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学不会想着“我要排到一流去” ｜ 专访西交利物浦执行校长

来源：中国科学网

作者 | 计红梅

摘  要

● 大部分科教界精英，如校长、书记、教授们，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各项指标的争夺上，而没有将精力集中在涉及教育本质的事情上，并导致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形式多样的弄虚作假现象。

● “一流”是那些搞排名的人创造的。应该是先有学校的发展，然后才有所谓的一流排名。据我了解，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特别是顶级大学的校长，没有几个成天关注排名的。

● 在我看来，高考制度是个分配制度。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区分出两类学生来，即就大学的门槛而言，哪些人可以进去，哪些人不可以进去，但它并不能区分出这个人是否就是未来优秀的人才。

● 在中国，现在越优秀的学校越对选学生很重视，成天在那儿抓状元。但是，当他们进了学校后，对学生真正的关心、支持、帮助却并不那么足够。

● 大学一定是要入世的，大学就是生活在世俗里，但大学一定要有自己的追求，入世以后才能出世。离开社会现实环境的追求可能是空洞的，所以高校一定要扎根在具有丰富社会问题的土壤中，才能让你做的那些高端的研究有意义、有社会关联性。

从上世纪末到现在，国内高校一直在朝着“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目标前进。而今，我们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多远？高校的理念和文化是否作出了相应的支撑？高校培养人才、创造知识、服务社会等诸多使命怎样才能在既定的社会大环境下更好地完成？

近日，《中国科学报》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他以办学实践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誓言在国内独树一帜。

“想要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高校一定不能忘了自己的初心。只有改变当下的资源配置体系，坚守教育本质的高校才能越来越多，并最终形成燎原之火。”席酉民这样总结他的观点。

席酉民，1957年生。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领导与战略、管理与决策、组织行为与政策、教育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于1987年创立了“和谐理论”，并将其扩展成“和谐管理理论”。

真正的一流大学从来没想着“我要排到一流去”

《中国科学报》：从上世纪末到现在，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努力的目标。请问，当您听到“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词汇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席酉民：

坦率地说，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又要搞一个新“工程”。

从上世纪末到现在，围绕这一目标，我国相继推出了“985工程”“211工程”“2011计划”和“双一流”工程等。这些工程的推进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其结果是导致高校的领导和老师，特别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学者都围着这些指挥棒转。这些指挥棒，就像企业的KPI（关键业绩指标）一样。而大部分企业的KPI都会将其导向一个背离自己使命的方向。

2009年，我们就通过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建议，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格局和资源分配体制。但时至今日，工程导向性资源配置体系没有根本性改变，围绕这些工程性评估指标的办学竞赛似乎愈演愈烈。

大部分科教界精英，如校长、书记、教授们，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各项指标的争夺上，而没有将精力集中在涉及教育本质的事情上，并导致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形式多样的弄虚作假现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巨大机会损失和资源浪费。

在我看来，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改变资源配置体系和机制，形成相对科学、透明、规范的分配规则，使得我们的书记、校长、教授们能静下心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的建议是，将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大学等几类，各类大学都有自身明确的发展定位，然后由国家根据各大学的定位、规模、结构等，形成一个科学、规范的拨款方式，让各个高校不用再在争取资源上花过多时间。 

《中国科学报》：在提到哈佛、牛津、剑桥等这些世界公认的名校的时候，大家也会说到它们教师的整体素质、科研成果、研究基金、毕业生成就等指标。

在您看来，一流大学是否一定要拥有这些核心指标，这些指标的获得是否和这些大学内在的精神、文化之间有一个对应关系？

席酉民：

不完全是。有这些指标的并不见得就是一所好大学。

实际上，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关注的是教育的真谛和大学的使命，通过扎实的发展和长期的积累，就会展现出一流的本色，而不是想着“我要排到一流去”。

“一流”是那些搞排名的人创造的。应该是先有学校的发展，然后才有所谓的一流排名。据我了解，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特别是顶级大学的校长，没有几个成天关注排名的。当然他们看到自己的学校被排到一流也会开心，但仅此而已。

以我有过比较多接触的牛津大学原校长、现任纽约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为例，他更关注的是“我应该做什么，这个世界的高等教育是不是应该重塑了”等问题。

记得我们首次在牛津围绕这些话题深入交流后他和我说：“席校长，你很幸运，你手里有一张白纸（You have a blank sheet of paper），在全球教育重塑的情况下，可以快速行动，塑造一个你想要的大学和教育，而我则是在夹缝中生存。”可见，相比于积淀深厚的老牌大学，像西交利物浦大学（以下简称西浦）这样的后来者是有机会的。

实际上，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不应该紧盯着那些指标行动，这些指标都是外在的，如果方向正确，随着大学的发展自然而然就会有的。

在教育重塑的今天，他们最应该关心的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大学究竟应当怎样定位，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学才能让这个学校顺应趋势、满足需求，这些做到了，学校一定会达到一流的境界。

