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暴怒，朱德大发雷霆：这场战役的结果，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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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清 李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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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啊，中央苏区创建不容易啊，都让这小子给毁了！”暴怒之下，彭德怀指着李德的鼻子骂道。
“怎么了？说你说错了？你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彭德怀把桌子拍得啪啪响。
“骂你？骂你怎么了？你就是红军的败家子，老子还打你呢！”正说着，彭德怀就冲了上来，朝着李德一拳挥了过去。
李德心叫道“不妙”，下意识的往后跳了一步，再加上一群人冲上去死死抱住了彭德怀，这一拳终究没有打到，带着“呼呼”的风声在李德面前一闪而过。
李德心说“好险”，若这一拳直击面门，恐怕直接被打昏了......
彭德怀也知道，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红都的“太上皇”，如此顶撞李德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已经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了，大不了就是坐牢、被杀头！
......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首次在中国提及了马克思及其言论。
发生于1915年--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在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指导思想。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那么在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初期，大家总要寻找依靠马克思主义武装革命成功的案例吧？
找来找去，谁最适合成为咱们的榜样呢？当然是苏联！
1917年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列宁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既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成功案例，就效仿人家苏联吧！
再加上，中国几千年来不是也有“神化圣人”的习惯吗？
比如尧、舜、禹、老子、庄子、孙子、孔子、孟子、诸葛亮等人都被民间传说塑造成了无所不能的圣人，他们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
几千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在表达什么观点、做什么重大决策之前，都要加上一个“子曰”、“子曰”来做印证。
只是，孔子、孟子这些圣人也没有“曰”过“无产阶级武装革命怎么成功”之类的话啊。没有依据，怎么办？
那只能从国外寻找依据了。
于是，苏联的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就成了金科玉律，苏联的战斗经验也成了中国要必须学习的教材，丝毫没有质疑的空间。
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只要是苏联共产国际派来指导工作的人，只要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人，在红军里都是“香饽饽”，他们说的话都是苏联的意思，是共产国际的指令，根本没有辩驳的余地。
就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归来的博古，从苏联总参谋部派来的李德，就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就像是那个连大学生都难得一见的时代，如果县城里来了一个国外知名大学的洋教授，一个拿着国外知名大学EMBA博士学历的留学生，那还不全城轰动？
先来看看博古的政治履历。
博古原名秦邦宪，在入党前一年，他一直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在家乡江苏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一年依然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编辑《无锡评论》。
1926年，博古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0年，博古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1931年4月，博古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
1934年1月，博古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负责人。
1931年9月--1935年1月，博古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
从以上履历来看，至少可以看出3个关键点：
其一，政治跃升速度飞快，简直可以用“火箭式飙升”来形容，年仅24岁时就能任中共中央领导人；
其二，有苏联留学经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能倒背如流，而且有从事写作和编辑的经历，这在由农民阶层组成，普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红军队伍里，实属罕见；
其三，没有基层锻炼的经历，也缺乏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阶层的充分实践和了解，只会舞文弄墨。
再来看看李德的履历。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德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1928年，李德在前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春毕业后，李德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
1933年9月，李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
从以上履历来看，也可以看出个两个关键点：
其一，李德身为外国人，确实不懂中国国情；
其二，李德只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军事理论，但即使在苏联也没有亲临战场指挥作战的实战经验。
既然博古和李德都不清晰中国国情，没有实战经验，为什么却可以在那个时候执掌中共呢？
只能说，任何历史都有其局限性，尚属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日后共产党要为这种稚嫩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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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史册，我们就可以看到，党史上着墨李德、博古最多的时期，也正是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共领导层的时期。
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被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毛泽东接连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和批评。
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此后两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更加艰难。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列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30年11月--1931年1月的“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4万人对战国民党军10万人，取得了胜利；
1931年4月--5月的“第二次反围剿”，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3万人对战国民党军20万人，取得了胜利；
1931年7月--9月的“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3万人对战国民党军队约30万人，取得了胜利；
1933年2月--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约7万人对战国民党军队近40万人，取得了胜利。
连续四次的反围剿胜利，都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都运用了一种战术--游击运动战。
可到了1933年9月25日--1934年10月10日的“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局，由博古、李德来指挥这场战役，“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军事思想的主导地位。
行军打仗，怎么能听他毛泽东搞游击战的那一套呢？一定要学习苏联经验！怎么打？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
这样的打法，显然是摒弃了自己的长板，用自己的短板与敌人的长板较量，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
现实是残酷的，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前线纷纷传来告急信息，众多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阵地失守，众多前线冲锋的红军战士在炮火中壮烈牺牲......
