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寨帝国消亡史

曾经，提起山寨，很多人会想起深圳华强北无所不能的廉价功能机，会想起出没于乡镇山村小卖部里的半洋不土的劣质产品。

　　“山寨”的故事，贯穿了中国制造从改开初期到如今，从艰难起步到破茧成蝶的始终。

　　与绿林好汉或者土匪草寇一样，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山寨制造，当初为形势所迫上山落草，今天也不得不顺应新时代市场的要求，各自走向不同的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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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晚，杭州市临安区人力与社会保障局的一份公示文件在汽车圈砸下一颗炸弹，公示披露：因铁牛集团总部已确认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众泰汽车总部已经7个月没给员工发工资了。

　　在此之前，众泰企业各地的分支也传出了变相解雇的新闻。

　　奇怪的是，该局旋即又澄清，铁牛破产为不实信息，系员工擅自发出。但这次诡异“母公司破产门”还是把这几年众泰汽车沉沦落魄的下场戏剧性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面对这一切，最高兴的应该就是保时捷了。

　　2017年，上海车展的时候，曾出现过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外号“保时泰”的众泰SR9汽车，被它抄袭的正主结结实实地围观了。

　　当时，保时捷CEO在内的一行高管，是专程从德国赶来看这辆车的。

　　因为众泰的这款车，从内饰到外壳，与保时捷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也是众泰在“拿来主义”的山寨道路上登峰造极之作。

　　而且，众泰并非是无意的借鉴，而是有意识地抄袭，这款车十万块的价格太香了，再加上足以和保时捷以假乱真的百万颜值，哪怕是车底盘上一指宽的焊缝与异响的发动机，也没能阻止“保时泰”一夜爆红。

　　这款车一出场，就成功笼络了一大票小镇青年的芳心，或者说虚荣心。

　　有人把众泰改成保时捷在朋友面前装逼，被交警识破被勒令改回原貌，有人给“保时泰”换保时捷车标，去忽悠不懂车的拜金女，最后爆出成功骗炮17次的花边新闻，以至于网上甚至专门针对这款车，出现了如何辨别保时泰的“防骗指南”。

　　与此同时，众泰的山寨历史也被网友们扒了个底朝天，网友们编了个段子，说众泰汽车最核心的研发部门是“皮尺部”，因为他们的车都是照着别人的车一对一毫米级模仿出来的。

　　这个很差的品牌印象，深深烙在了所有人的脑海里。

　　对于保时捷而言，众泰像一块黏在背后的狗皮膏药，虽然不会影响有钱人继续买保时捷，但不回应不合适，然而真打起官司也不一定能迅速解决战斗，反而会让这个山寨品牌越来越出名。

　　于是，便有了保时捷CEO那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著名表情。

　　这个尴尬微笑的背后，是众泰汽车自己选择的商业策略。

　　众泰汽车曾经是“五金之都”浙江永康的骄傲。

　　1992年，众泰创始人应建仁开办了一家小五金厂，借助永康产业集群的效应，逐步扩张成横跨汽配、机电、模具、木门、房地产、旅游、贸易等领域的铁牛集团，并成立众泰汽车，开始了自己的造车梦想。

　　2006年，众泰汽车买下了一款滞销退市的丰田车型，买下之后，众泰将其大幅降价、减配，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经济车型。

　　没想到，这一步操作捡漏成功，月销量达到了5000台，昂首迈入自主汽车品牌前三位，跻身国产造车新星。

　　这让众泰一下子尝到了甜头，此后，众泰如法炮制，销量节节攀升，成立不到六年，销售额就突破60亿大关。

　　众泰汽车前董事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毫不讳言自己的“山寨秘诀”：

　　“众泰汽车采用的是‘拿来主义’，通过引进国外车型和技术，来达到快速发展的目的，这也是我们整合式运营的一大特色。”

　　从此，众泰在“山寨之路”上越奔越远，忘记了当初“自主造车”的理想。

　　从小型车进入主流车型，众泰用同样的路子几乎无往不利，迅速杀进SUV销量排行榜前十，2015年总销量高达22.2万辆。

　　2015年，中国股市进入牛市，意气风发的众泰签下业绩对赌协议，借壳上市，从山寨企业成功变身上市公司！

　　众泰的高管们认为，只要坚持山寨造车，销量突破五十万也不成问题。

　　对短期业绩的狂热追逐，众泰的"皮尺部" alt="500" />“保时泰”。

　　还有好事者表示，下次众泰出兰博基尼的时候，我一定会买！

　　但事实证明，山寨借鉴这条路虽然在创业初期无法避免。

　　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大家对品牌的意识也逐渐增强。

　　随着“保时泰”成为网红，众泰强蹭外国豪车、提升品牌的打算落了空，反而戴上了摘不掉的“抄袭”大帽，变成了小镇青年都觉得开着丢人的劣质“山寨之王”。

　　没过几年，众泰便惨遭市场、产业链与投资人的一致抛弃。

　　2018年，在宏观经济下行与日渐恶劣的抄袭恶名的双重打击下，众泰汽车由盈利转向净亏损-12.4亿，2019年更断崖式亏掉-112亿元，股价从最高16块跌到1块4，面临退市，讨债的供应商在众泰的故乡永康排成了长龙。

