍夕阳和日出

  很多人看来,房子类型的不同决定了是否能拥有“家的感觉”,但黄洋说,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哪里住都没有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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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的房租与对房子的渴望

  对漂在大城市的人来说,房租是他们每月最大的开销。木木大概算了下,她每个月交出的房租占了她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二。这算非常高的比例。跟木木比,黄洋的房租收入比少了很多,只有14%左右。因为城中村的房租的确低了很多。

  一般而言,30%被称为房租收入比的“黄金分割点”。超过这个点,租金压力就会影响到生活幸福。但漂在外面的人又该如何谈幸福呢?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在为房租奋斗,可交完房租后他们又获得了什么?木木他们很多时候会怀疑来大城市的意义,但答案只能交由时间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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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人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根据最近一次(2017年)流动人口的调查,每年约有2.5亿人离开家乡。这其中,有67.3%也即1.68亿人需租房居住。与巨大的需求相对的是增长缓慢的供给方,同时,在“散租房”被整治后,资本套着公寓外壳进入租房市场,将房租猛抬。

  “房租每年都涨,可工资不是”,木木告诉我,每次房子续约的时候都会涨不少钱,在她的记忆中这个数字是五百。这意味着,每年她都要为房租多付出6000元。

  涨房租是他们预料到却又无法阻挡的事情。在东五环外住了四个月后,木木突然接到通知,房东要把房子卖了,让她们尽快搬出。

  如何在大城市扎根,是各种“漂”们深思又无力的问题。大城市的活力在吸引年轻人蜂涌,房价却又驱赶他们逃离。在大部分人眼中,成为“北京人”“深圳人”,既要有户口,又要有房子。有些大城市,户口难拥有,有些则易,但所有的大城市房价都高。

  不少人在大城市奋斗是为了后代,有了大城市的户口和住房,就意味着后代有了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近年来,政策在逐渐宽松比如租售同权的政策推出,可以让没有房子的人兼顾教育和生活的难题。但租房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对房子不知所以然的执念,还是让“拥有一套房子”成为最终的目标。

  黄洋说,毕业的时候同时拿到了两份offer,一个北京的,一个深圳的。最后,他选了深圳,“因为深圳给的钱多,离老家近,最主要的在北京买不起房子”。当时,黄洋觉得在深圳奋斗十几年,也许勉强可以买得上房产,但现在他知道没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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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洋深知靠拿工资在深圳买房是天方夜谈,所以他有创业的打算。即使这个打算仍在计划,却非常坚定地存在于他的脑海里。

  王木木也想要有自己的房子。她说,“作为一个在外漂泊的人,房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依靠,是最后的安全感。”但她从没想过在北京买房,家庭收入无法负担得起天价的房价,而且在北京很难拿到户口。“之后考虑在天津买房落户,压力小一些”,木木说,那样的生活会比在北京只有房子没有户口来得靠谱一点。

  高翔也想有自己的房子,但不是在高楼林立的大城市。他说,以后挣了钱就回老家去,在村子里盖一栋传统样式的房子,明亮又宽阔。

  (文中采访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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