作为指挥员，博古、李德只知道坐在安全的后方，对着地图画线线、勾圈圈，根本不顾前线真实情况，也不允许任何人提反对意见，否则就是违抗军令！
有一次，前线的彭德怀打来告急电话，大量阵地失守，让李德赶紧到前线看一看。李德到前线一看，认为是彭德怀在推卸作战失利的责任，于是对彭德怀说道：“你可以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嘛！”
彭德怀一听火冒三丈，让身边的警卫员交给李德一把冲锋枪，说：“好！现在你拿着这把枪，到前线冲锋试试看！”
就这样，后方博古、李德“纸上谈兵”般的指挥方式，与前线的战场形势明显脱节，前线的将领们对比着后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博古、李德以及前线无辜牺牲的战士们，心中积压着怒火！
时间拖得越久，中央苏区的失地就越多，战士们的伤亡数量在不断攀升，不管是前线的指挥将领还是战士，都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深恶痛绝，心怀怨气！
此时的李德，依然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傲然自居，认为红军作战不利都是前线将领和战士们的问题，错误不在于自己，自己的指挥没有问题。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彭德怀宁愿冒着坐牢、被杀头的风险，也要顶撞李德，骂他“崽卖爷田不心疼”！
“左倾教条主义”的结局，咱们在历史上已经看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彭德怀军事将领等人愈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照搬照抄苏联经验了，不能再听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了！
谁能解此危难？所有人不约而同的想起了一个人--毛泽东，想起了他早在1930年就写成的一篇文章--《反对本本主义》，里面提出了一句重要的论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如果要概括出整篇《反对本本主义》的精髓，那就是3个关键点：
一、实事求是！
二、实事求是！
三、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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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贵州遵义。
一个月前“湘江战役”的惨状还历历在目，在敌军飞机的密集扫射下，数万名红军战士纷纷中弹落入湘江之中，整个江面上到处都漂浮着红军战士们的尸体，江水被染得血红血红……
彭德怀等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痛苦的闭上了眼，试图平静自己的内心，他们实在不愿再去回忆湘江战役中“人间炼狱”般的景象，这可是跟我们出生入死的战士们啊！
也正是这一战，当地老百姓后来为纪念牺牲在湘江里的战士们，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实行了逃跑主义，战士们背负着沉重的“坛坛罐罐”行军，行动迟缓，被国民党军队堵在了湘江流域......
这一战，红军以极其惨痛的代价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损失过半！
显然，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渡过湘江后，红一方面军人数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也就是这一战，彻底压垮了彭德怀等人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再也不愿去听李德、博古的瞎指挥。
此刻，他们居然还要耐着性子听博古在会议上的报告？瞎搞！
彭德怀好几次都想中途打断，都被好脾气的周恩来同志压住，一直隐忍不发…
在听到博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时，彭德怀再也忍不住了，周恩来压都压不住。
只见彭德怀一拍桌子，“噌”的就站了起来，指着博古就吼了起来：
“博古同志，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光说了一大堆客观原因，你怎么不强调强调主观原因？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出现这么大的错误，你的失败总结简直就是轻描淡写。”
接下来，彭德怀指出了李德、博古一系列的指挥错误，最后又扔下了那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疼！
趁着彭德怀挑起的头，接下来朱德、毛泽东、刘伯承、聂荣臻、李卓然、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纷纷站起来发言：
很少发脾气的朱德，这次却大发雷霆，说：“李德、博古同志，到现在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我明确的告诉你们，如果继续这样领导下去，我朱德还有全体战士们不会跟着你们走的。”
毛泽东说：“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发言，博古同志的错误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第二是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第三是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刘伯承说：“这些错误，其实过去早就发现了，哪个敢说呀，说了，就是对战争的动摇，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啦。”
聂荣臻说：“李德同志作为我们的军事顾问，连一个军事岗哨放在哪、一个迫击炮放在哪里，他都要强加干涉。就知道在地图上画圈圈，可到实地一看，根本没有那个位置，大家说，他这不是乱指挥吗？”
李卓然说：“我们五军团在湘江整整损失了一个师的兵力，战斗连连失利，指战员们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而顾问同志，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建议，完全是独断专行。”
刘少奇说：“你（李德）根本就不熟悉中国的实际，根本就不熟悉中国红军的实际。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的批判。这一次，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根本。”
洛甫（张闻天）说：“同志们，现在必须批判李德、博古同志在军事上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再让他们指挥红军了。”
