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日本帝国的真面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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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癫狂

日俄战争打完后,英日同盟续约。日本进一步殖民大韩、占取中国权益,有了更多底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据日英同盟条约,日本积极参战,瞄准对手德国。最终,日本以1250人伤亡的微弱代价,夺取了德国留下的赤道以北南洋诸岛和山东半岛。

那段时间,日本经济也在快速扩张,制造业增长了30倍,化学工业增长了96倍。日本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成为了新兴的工业国。

但一战前后的繁荣,仅持续了极短的时间,进入1920年代,日本的状况急转直下。

1923年,日本遭遇百年不遇的“关东大地震”,14万人死亡,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静冈县等地80%的房屋坍塌。地震引发海啸、火灾、瘟疫等多种此生灾害,半个日本犹如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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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穷得吃不上饭的中国,不忍直视,官方号召群众捐钱捐物。

但日本并不感恩,余震未了,就杀死了716名在日中国劳工。他们全部死于剑刺、斧劈、刀砍和钩扎。

日本人一开始企图隐瞒,后承认“误杀”。据说是因为听说朝鲜人在地震期间趁乱放火、往井里投毒,他们要杀朝鲜人,结果在杀害了6000-10000名朝鲜人同时,“不小心”误杀716个中国人。

后有证据表明,日本人的“误杀”蓄谋已久。

这只是一战后日本神经错乱的事件之一。真正让日本陷入癫狂的,是在经济状况急转直下迅速刮起的右翼风潮。

1911年,26名参与刺杀天皇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判死刑。

明治天皇由于未受丝毫伤害,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场刺杀,因此大发慈悲,赦免其中12人死刑,改无期徒刑。

这起暗杀未遂而大规模杀头事件,就是著名的“大逆事件”。事件曝光,震惊海内外,此后,无政府主义连带社会主义,成为日本的敏感词。也因为这起事件,日本设立了思想警察“特别高等科”(简称特高科)。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日本进一步掀起反赤风潮。1925年,日苏建交时,日本又通过《治安维持法》,防范赤化。

《治安维持法》甫一实施,就成为特高科和右翼分子打击“异端”最有力的合法武器。

比如,1929年,众议院议员山本宣治,仅仅因为有反对《治安维持法》的想法,就被一名右翼分子用短刀割断颈部。

同一年,日本展开大规模搜捕,800多名日本左翼领袖,被一网打尽。他们被抓进监狱后,被逼着忏悔,发誓支持政府。

有了《治安维持法》,特高科实际沦为“合法的恶棍”,无论谁,一旦落入其手,棍打、滚烙铁和灌水等酷刑是常规操作。

到了1941年,由于战事紧张,《治安维持法》又变成钳制反战思想的工具,大量无辜的平民因此遭殃。

栃木县一位母亲,仅因为抱怨儿子被征兵,被逮捕。高知县一位农民,因为抱怨战争造成穷困,也被逮捕。

白色恐怖来袭,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活动销声匿迹了,但极端右翼的刺杀却愈发频繁和“义正言辞”。

1932年2月,前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在演说会场造暗杀;

紧接着3月,三井财团理事长团琢磨,倒在公司大门口。

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死于同一个暗杀计划,该计划预备杀死20名日本政要,包括元老重臣、现任首相、外务大臣、司法大臣等。

计划的制订者,是一个名叫井上日召的僧侣。此人曾在中国东北和华北流浪12年,对日本政治失望,愤而出家,变成一名极端右翼。

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来临,井上日召幻想通过暴力改造国家,组织“血盟团”,暗杀有害国家的政要。他大言不惭地宣称:“暗杀是忧国青年促使国家决心的唯一手段,是菩萨行为。”

右翼分子的凶残,来自他们狂热的幻想。但日本制定的法律,却将他们的幻想穿上了一件“理想”的外衣。

1931年,陆军将校秘密结社樱会,与右翼大川周明串通,谋划通过恐怖活动发动政变,史称“三月事件”;

