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封杀华为,不停追杀TikTok,美国到底要干什么?

来源:共青团中央  2020-9-11

导读

什么是网络空间?美国为何要不停追杀TikTok?互联网是怎么产生的?反抗霸权,我们该怎么办?

让我们走进《青年网络公开课》,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沈逸带领我们一起探讨“全球网络空间”这个主题。

最近TikToK在美国遭遇了一系列“追杀”,之前华为也遭遇了美国政府的全面的封杀。在“网络空间”主题下,中美关系中网络安全问题、5G、下一代信息产业的主导权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甚至美国政府还推出了所谓的“清洁网络计划”。这个“清洁网络计划”究竟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围绕网络空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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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网络空间?

讲网络空间就离不开互联网的发展(或者说信息技术的革命)。

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类就在交换信息。今天所讲的“信息交换”基本上特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以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普及和发展,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网络连接为代表的一种方式——用电子化的方式在特定的设备里对于信息进行采集、存储、加工、交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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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怎么产生的?

在计算机网络发展的特定阶段,互联网产生了,它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

20世纪50、60年代,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和(前)苏联都发展出核武器,而在准备可能到来的核冲突的时候,他们面临了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如果最高领导人下令要使用核武器,这个指令怎么传达下去?

尤其是这种情况:假设对方使用核武器对我方进行了一轮打击,我方的通讯节点被摧毁了很多,剩下的通讯节点相互之间怎么能够进行有效的通讯?

这就产生了一个需求——需要研发出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很难被摧毁,它构成一个网络,当这个网络当中若干个节点被摧毁之后,剩下的节点依旧可以自己再组成一个网络,把信息再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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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空间有三个层次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互联网跨过地缘政治边境在全球范围进行扩张,并且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全球网络空间。这个全球网络空间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大量的基础设施、物理设施。手机、电脑、平板,任何一个可以上网的终端设备,有线和无线这种交换的介质,路由器、服务器、交换机、海底电缆遍布全球,把整个世界连成了网络。

 

第二层是逻辑代码。通讯协议、操作系统、应用这些使用代码生成的东西。

 

第三层是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的数字化人格,如果是一个网络用户的话,在网络空间有自己的用户名。这些用户名在网络空间留下了一些的足迹,进行信息的沟通交流,进行经济和商业的活动,进行各种各样更加复杂的活动,和我们的日常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所构成一个人造空间,就是所谓的全球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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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把互联网当作心理战工具

互联网从诞生开始,跨越地缘政治边界向全球进行扩展的时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归谁管?怎么管?干什么?

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很早就形成了一系列的认知。

1995年,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战略评估顾问叫查尔斯·苏特写了一篇《互联网战略评估》的报告。他明确说了这么一段话,“互联网可以进行进攻性应用,叫offensive use”——就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非常规心理作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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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婴箱事件”助推美国开战

1990年世界上发生过一件事,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科威特流亡政府跑到美国,要求当时的老布什总统使用武力解放科威特。

美国总统对外使用武力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而这个时候国会对于是否授权美国使用武力比较纠结。

 

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连线开听证会,在听证会的最后来了一位作证的科威特小姑娘,14岁,叫纳依兰。

纳依兰告诉听证会的国会议员,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她在科威特最大的医院做志愿者,她亲眼看到伊拉克士兵闯进医院,从电子保温箱把早产儿拿出来扔在地上,为了抢走这个看上去很值钱的保温箱,被扔在地上的早产儿因为体温过低死了——这样的案例有几十起。

科威特的流亡机构、人权组织说整个科威特有几百个这样的案例,老布什总统接着十次引用她的话在演讲中,“我要去科威特干什么?惩戒那些杀害婴儿的凶手,他们从保温箱里面抢走了电子保温箱,杀死了婴儿。”

最后参议院“赞成使用武力”的比“反对使用武力”的多三票。有六个参议员投完票以后明确表示,他原本是反对使用武力的,但是他听了这个证词之后,他改变自己的态度。

伊拉克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CNN专门拍了部纪录片,到科威特去查了都没结果。海湾战争结束以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华莱士访谈出了一期叫《纳依兰的证词》的专题节目,也是关于这件事的调查情况。

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杀婴案?有没有抢过电子保温箱?据称,有人发现纳依兰作证是因为科威特流亡政府出了50万美元,属于一场大规模政治公关的组成部分,这叫做非常规心理作战行动。

美国监控连盟友都不放过

1999年,空中客车和波音到沙特阿拉伯去竞争商业合同。起初空中客车已经拿到了预签,准备签署合同了,此时波音拿了一摞打印纸去见沙特的谈判代表威胁他,声称有证据证明谈判代表受贿。