王稼祥说：“我提议，为了扭转现在不利的局势，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同时取消李德、博古军事指挥权，同时取消三人团。”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基本意思是一样的：不同意博古的发言，原因在于博古、李德只知道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
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对革命事业负责，我们必须对得起死去的战友。我提议，让毛泽东同志重新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同时，我请求——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都在帮助我，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多加指导，我愿意做党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
接下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杨尚昆、李卓然等一线指挥员以及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都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
会议讨论的结果，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其实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
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用大白话来讲，博古、李德这些外来的和尚念不了这里的经，你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没有一线指挥的实战经验，只是打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号，端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名号，盲目的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实际上就是“左倾教条主义”！
总之一句话，你们这一通瞎胡搞已经让我们损失太多了，我们再也不听你们瞎指挥了！
以前毛泽东指挥挺好的，就算你们觉得他没学历，没去过苏联，方法又很土，但效果很好啊！所以还是让毛泽东来指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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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公众号里有发表一篇文章《我翻遍近代史，发现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改变了国运和历史》，里面讲了1934年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
共产国际的电台被捣毁，使红军长征时期收不到共产国际的指挥信号，这样李德、博古背后没人撑腰了，致使他们在遵义会议时丢了领导权。
文章在最后还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偶然事件，难道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就不能恢复领导权吗？历史就要改写吗？
我坚决认为：历史依然不会被改写。
最根本的原因：红军是支持毛泽东的！
红军都有哪些人群组成？绝大多数都是农民！
农民最需要什么？土地！
而当前，红军最需要什么？打胜仗！
换句话说，谁能帮农民拿到土地，谁能在危机关头带领农民打胜仗，农民就听谁的。
谁能做到这些？毛泽东！
对于土地问题、农民运动问题，相信再没有哪个人能比毛泽东更熟悉了；对于如何打仗，之前毛泽东指挥的游击战也是卓有成效。
那么，农民不听毛泽东的，又会听谁的？
反观李德、博古，你们调查过中国的农民问题吗？没有！
你有深入一线指挥作战的经验吗？也没有！
你们只懂得一口一个苏联经验，一口一个列宁、斯大林，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了。
只是……对农民来说，苏联是什么？不知道！
列宁、斯大林在哪里？在莫斯科！
莫斯科离中国有多远？十万八千里！
那我凭什么听一个远在天边，见都没见过的人说过的话呢？
综合来说，毛泽东能取得领导权，只有3个关键点：
一、实事求是！
二、实事求是！
三、实事求是！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来看这段历史，遵义会议的召开是真真切切的生死关头，哪怕会议晚开几天，红军都要面临灭顶之灾！
“遵义会议”刚刚结束，红一方面军就面临了一个极大的挑战：
国民党中央军汇集川、滇、黔、桂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企图将红军合围，并消灭在遵义附近的狭小地区，此时红军的人数只有区区3万。
此时，刚刚获得领导权的毛泽东立刻发挥了他的作用，他尽显兵法之妙，指挥红军灵活机动作战，通过“四渡赤水”粉碎了蒋介石在川、黔、滇三角地带歼灭红军的计划。
后世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关于“四渡赤水”的具体过程，在之前发表的公众号文章《毛泽东的“神来之笔”：如何用高明的战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中已有记载，在此不赘述。
光是看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的地图，我们就会发现整个行军路线灵活机动，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把国民党军队绕得晕头转向，又巧妙利用国民党中央军、滇军、川军和黔军之间的间隙矛盾，最终渡过金沙江，打破了国民党歼灭红军的美梦。
当蒋介石在地图上看着红一方面军飘忽不定、曲曲折折、虚虚实实、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行军路线时，顿时恍然大悟：
“博古、李德是走不出这种行军路线的，莫不是他们已经丧失了指挥权，毛泽东又重新获得指挥权了？”
的确，如果遵义会议晚开几天，如果继续由博古、李德指挥军队，那么就没有“四渡赤水”的经典案例了，红军只能面临被全歼的命运！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些偶然性。
但有些偶然性，是生死攸关的偶然性，如果当时整个事态按照另一个方向走，如果遵义会议晚开几天，或者毛泽东没有那么快指挥红军，那么整个历史就要改写！
直至今日，当我们回忆起那段历史时，都不由的要摸一摸自己急剧跳动的心脏，感叹一句：好险啊！
历史在生死关头选择了毛泽东，除了偶然性之外，更有其必然性，而这个必然性的背后只有3个关键点：
一、实事求是！
二、实事求是！
三、实事求是！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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