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欧洲，不能让香港成为中西方深度断裂的起点

继美国对香港实施制裁，“五眼联盟”的其它“四眼”（英、加、澳、新）跟进之后，欧盟也在7月底出台一系列针对措施，包括限制向香港出口敏感技术。作为欧盟核心的德国，也宣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

针对“五眼联盟”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等国做法，中国都进行了有力回应。中西方围绕港版国安法产生的裂痕，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趋势。

在围绕港版国安法产生的国际争端上，就如我之前所言，美国的态度最为关键。作为西方世界的带头大哥，美国的号召力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能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这次美国之外的其它西方国家，跟进对香港采取针对性措施，美国因素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WTO赋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以及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美国也能施加实质影响。美国还掌握着全球银行同业结算系统（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这两大平台通过左右全球各大银行的美元结算业务，深刻影响着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但是，也正如我之前分析过的，因为美国在香港也存在难以割舍的广泛利益，而且这些利益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已经被牢牢掌握在中国手里，美国就算对香港施加制裁也会投鼠忌器。所以，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态度虽然关键，但是在制裁时很难痛下重手。

对此，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副所长、美国前高级贸易官员卡特勒所也认为：“（美国）要想找到既能伤害肇事者又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制裁办法，这很难做到。”

再退一步说，就算美国制裁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成严重伤害，中国也通过港版国安法从美英手里拿回了香港实质治权，结束了香港二十多年在国家安全上的“不设防”状态，对比在经济账上的损失，与在政治账上的收益，中国还是赚了。

所以，在围绕香港交锋的中美双边层面，中国已经不忌惮美国，因为就算没有港版国安法，中美关系也没救了，反倒是其它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等，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

在特朗普开始意识到要和中国争夺“国际统一战线”，和中国打新冷战的情况下，争取多数西方国家不因港版国安法而倒向美国，从而导致中西方关系的广泛断裂，是比应对美国制裁更重要的大事。

早在几个月前，中美因为新冠肺炎病毒溯源激烈的争夺的时候，我就说撰文说明了欧洲在中美战略对抗中的重要性，它可以说是最关键的砝码。即便是无法争取其倒向中国，也要避免让他们一面倒向美国。

之前，对中国比较有利的局面是，除了美国与香港原来的殖民地宗主国英国，其它西方国家并不愿积极响应美国要求。

日本虽然反对出台港版国安法，提出希望在七国集团外长会上起草一份对港版国安法的联合声明，但其参与制裁的态度并不积极。欧洲多是以外交途径表示反对，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作为欧盟核心的德国和法国，在表示反对的同时，一直在是否采取相应措施上挣扎摇摆。

但是，经过美国施压或胁迫，同时在这些西方国家内部反对派与媒体舆论压力下，情况在最近开始出现某些不利变化。

英国现在不仅在香港问题上，在其它问题上开始明显一边倒向美国，加、澳、新等开始跟进，原来一直希望通过外交交涉解决的欧盟，也出台了针对性措施。日本也流露出想要加入“无眼”针对中国的倾向。

更令人警惕的是，7月30日欧盟又以从事网络攻击活动为由，决定对包括中方个人和实体在内的有关人员和机构实施制裁。这是欧盟首次针对网络攻击使用制裁工具，对象锁定为中国，此前只有美国找茬才用这样的流氓招数。

而一直和特朗普政府不睦、一直希望能和中国保持强劲经济联系的德国，也在今日宣布暂停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需要注意的是，在港版国安法与香港问题的认识上，中西方之间的认知存在原则性分歧。

中国认为，怎样治理香港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立法解决香港国安问题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的体现，与基本法并无违背。但西方却认为，虽然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基本法规定中央政府只负责香港外交与国防事务，港版国安法是对基本法的僭越。

此外，在对香港宪制基础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认识上，中国认为，宪法和基本法构成了香港的宪制基础，《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份历史文件，在香港回归后已经无效。而西方却认为，《中英联合声明》不仅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意向协议，更是经过两国立法机构审议通过并在联合国备案的国际法，是对两国政府都具有强制约束性的法律文件。

中西方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认知分歧，既给了香港反对派联结西方反对国安立法的机会，也让美英从中抓住了煽动西方紧张与中国关系的机会，成为美国对中方新冷战的一部分。

围绕港版国安法，中美不仅在香港直接短兵相接，还在国际社会展开了激烈外交争夺。

几个月来，美国政要与两党议员，不断在香港等问题上做文章，除了出台针对香港的制裁措施，还在每个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用香港来挑动西方对中国的反对情绪。中国也对美国的做法进行了有力回击。

对中国来说，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西方对香港问题的基础认识普遍与美国较为一致，对香港也多保持同情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又认识到香港问题是中国内政，大多不愿涉入太深，不愿因此而影响和中国的经济利益联系，尤其像日韩德法等国。

所以，把握西方这种矛盾心态，多做沟通说明，避免对立冲突，在敢于表明立场的同时，维持好与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不让香港从中西方联系的结点，变成对峙断裂的起点，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