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将要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朱门多贵子，寒门无姊妹”

就在最近，韩国的一家媒体，根据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韩国，越是高收入人群，生育率越高；越是低收入人群，就越不想生。

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2017年为准）。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说明过去10年间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富人的生育率占比不断增加。2008年，在整体生育人群中，收入排在前20%的人群占比为15.7%，而到了2017年该数据增加至17.38%。

与此相反，最低收入的20%人群生育率占比从10.81%下降至10.1%。也就是说，在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人群间的鸿沟，反映到生育率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穷人放弃生育。 

其他调查也在支撑着这个结论。

比如说，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教育是影响女性婚姻家庭观的重要因素，女博士普遍难嫁、难生。但韩国的数据不支持这一看法，他们的情况是：学历越高，结婚比例也越高。

2015年，韩国20岁以上本科以上学历人群中，男性婚姻率（每1000人中的成婚数）为24.5，女性为28.6。而高中学历的男性婚姻率则仅为9.8，女性为10。中学学历及以下人群更低，男性为3.6，女性为2.3。

究其原因，高学历意味着能找到相对稳定和高薪职位，进而经济条件也相对优越，也更容易结婚生子。

再比如说，有房与无房的韩国人相比，前者生育率也明显高于后者。

据韩国统计厅2016年数据，结婚未满5年的新婚夫妻中，有房子的夫妻生育率为68%，而无房夫妻的生育率则为61.5%。

实际上，韩国人对房产的观念与中国人很相似，认为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才踏实，甚至一些韩国夫妻宁愿不要孩子，也要将钱省下来买房子。

韩国媒体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对结婚7年的中年夫妻，俩人都是外企员工，加起来年薪约10万美元。他们至今没能在首尔买到房子，原因是房子太贵。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这对夫妻最终决定做“丁克族”，因为养孩子的费用实在不菲，房子与孩子，几乎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

这对夫妻自嘲：“现在不是流行说‘膝下无子，真真好命’嘛，我们夫妻俩吃好、玩好，彼此作伴享受人生便满足了。”

还有一个例子，一名36岁的母亲，她已有5岁儿子，原来计划再生个弟弟妹妹，这样孩子将来可以相互依靠。但仔细算了教育费用后决定放弃。目前，每月定期给孩子投入的教育费用约为66万韩元（约合4000元人民币），加上买衣服、玩具、亲子游等费用，几乎每月达100万韩元。这在孩子同龄段孩子中，投入算少的。夫妻俩每月的收入固定，但房租飞涨，工资涨幅远远跟不上房价增幅，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能力养二胎。

这样一对又一对在孩子面前却步的爸爸妈妈们背后，是韩国社会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渐累积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

根据经合组织统计，韩国排名前10%的高收入人群与排名垫底的10%人群相比，前者收入高达后者的4.3倍，收入两极分化程度仅次于美国。

首尔市政府于2015年8-10月，以3000多户家庭为对象进行调查发现。受访对象中近10%的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韩国相关机构表示，收入差距直接体现到生育率方面，说明收入分配不均、寡头收入增加是生育率两级分化的源头。

也就是说，将韩国“少子化”归因于韩国人都不想生孩子是偏颇的，真相是：有钱人的家庭多子多福，没钱人的家庭没儿没女。

有人统计，韩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其他主要国家要多66天。他们一年到头为老板打工，辛辛苦苦缴纳完房租、交通费、保险之后，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钱，他们为谁辛苦为谁忙了？

他们为大财阀们忙了

韩国在二战后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发展的代价是纵容了腐败与经济失衡。由于国内市场狭小，韩国政府集中资源培育了少数财阀企业。

在经济高度增长期，社会阶层整体能顺势抬升，韩国企业有终身雇佣的文化，工会也比较强大，因此劳动者的收入能与经济同步增长。

但国内市场的狭小，也让韩国抵抗外部干扰和风险的能力偏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做了自由主义改革，这一下打开了资本的潘多拉魔盒。

依靠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改革，财阀企业获得了“集体雇佣权”和雇佣“非正规职”（可以理解为非合同工）的权力。韩国失业率就此迅速上升，青年人就业困难，中年人被迫提前退休。非合同雇用比例高居经合组织国家第一位。