称职的大学校长关心的是这些问题，凡是整天围绕指标转的，基本上不是合格的校长。

究其实质，排名是给外行和外部人看的。因为大学是一个信息极其不对等的组织，外行和外部人很难了解其真相，于是排名可以给人一个参考；另外，没有哪个排名可以全面客观地反映一所大学。

所以，我希望世界上大学排名越多越好，多到最后，滥得大家看过笑笑就忘了。现在已经差不多到这个时候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指标都没有用，某些单项指标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一所学校的大局不是靠单项指标来体现的，它一定是一个整体、一个生态。

素养教育会越来越重要

《中国科学报》：不久前，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300多所美国高校的招生主管联合发出声明，强调其在2021年的本科招生中不再倚重考查分数，而是看重申请人所应具备的品质，如自我关爱、学术表现、服务并为他人做出贡献的能力等。这跟我们国内追求分数的选拔方式形成巨大反差。

您认为，基于目前的现状，我国高校怎样才能培养出内心丰盈，具有独立、完整人格的人才，而不是制造出一堆只会考试的机器？

席酉民：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难的问题。我想家长、教育家心里都很清楚，怎样做才是最好的，都知道正确的路在哪边，但事实上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

为什么会走另外一条路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包括我们的选人体系、游戏规则，把大家锁定在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上，努力地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这是最要害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高考制度可以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席酉民：

不要指望靠高考制度把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这是我最基本的观点。

在我看来，高考制度是个分配制度。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区分出两类学生来，即就大学的门槛而言，哪些人可以进去，哪些人不可以进去，但它并不能区分出这个人是否就是未来优秀的人才。

根据我们过去十几年的经验，我们发现目前考试成绩达到一本线左右的学生，甚至二本线的学生，都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人才，关键是大学如何帮其成长和释放其潜能。

我们西浦第一届的学生基本上是能进二本的好学校的学生，但这100多个学生毕业后， 80%在全世界都是佼佼者。经过4年的教育，他们的潜能释放出来后，从一个世俗眼中“一般”的孩子蜕变成一个不一般的可以全球闯荡的世界公民。

此前，我在接受一个有关高考志愿填报的采访时，释放了一个信息，就是现在选专业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选大学。选大学也不要按标签去选，而是要看这个大学是不是真的关注人的成长、以学生为中心、用正确的教育理念帮助学生发展。

在中国，现在越优秀的学校越对选学生很重视，成天在那儿抓状元。但是，当他们进了学校后，对学生真正的关心、支持、帮助却并不那么足够。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大学教育不只是学知识，知识现在哪儿都可以学，不来学校也可以学，学知识只是一个过程，目标是学生的健康成长，真正的大学教育是要让人全面发展。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高校怎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席酉民：

就我们学校的经验来看，让人全面成长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点，让学生有成长的责任感。西浦的学生进校后，我们就会告诉他：你不是考试工具，你不是为高分学习，也不是为学历学习，而是为自己的未来学习。你已经是一个年轻的成年人，所以一定要有责任意识、有独立精神。

第二点，一定要让学生找到自己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兴趣点去学，这时候学习才会有动力，他们也才会努力。而现在经常是手段和目标颠倒了。

第三点，学会学习。这是指学生能够根据世界的趋势和需要，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做到极致，创造价值。

如果一个人拥有了这三种素质，既有责任感，又能担当，还有自身的兴趣点，并具备学习的能力，这个学生走向社会后就不会太差，所需要的只是运气、机遇等问题了。

如果能够拥有运气、机遇等外在机缘，这个人一定会变得很伟大。这就是我们的育人理念。我们培养的目标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公民。

《中国科学报》：在这一过程中，西浦是通过哪些途径来助推学生拥有这些能力的？

席酉民：

从入学到毕业走向社会，要想让学生成为一个可以进入复杂社会、能够在全球闯荡的人，其素养教育肯定越来越重要。

我们学校逐步增加了几门课，如个性与自我管理、全球数字公民行为、社会责任与慈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创业和创业家精神。

主要原因就是考虑到未来社会的一系列挑战和需求，如全球互联共生、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的更加激化、气候变暖和可持续发展受阻、绿色环保问题日益严重等。 

未来素养教育、基础教育之所以越来越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的一些基本技能后，人的造诣、修养、品德、创造性、智慧将日益重要，借助这些素养人类可以藉由智能体帮着释放更大的潜能，并发挥更有价值的作用。

如果这方面的修养不够，先进的机器不仅作用难以发挥，甚至还可能让人变得更坏。

形成燎原之火需要体制机制改变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在整个教育大环境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一所高校有没有空间主动去调整自身教育的重心和手段，以培养出有责任感、担当意识，具备理性、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

席酉民：

有空间。首先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偏差，还是跟我们的体制机制、社会认知有关系。大家要突破这样的文化、逆俗生存很难。

但是，我觉得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获得突破的。首先是这个社会给了我们突破的机会。我是77年上大学的，在我们那个年代确实是一考定终身。相比之下，现在的社会提供了更多容错的机会，如果选错了可以调整，也有别的路可走，因为有纠错的机会。

