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修教育问题》

摘自《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注：似乎还没有各级党校，看来预言不能百分之百准确)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教育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阶级社会里，总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明确地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把苏联教育蜕变为复辟资本主义和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篡夺来的党政大权，把持了教育的领导权，在教育领域里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叫嚷要“以二十大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等货色，为在苏联强化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效劳。那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窃据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职务，而劳动人民却根本无权过问教育事业。教育这块阵地成了苏联新老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今日苏修之教育，实质上也是如此。苏修叛徒集团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需要，赋予教育以双重目的：一方面为资产阶级训练供其驱使的奴仆，另一方面培养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为此，苏修对各级和各类学校的任务以及毕业生的去向，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例如，有的学校的任务确定为培养“有技能的工人”，也就是培养大批能为他们提供剩余价值的熟练的雇佣劳动者，而有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任务则是培养“明天的生产指挥者”和所谓“有渊博理论知识”的“专家”，充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替他们去压榨和剥削苏联广大劳动人民。

苏修在《教育法令纲要》中标榜，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互相衔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高等学校。然而，苏联的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幅图景，在享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着极其明显的阶级对立。在今日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深重的苏联社会里，人人有权升入高等学校只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苏修公然胡说劳动人民的子女“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手工业者”，甚至污蔑劳动人民受更高的教育是“在沙土或石头上播种的无效劳动”。寥寥数语，已把这伙叛徒敌视和愚弄人民的丑恶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尽管苏修当局多次宣布要普及中学教育，然而至今仍未兑现。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读几年普通学校或职业技术学校，只能成为廉价劳动力。

可是，对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子女开设的高等学校，苏修统治集团却关怀备至，在经费上和师资上都是优先照顾。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沿着学校的金字塔向上爬。据苏修自己的调查称，在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升入高等学校，毕业之后成为“专家”，并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可见，苏修的教育实际上成了维护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变相世袭的一种手段。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领地

​苏修侈谈什么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而实际上他们取消了工农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在高等学校招生问题上，他们玩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花招，鼓吹“知识是最高的仲裁”，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识”。《真理报》还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制造声势。他们胡说什么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可见苏修鼓吹“知识仲裁”，正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子女有父母的资本和权力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据苏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五个到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自然只能望洋兴叹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这种知识。商品化的丑恶现象极其愤慨，他们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事实早已戳穿了苏修所谓“教育平等”的谎言。什么“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都不过是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因此，苏修教育方面的阶级对立只是苏修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缩影。今天，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苏修教育的真相。

培养精神贵族的场所

​苏修叛徒集团大力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宣扬学生的任务就是“获得牢固的科学知识”，叫嚷“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甚至胡说“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量是智力劳动”。苏修鼓吹“智育第一”，装出一副只谈知识不谈政治的样子。可是，“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事实上，苏修以“智育第一”作幌子，在学校中不断加紧进行军国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教育，使教育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服务。

为了适应修正主义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苏修还费尽心机大搞“天才教育”。苏修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和选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选拔为“尖子”，或者在中学里从优施教，或者送进各种专门设立的“天才学校”。在高等学校里更是把“筛出”来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所谓西伯利亚“科学城”，就是进行“天才教育”的一个典型。他们挑选了一批“天才生”，封之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由“天才教师”按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特殊教育。他们还为资产阶级的子女开设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有的军事学校公开规定只收军官的孩子，有的学校不公开招生，只在上层人物的子女中选拔。这种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同当年老沙皇开办的贵族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叛徒们还把“物质刺激”原则搬进学校。特别在高等学校里，他们巧立名目，实行高额助学金、奖学金和学位、学衔制度。表面上是刺激学生钻研书本的积极性，实际上是用金钱进行收买，引诱青年追名逐利，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从而把他们培养成鄙视劳动、压迫工农的精神贵族。

苏修拚命宣扬读书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勃列日涅夫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这就是说，苏修的党和国家的权力主要控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手里。在苏修“二十四大”的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苏修一个头目还宣称：“现在，所有的州委书记，绝大多数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主席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以此炫耀苏修“社会主义”的“发达”，其实这正表明他们把高等学校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他们把知识变成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残酷地欺压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由此可见，苏修教育在维护和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苏修教育，已经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和修正主义的染缸。但是，苏联劳动人民决不会容忍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倒行逆施。他们必将奋起斗争，推翻苏修的法西斯统治，夺回垄断资产阶级霸占的一个一个领地，包括教育这块领地，使苏联重新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载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苏修教育

焦 平

​

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一文中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后，完全背叛了列宁的遗训，他们使教育为培植精神贵族和巩固苏修的反动统治服务，使学校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高喊“普及教育”，追逐最大利润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喋喋不休地高喊要“加快普及教育的步伐”，并且经常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统计数字，吹嘘教育“发达”的程度。这实际上是把教育作为对劳动人民榨取最大利润的工具。早在五十年代，凯洛夫之流就已经给苏联学校贴上了利润原则的标记，提出“培养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一代，这就是新学校的任务”。他们公然说什么“工人为掌握职业即使从初等教育中所获得的东西，也比在车床旁从事同样长时间的实际工作获得的东西多”。到了七十年代，他们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教育是最有效的投资部门”，要把经济效果作为考察学校的标准。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眼里，办学校不仅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它“比建筑道路、水坝、发电站等方面的投资的回收要快”。恩格斯说过：“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恩格斯当年揭露英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给工人后代也受一点教育的这句话，用来分析苏修“普及教育”的反动本质是十分恰当的。