雇用不稳定加剧了消费萎缩和国内经济低迷。财阀的海外投资引发国内经济空洞化，国内中小企业受困于国内市场，还需要与财阀的全球供货商竞争，经营越来越困难。

财阀大公司是全球雇人，对国内就业的吸纳低于中小企业，韩国年轻人不得不拼死拼活去争那一口财阀给的饭吃。年轻人就业难、中小企业倒闭、消费萎缩和国内经济低迷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原本韩国政府也制定过一些限制财阀资本的措施，但随着资本自由化改革，大量海外资本进入韩国收购银行和企业。为了抵抗外资兼并，政府不得不取消对财阀的限制。挣脱了紧箍咒的财阀得以放开手扩张。

经济上，他们骗取国家补贴，占用大量国家资源，从增长的贡献者变成最大的特权者，令社会两级分化日益严重，在财阀企业的供职的少数精英全球潇洒，大部分普通劳动者被抛弃在狭小高生活成本的国内市场遭榨骨吸髓。

政治上，他们控制党派、操纵选举、干涉司法，勾结政府中的腐败分子。

一个经典的说法是，韩国司法界对犯了法的财阀有个“潜规则”——“三五定律”,即一审中判处5年及以下徒刑,二审中以3年徒刑、缓刑5年的方式释放。在朴槿惠的“闺蜜门”中，三星太子爷李在镕行贿430亿韩元，只被关了353天就放了出来。

这还比不上他父亲李健熙。2008年，李因进行逃税、非法债券交易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结果包括韩国江原道、经济界、体育界在内的一大堆人为他向总统请命叫屈，理由是要靠李帮助申办2018年冬奥会。叫屈结果毫无悬念，“三五定律”嘛。

财阀独大，自由主义横行引发了两大问题，一是社会两级分化，中产返贫；二是催生了愤怒的“经济危机世代”。

在1997年经济危机后走出校园的一代人，他们成长环境优渥，生活质量要求高。他们为求职投入了更多的经济成本和精力，却发现难以找到高质量的工作。

他们被称为“88万元世代”。因为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只有88万韩元，仅仅够在大城市里租小房间阁楼甚至地下室，维持基本生活。

“经济危机世代”的失业率一直很高。截至2017年11月，韩国青年失业率高达9.2%，是1999年进行该统计后，18年来历史最高值。高失业率引发了一连串连带效应，即“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收入，意味着没钱结婚；不结婚则意味着不生孩子”。因此这代人又被称为“三弃一代”，放弃恋爱、放弃结婚、放弃生育。

年轻人被掏空，更直接的影响是父母老无所依。那些在经济起飞时期将全部积蓄用于孩子教育和买房的父母，老来发现几个孩子已经深陷房子、车子、孙子的教育，再无暇顾及自己，他们只能放弃退休自食其力。

义工正在宽慰89岁的独居老人

一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调查纪实写道：71岁的快递大爷一周三天坐对老人免费的地铁送快递，挣每月大约3000元人民币的辛苦钱，他所在的银发快递公司，年纪最大的78岁。70岁的老奶奶，在街上做30美元一次的皮肉生意，她最大的秘诀是忍耐，“为了生存，我只是闭上眼睛。

首尔街头的站街老人

经济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也不可谓不用心，但在缓解韩国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有限。

一方面，韩国的福利制度不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而是建立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上福利国家缩减社会福利的时期，福利制度基础不牢靠。韩国人的观念也还停留在高速增长期，他们对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看得很重，非常担心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福利制度毕竟是托底措施，关键还在于抑制资本、控制贫富分化。可韩国政客连多关李在镕一天都不愿意，又哪会对财阀动大刀呢？

这也能就能看出韩国专家们提出的，提高年轻人的责任意识以解决生育问题是多么可笑。国家是财阀的，不是年轻人的，他们有什么责任呢。也难怪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生育率对政府来说是个问题，但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体验痛苦生活”这样的话了。 

然而最可笑的，还是那些资本家们，他们不断变换着剥削的方式，扩大着剥削的程度，他们有一天终将发现，可供他们剥削的人，没了。

所以韩国的生育问题，何止是生育问题。

（本文部分资料由李梅、金惠真整理）

参考文献：穆光宗.警钟为谁而鸣: 韩国的人口危机及其启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9月.

王晓玲.韩国的治理难题：新经济自由主义下的社会妥协.当代世界.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