其次，教育资源也不完全都由国家配置，例如民办大学、中外合作大学等。对这些高校而言，真关心品牌和教育创新的，他们的注意力一定会从那些显性指标转向教育的本质。

最后，市场的选择很重要。在市场面前，能力的重要性会大于学位及学校的标签。

综上，时代给了个人一个赛跑的机会，也给了大学一个赛跑的机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群中总有一些逆俗的人，总有一些想拥有自己人生的人。他们不跟随大流走，通过大胆突破走出了一条让人羡慕的道路。

因此，就个体而言，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就高等教育的总体而言，大面积的突破一定是要等到体制机制改变、文化慢慢调整才可以。

这里又回到开始时我所说的话，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很重要，要让大学的书记、校长们能宁静地坐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如果体制机制不改变，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行动，很难形成燎原之火。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在目前的环境下，高校领导们最需要坚持的原则是什么？怎样才能够不突破自己内心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底线？

席酉民：

简单来说，就是不忘初心，做一个有责任的学者。无论何时，只要管理者愿意担当，就会有做事的空间。

就像我最近一篇文章所探讨的那样，要创新和突破，需要寻求“最低合规性基础上的最大独特性”。

实际上，不是社会没有空间给你，而是看你敢不敢坚持自己真诚正直的判断。甚至你都不需要去挑战那些规则，因为那个规则本来就有余地。

在我看来，现在高校面临的问题包括三个部分：体制性问题、管理问题和技术性问题。体制性问题需要慢慢调整，但是管理问题、技术问题都可以先行解决。只要你有初心，只要你愿意做创新，敢于迈出那一步，就一定会看到现有的空间很大，可以迈大步，也可以迈小步。

最近几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参加“西浦全国教学创新大赛”的大学和老师越来越多，包括一些中国顶级大学和一些“双一流”大学的老师；有各类大学加盟我们创立的“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持续发展联盟”；也看到国内很多与我们合作的高校在教育上的变革成就。

但是，由于一张无形的机制、习俗、文化和传统习惯的网似乎套牢了绝大部分的人，现在愿意大胆突破的人数还不够多。他们刚开始是抱怨，最后都懒得抱怨了，麻木了，变为“心理放弃”，内心里都不愿再思考了，被世俗裹挟着前行，甚或“追潮流”。

高校应更深入地融入社会

《中国科学报》：近几年，本应置身于“象牙塔”的高校，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小，社会上的浮躁之风也对高校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您看来，为了让高校坚守自身的初心和使命，高校要不要和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 

席酉民：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话题。

高校本身就是社会共同体中间的一个元素，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人，因此真正的隔离不是高校是否把门打开了、是否与社会互动了，而是高校是否在坚守育人的理念，学者是否在坚守自己的担当。

所以我并不觉得高校要搞一个隔离带，而是应该更深入地融入社会，但是要坚守学者的风范，大学的精神。

《中国科学报》：目前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越加迫切。社会上这些短期的、迫切的目标是否会对高校的发展造成一些冲击，对其长远的目标产生一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高校应当如何应对？

席酉民：

其实，高校的使命已经决定了高校更应看重长远的发展趋势，以及自然和社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这是需要长期坚守的。

真正创造性的研究，需要静下心来，躲在像车库里这样少受干扰的环境里不断坚持，最后才有可能冒出来一些颠覆性的成果。

当高校有了这些坚守，也就知道对突发事件应该怎样去应对。例如，对于疫情，我们采取了很多应急的措施，但我们最基本的理念和追求不会由于疫情或短期的问题而改变。

高校作为各种资源、人才密集的地方，不能不对社会的热点问题作出回应，也不能不对世俗的潮流做出判断，反而应该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引导社会文化和发展的升级。

这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能坚守初心，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一定会处理好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如果没有长期的定位，跟着指标跑，跟着世俗跑，就有可能会被误导。

遗憾的是，现实中我们很多人都在被误导，原因就在于丢失了对大学本质的坚守，迷失了大学最基本的定位。

《中国科学报》：所以在您看来，大学应该是要入世的，而且应该要深深地入世，才能够去体现一种担当。如果做壁上观或者完全跟社会脱离也是不合理的，是对大学存在价值的一种伤害。

席酉民：

我同意这个观点。大学一定是要入世的，大学就是生活在世俗里，但大学一定要有自己的追求，入世以后才能出世。离开社会现实环境的追求可能是空洞的，所以高校一定要扎根在具有丰富社会问题的土壤中，才能让你做的那些高端的研究有意义、有社会关联性。

《中国科学报》：您能不能明确说一下，您认为的初心和坚守是什么？

席酉民：

对个人而言，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你想拥有什么样的生命，这就是初心。不管环境怎样改变，不管短期是好还是坏，你都能够克服重重阻力，瞄准你的初心，一步步走下去。这就是坚守。

对高校来说也一样。如果高校不是简单地只想有一个光鲜的排名，而是希望抓住目前这个世界所给的机会，成为在某些领域里的全球引领者，然后按照这一定位，智慧地选择一些道路，一步步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