接着同年10月,又发生“十月事件”,依然是由樱会和大川周明发动,旨在推翻政党内阁。

1932年5月,发生“五一五事件”,首相、政友会总裁犬养毅,被右翼分子杀害。

……

在合法外衣掩护下,日本人急速右化疯癫。现在日本人经常用“那些人”指黑道,但在当时,“那些人”专指极端右翼警察和陆军。

1931年,日本首相滨口雄幸的死,大概最能反映右翼在日本滋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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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作为首相的滨口雄幸,同意与英、美、法、意共同签订条约,一起裁减军事开支。当时世界正处经济危机,裁减计划,对国家有利无害。

但右翼认为这是在毁日本前途。而且他们认为,首相滨口雄幸也没有权力实行裁军计划,这是严重违宪、“干犯统帅权”的行为。

右翼援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也就是说,陆海军统帅权,只有天皇可干涉,首相以及内阁无权干涉。

但赞同裁军计划的人,同样援引宪法第12条规定“由天皇确定陆海军的编成与常备军员的定额”,认为裁减军队预算纯属“国务”或“政务”,首相和内阁,即使违背军部意见,只要得到天皇许可,并不违反宪法。

总之,双方觉得宪法支持。其实这是《大日本帝国宪法》本身矛盾造成的。

伊藤制定这部宪法,一方面想要现代宪政,一方面又想保留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本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硬要凑一块,只能一边推高天皇的道德权威,一边削弱他的实权。

前面我们说过,山县有朋曾为陆军设立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权力极大,除天皇外,具有绝对的军事自主权,不受议会、首相和内阁干涉。

如此一来,军队和议会相互独立,没有实力但道德权威极高的天皇,实际就成为军队和议会争抢的一块肉。

以前,维新派元老,往往既担任内阁,又兼任军中要职,宪法中的矛盾未暴露。但1930年代,老一辈维新元老相继凋零,军部与内阁间的矛盾,就慢慢浮出了水面。

军部中右翼分子得势后,两者的矛盾更是形如水火,于是催生大量谋杀、刺杀。

滨口雄幸本人比较有骨气,遇刺后他受了重伤,伤势没有痊愈,就早早上班了。他不想屈服,也不能屈服。

他知道,如果真由极端右翼军官或参谋本部得逞,日本的政党和议会政治就彻底歇菜了。

但天不遂人愿,当时日本社会的氛围,已经完全极端右翼化。滨口雄幸死于没有痊愈的枪伤,那些赞同伦敦条约的政客、学者,也相继遭遇刺杀、枪击。那名刺伤滨口的右翼分子,本被判了死刑,但两次减刑,于1940年11月获准假释,服刑不到10年。

后来参谋本部和右翼,屡屡以防止“干犯统帅权”为借口,大行军国主义。

1937年“七七事变”,首相近卫文麿和其他内阁,对战争进展和计划毫不知情。内阁会议上,拓务大臣向陆军大臣询问“军事行动何时结束”,陆军大臣不予理睬。海军大臣想要接话,被陆军大臣严辞怒斥:“那些事情可以在这种地方说吗?”

在这种氛围里,可以预料,新成长起来的文官大臣,也多半会变得激进、强硬、右翼化。比如1880年出生的日本外交官松冈洋右,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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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蒙生命线

松冈洋右自小在美国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1921年,他加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从主管升至副总裁,是一名“中国通”。

1930年,松冈洋右当选参议员,大肆鼓吹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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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洋右是一人才,带日本加入轴心国的是他,愤而退出国联的也是他

此人提出,满蒙在国防和经济方面,都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主张大受右翼欢迎,“满蒙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成为一时流行语。

这个生命线论,其实要上溯到当年山县有朋向施泰因的请教。当时施泰因也教给山县“两条线”:主权线和利益线。

所谓主权线,就是国土范围内的主权状态,利益线,就是关乎本国存亡的外国状态。只有这两条线都安全了,日本才会安全。

具体来说,就是要让朝鲜“中立”,才能保证日本安全。后来日本实现了这一目标,不仅让朝鲜“中立”,还一口吞并了它。

但日俄战争和一战后,日本的胃口越撑越大,吞了朝鲜后,还是没有安全感。

松冈洋右提出的生命线论,实际是日本军国主义欲求不满的进一步表现,企图生吞掉满蒙地区(东北+部分内蒙古地区)。

俄国势力退出后,日本在满蒙投入了巨资。鼓动150万日本人来此定居,截止1926年,民间和政府的投资,也达到了14亿日元。

日本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其实根本吃不下这么一大块地。日本政府为了哄骗日本国民前往满蒙作屯民,编造了许多谎言,把那儿说成是一个“流着奶与蜜”的地方,但满蒙比日本的天气要寒冷得多,日本人根本不适应。