大搞“天才”教育，资产阶级霸占学校

赫鲁晓夫上台给学校提出一个新任务，叫做“发掘和关心少年天才”，勃列日涅夫也叫嚷“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主要源泉”。苏修叛徒集团如此为“天才”教育大造舆论，目的就是要让官僚资产阶级垄断教育，让他们的子女霸占学校。他们大搞“天才”教育，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在一些大城市，把经他们选中的所谓“天才生”集中起来，开设了多种类型的特殊中学，如数学中学、物理中学、外语中学等等。在这些学校里有优越的师资配备和实验室，还有其他许多专门教学设备。这些“天才生”可以用科技活动代替生产劳动。其次，在一些重点中学里，他们又为所谓的“天才生”，设立扩大教学内容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等科的特别班，增加学习时间，配置专门教师指导，加以破格培养。另外，还规定高等学校招生，要优先录取这些“天才生”。近年来，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搞什么大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大会”，在大学生中寻求“天才”人物，这种“奥林匹克竞赛大会”中的优胜者可以戴上“象征着荣誉与胜利”的“月桂帽”，荒诞到了极点。苏修大搞这一套“天才”教育，完全是为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这一点，连西方资产阶级也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指出，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借助卢布刺激学生，培植新的精神贵族

​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总是“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在今日的苏联，苏修头目公然宣称“知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竭力向学生灌输“知识越多，身价越高”的陈腐观念，在学校里，大搞卢布刺激。学生的奖学金仿照工资制度，分为“基本奖学金”和“个人奖学金”两种。“个人奖学金”相当于工资制度中的“个人津贴”，是专门发给那些学业成绩特别“出色”的学生。一九七二年，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采取了一项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奖学金的新措施。这个新措施，以“注重学业成绩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来决定奖学金的获取。对所谓“成绩优秀，在社会和科技工作上表现良好的学生”，可以除发给奖学金的规定数额外，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另外，校长“有权在已批准的学生奖学金的总数额内，对那些学业成绩优良，在社会工作和科技工作方面表现良好的学生，再增发百分之十五的奖学金”；同时校长也有权对“几门学科考试不及格，和考期过后而补考及格的学生，不发给奖学金”。苏修在学校中以搞这一套卢布刺激为诱饵，驱使学生拚命把自己培养成符合苏修统治集团需要的新的精神贵族。

加强军国主义教育，把学校绑上争霸世界的战车

为了适应争霸世界的反革命需要，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来，还大大加强了学校的军国主义教育。苏修教育部门的一个头目宣称，“对青年学生的初等军事训练，将从九年级开始进行，共一百四十小时，包括三十五小时学习公民国防原理。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学习初等军事训练学科的时间，十年级每周为二小时，九年级每周为一小时”。他们对苏联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肆渲染火箭一核武器的所谓威力，妄想用这种唯武器论训练学生，给自己壮胆打气。苏修报刊无耻地吹嘘什么“苏+联武装力量拥有火箭一核武器，这本身就是加强我国军队的精神潜力的强大因素的源泉”。

​苏修在学校中把反动的军国主义教育作为一门“基本课”，要“考试”和“记分”，规定军训课不及格者则不予毕业。他们要求“每一个教师应当善于从教育上论证所教学科跟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任务的联系”。同时，还由国防部向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派遣了大批军官，直接控制这些学校的军事训练。到一九七四年，全国四万七千七百所中学已经全部配备了军事教官，许多学校还拥有自动枪、卡宾枪等武器。苏修大搞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为它对外侵略扩张，妄图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服务的。

推行“专家治校”，维护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苏修的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校长被捧到极高的地位。这些校长实际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学校中的代表。他有权决定干部的选择和使用，有权对学校课内外一切活动进行安排，直到决定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在校长控制下设立的教育委员会和教师教学法协会，则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对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苏联高等学校中，从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到系主任为首的系务委员会，上上下下都为教授、专家所霸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结果就是一小撮特权阶层垄断教育。在这样的学校里，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女越来越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一九五八年在莫斯科高等学校中，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子弟只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其他都是职员和知识分子子弟。另据苏修报刊透露，一九六三年在新西伯利亚州，农民子女在读完中学后有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希望上大学，但只有百分之十能如愿以偿。此外，苏修学校还通过种种卑鄙的手法为一小撮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苏修各级党政头目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子女进高等学校开假证件。西阿赫麦塔市苏维埃前副主席给自己女儿写了一份假鉴定，证明她是市苏维埃代表，轻而易举地进入了高等学府。这就使苏联的学校完全变成了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

​(载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