波音给了谈判代表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把合同给波音,“受贿”的事情当做没有发生过;第二个选择,波音把证据交给沙特政府,让沙特政府来处理。沙特代表把合同拿了出来,空客被踢出去。空客当然不甘心了,去欧洲议会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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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成立临时委员会,去调查这次的商业竞争中有没有不法行为。

调查的结果表明,波音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借了监控设备——用来监听苏联和东欧国家电子通讯情报的全球最大的电子监控系统“梯队”,波音用这个监控设备来做不公平的商业竞争窃取底标,监听竞争对手的电子通讯,让美国在竞争过程当中普遍性的优势——而这种普遍性的优势指向它的盟友。

“棱镜门”曝光美国才是偷窥者

2013年,斯诺登披露了“棱镜”项目。“棱镜”项目的披露,不仅仅在于它指出了美国在全球网络空间进行监控,它的范围、力度、广度和深度,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惊人的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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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2013年的新闻有一定的印象跟认识的话,就会知道在2013年年初的时候,美国策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势。

在这个舆论攻势中,中国被塑造为全球网络空间的麻烦制造者,而美国及西方盟友是中国网络空间情报活动的受害者。

“棱镜”项目的诡异和讽刺之处在于美国动员了全球媒体,准备塑造一场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势,将中国塑造成为全球网络空间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全球媒体的焦点聚焦在网络安全这个议题上,突然间斯诺登冲进去,在聚光灯的核心处发出了一份指控,以美国没有办法否认的方式告诉大家,其实在这部剧当中,受害者跟加害者的角色是交换的。

反抗霸权,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的良性变革。

推动一个尽可能地去削弱或者说减少霸权国家对网络空间负面影响的治理秩序和治理原则。

2015年第二次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讲话,倡导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这个命运共同体当中核心原则是尊重各国网络空间主权平等原则,尊重以主权国家为最主要行为体的主权平等原则,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之上构建网络空间治理的新秩序。

这个新秩序具体内容随着时代变化有不同,但是构建的过程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不是由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就说了算的事,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坐下来,以公平对等公正的程序进行讨论,网络空间必须置于全人类的有效共管之下,各个国家无论实力强弱,必须在网络空间治理的过程当中取得自己应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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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要不停追杀TikTok?

从TikTok取得成功开始,它就进入了美国称之为叫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这个跨部门机构的一个视野。

这个机构从本质上来说从经济的角度就是一个专门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设置非关税壁垒,保护美国企业免受外部竞争的一个机构。对于这个机构而言,一旦被它盯上了,作为一个外国到美国去的这个投资项目,基本上会陷入著名的大灰狼和兔子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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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见到了兔子,上去“啪”,抽一记耳光,今天为什么戴帽子?

第二天上去又是一记耳光,今天为什么没戴帽子?

当然有的时候这个狼会讲究一些,告诉你说你为什么戴了一顶绿色的帽子,没有戴一顶红色的帽子,你为什么这个帽子放在了手上,没有戴在头上等等会有这样一些细节性的理由——无论兔子怎么做,结果都是被打。

TikTok经历过,它先被问为什么你收集美国儿童的信息,没有对他们隐私信息进行充分的保障?然后又被问为什么又把美国的用户的信息传出美国境外?应该存储在美国本地,然后它被反复审查就是TikTok有没有接受所谓中国政府的内容审查要求,在TikTok上把一些特定的内容给删掉了影响言论自由,或者TikTok有没有让中国政府在上面投送一些广告,去说中国政府的好话。但是当TikTok在技术上满足了所有这些要求之后,它回手又是一记耳光,说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没有证据,没有理由,说的好听叫为美国国家安全,说的不好听就是非关税壁垒。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已经白热化

2019年香港暴乱,香港的暴徒走上街头,拿着欧美国家提供的行动手册,系统地实施了带有恐怖袭击特征的街头暴行。而这一切在外部的社交媒体上被粉饰,甚至出现了当有反映他们暴力行为的那些视频、照片和文章在全球的社交平台上进行发布的时候,这些帐号直接被删掉,被批量地删除。理由是散布不实信息,在这个方面全球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博弈已经白热化了,最基本的遮羞布也已经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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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行网络霸权将自食恶果

“信息茧房”它会影响对于事物本身的认知,在一段时间里面这种错误的认知,确实是会对中国跟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从这个错误认知当中受损最多的是推行这种带有显著霸权色彩信息传播秩序的美国本身,而网络空间因此也会成为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和博弈的新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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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场域过程当中,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是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内容以怎样的方式、建设性地、有效地进行有效的传播,当然更加重要的是在这样复杂的信息环境当中,如何构建有效的信息识别和鉴别的能力,能够从碎片当中还原真相,形成正确的框架,去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核心特征,并且为迎接这个时代对你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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