当时被哄骗过去的人,大多来自日本的穷乡僻壤,这些人在大萧条时期举步维艰,所以来中国试试运气。为了鼓动这些人来中国,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一项连坐性质的奖惩措施,一个村如果没有派够人员前往满蒙,就别想拿到政府基础建设补贴资金。

但在右翼的眼里,即使吞不下,也要硬吞生吞。

松冈洋右鼓吹“满蒙生命线论”后几个月,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做过一个意见调查,问为了满蒙地区而使用武力,是否正当?竟然有88%受过高等教育的东大学生回答了“是”。

从这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右翼氛围,几乎到了全社会都欲火焚身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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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灭

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1935年,日本陆军不要脸地推出“华北五省自治”计划,企图通过侵占华北,进一步控制整个中国和亚洲。

欲望永不餍足,眼睛也就越来越瞎。

从1937年全面侵华,三个月闪电征服整个中国的妄想,到1941年企图战胜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美国,日本就像疯了一样,心智完全被欲望蒙蔽。

这么癫狂的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其实癫狂也要有民意基础的。日本制定《治安维持法》的1925年,也是日本真正实行普选的第一年,但直到1930年,占据46.8%的农业人口,依然无法在议会获得一席之地。

比如1930年,农民都期盼的加大农业投入的《小作法》,就没有在议会通过。

然而,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日本受害最大的就是农村。大多农家以养蚕为生,如果能获得低息贷款,便能熬过经济危机。可议会中的政党,都对农民的需求不闻不问。

就在此时,右翼化的日本军部反倒喊出口号:“拯救农山渔村的萧条。”

为什么军部会喊出这个口号?这是因为,日军最重要的兵源来自农村劳动力。军部在制定国防政策时,特别留意农村人的生活保障。

陆军1934年1月制定《紧急政治事变发生时的处理纲要》,用了很大篇幅,提出动用国库负担农村义务教育费用、肥料贩卖国营化、稳定农产品价格等等。

虽然一旦发生战事,这些承诺多半化为泡影,但在议会不关心农村利益时,表达出明确保护农村利益的陆军,肯定会成为农民的救世主。

右翼军部,因此得到占最多数的底层国民的支持。在这种情势下,整个社会陷入右翼癫狂,一点也不奇怪。

1937年7月,日军挑起“卢沟桥事件”,是真相信3个月可以结束战斗。可8月13日开始延续到11月9日才结束的淞沪会战,给了“速胜论”一记重拳。

曾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伊东政喜,作为日军第101师团的师团长,在10月10日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的顽强堪比日俄战争时旅顺的俄军,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论我方如何炮击,似乎都要坚守至全体阵亡为止。”

速胜论的希望破灭,日本找老蒋谈判。老蒋不妥协。汪精卫妥协了,建立汪伪政府。别人骂汪卖国贼,她老婆反驳:“蒋介石选择英美,我的丈夫汪兆铭选择日本,这有何不同呢?”

日本人疯狂的顶点,当属1941年发动珍珠港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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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日本人攻打珍珠港,国民政府最高兴。

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重庆国民政府官员,一个个高兴到上街庆祝,老百姓莫名其妙,还以为中国打了胜仗,后来传出一个谣言:重庆官员高兴,是因为美国人派500架飞机炸了东京。

国民政府官员之所以要庆祝,是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人宣布参战,中国有了盟友,也意味着日本真疯了,离毁灭不远。

要知道,开战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12倍,美国钢产量是日本17倍,汽车保有量是日本160倍,石油更是高达日本的721倍。

实力悬殊如此之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美国断了日本石油供应,令其不得不打,但这是主要外部原因,核心原因还是日本人因欲望膨胀影响了智商。

当时日军参谋本部为说服天皇,制订了一份连他们自己都未必相信的作战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他们预测:战争第一年船只损耗量为80万-100万吨,第二年为60万-80万吨,第三年为70万吨。

但实际情况是:第一年日本损失了96万吨,与预测差不多,但第二年就冲到了169万吨,第三年为392万吨,与预测差了5倍有余。

日本人完全以静态数据,预测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

1939年,美国一年生产2141架飞机。相较之下,日本产量是美国的2倍以上,每年制造4467架。日本人据此以为,只要狠狠打赢最初的战争,美国就会乖乖屈服。

但在美国全力投入战斗后,其战斗力不仅没摧毁,反而越战越勇,飞机更是越打越多。

1941年,日本生产的飞机数量若以100计,那么同时期的美国大约只有107,双方的差距很小。但是到了1945年7月,日本若为100,美国则达到了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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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实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战争一开始,日本人打得非常凶猛,曾一度令国民相信“日本不败论”。但1944年6月马里亚纳海战之后,美日战争实际已经决出胜负,但日本人不认输,非打到灰飞烟灭不可。

有一个叫吉田裕的教授,在一本叫《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书中做过统计,日本士兵将近90%死于二战最后一年。

日本士兵,喜欢往家里寄明信片,然而到了1944年,大部分明信片的寄送突然停止了。

被派遣到新几内亚的日本第十八军,10万人竟有9万人活活饿死。1945年春天打响的硫磺岛战役,日本守军遭全歼,阵亡23000人。

在他们的故乡,孩子们在家中疑惑:“奇怪了,父亲的信一直不来,隔壁村的谁家也是。”

日本政府不让国内知道士兵大规模死亡的信息,谁去调查或收听外国广播,会被治重罪。

终于,美国两颗原子弹把日本炸回了原始社会。

比日本人更惨更无辜的,是330万中国军人、800万平民伤亡,以及派往海外征战占总人口16%的朝鲜人。

鲜活的生命,化成一个个冰冷的数据。无数消逝的生命未能得到一块简陋的墓碑。我们今天依然在追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疯癫的日本人真心忏悔了吗?

结尾

看日本帝国这段兴亡史,我经常回想过去中国40年一步步走向强盛的过程,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前面说过,早在西乡隆盛时代,稍微有点起色的日本,就已开始筹划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国内矛盾,一直到1945年毁于二战,大日本帝国自始至终输出的就是血与火。

可今天的中国呢?同样在崛起,但绝对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今天的成就,没有任何血污,也从未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国内矛盾,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其实一个国家的崛起,牺牲是必然的,只是牺牲自己还是让别人替自己牺牲的区别。

为了今天的成就,过去40年,中国牺牲了无数的田园风光,制造了数不尽的“空心村”,以及成千上万无法跟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

1.7亿人外出务工人员,常年漂泊在外;每年像潮汐一样的春运,总运量超过4亿人次;还有那些驻守边疆的士兵和建设者,往往一待就是十载、数十载。然而,这背后都是一个个渴望团圆的普通人;他们有爱,有家庭,也有孩子和父母。但就是这些普通人的牺牲和贡献,组成了这个国家的富强和崛起。

过去老听中国和平崛起之类的话,但很多人不知道,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背后深藏了多少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苦与泪。

纵观过去各大强国崛起之路,从英国日不落帝国的殖民扩张,到美国的门罗主义,再到日本东亚共荣圈的野望,哪一个不是血迹斑斑?

老有人嘲笑中国人不懂现代文明,其实一个国家最大的文明,就是靠自己双手创造自身幸福,不当强盗,不抢别人碗里的东西。

由于西方强大的宣传能力,今天还有好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不够自信。其实多了解点其他国家的兴衰史,就会发现,大可不必。

人类历史上,像中国这样持续40年高速增长、却不对外扩张的大国,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甚至绝无仅有。包括今天的印度,崛起之路,都是带刺的,稍有点颜色,就大肆开染坊。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相信,中国能行稳致远。

那些通过血与火的方式崛起的国家,以己度人,老觉得中国会越来越危险。想想挺可笑的。值得庆幸的是,今天中国早已不再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也无惧这类恶意揣测。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山高水远,冷暖自知,走自己的路,不挡他人活路,就不怕野鬼和豺狼。

END

本文作者:左页,媒体主笔,血钻故事研究员。

参考参考资料: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加藤阳子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小熊英二

《国家的歧路》,马国川

《明治天皇:1852-1912》,唐纳德·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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