　　不搞研发，没有技术，开局好好一副牌的众泰把自己玩成了山寨之王，最终不得不黯然退场。

　　但仔细推敲众泰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厂商的选择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但“山寨”的根源，并不仅仅是因为技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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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耐克生产研发出来的制鞋技术，晋江人也能搞出来！不过由于我们没有国际知名的大品牌，做出来也没有人买单，只能跟风”。

　　这是福建晋江的鞋厂老板们的最大的心结，莆田的假鞋老板们也深表认同。

　　晋江和莆田，从地图上看，这两个地方相隔不过100km，从造鞋这个产业来说，双方是棋逢对手。

　　在上世纪80年代，凭借侨民之乡的便利，他们双双做起了国际运动鞋名牌的代工生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慢慢聚集起了成熟的鞋类制造、集散产业链。

　　从1997年开始，肆虐三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晋江与莆田代工厂的生意一落千丈。

​　　两个地方不得不另谋发展，各自走上了一明一暗，两条不同的发展轨迹。

　　1999年，晋江人的品牌意识觉醒了，各个鞋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牌运动。

　　仅仅在一年之内，就一下子冒出了几十个运动鞋品牌。

　　经过2008年奥运会前的体育产业爆发式成长，由安踏、361度、特步、匹克组成的晋江系鞋品牌，支撑起了中国运动鞋的半壁江山。

　　晋江人再开始疯狂烧钱打广告、请代言、招代理，莆田的鞋厂老板们除了继续代工外，也利用起耐克、阿迪等名牌的设计图纸，开始了闷声发大财的路，人送外号：阿冒，假冒的冒。

　　他们有一句响亮的口号：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

　　但两条路各有各的烦恼，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都不好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国家，对国产的自信心是不足的，看国产品牌的鞋，天然就带有“质量不够好”、“穿出去不够有面子”的有色眼镜。

　　在市场号召力强大的洋品牌冲击下，国产品牌往往要花上更多钱，才能和从洋品牌的聚光灯下抢到一点关注度。晋江系鞋厂深陷广告大战与价格大战，无论是技术还是潮流只能亦步亦趋，利润提不上去，市场拿不下来，有苦又累还回不了头，沉没成本摆在那里。

　　莆田鞋也不好过，在一轮又一轮的打假浪潮中，莆田的阿冒们却始终像做贼似的，从出口转战内销、从线下转战线上、从淘宝转战微商。尽管技术上，莆田鞋已经有几可乱真甚至比原版质量还好的A货，最终只能找各种各样的办法偷偷造偷偷卖。

　　晋江老板和莆田阿冒看着彼此，多少也会相互羡慕。于是，折衷一下，山寨品牌就成为了不约而同的选择。

　　2008年，又一轮经济危机来袭，很多福建鞋厂纷纷收缩撤店，一个神一般的山寨品牌却在此时闪亮登场——阿迪王。

　　那一年的互联网，到处流传着“齐集七双阿迪王，就能召唤神龙实现愿望”的段子：

　　据马勒戈壁里神庙的记载，为了维护地球的河蟹，为了防止地球不被破坏，众神之王艾亢米大神把七双阿迪王分别放在了地球的七个不同角落，石碑上记载了六双阿迪王放置的地点，而第七双却没有任何记载... 

　　当时国内市场，“山寨文化”从线下渗透互联网，巅峰之作便是阿迪王。

　　从猫扑到天涯再到贴吧，在全体网民的集体恶搞热情与审丑恶趣味的推波助澜下，阿迪王与各路网络文化一起杂交，风格越来越搞笑，成了当年最火的网红品牌。

　　一开始，不少人认为，阿迪王像雷碧、康帅傅、周住牌一样，只是是某个厂家针对阿迪达斯的一场恶作剧，将淹没在山寨市场的汪洋大海中。

　　然而几年后，阿迪王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铺开共几千家门店，甚至还频频亮相国内外重大赛事，屡屡赞助西甲转播，并和多支NBA球队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

　　阿迪王的成功，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2006年，阿迪王刚刚创立，老乡安踏、特步、匹克、鸿星尔克们已经把国产品牌市场抢得差不多了，阿迪王在默默无闻中苦苦支撑了两年，幸好乘上了恶搞文化的东风，凭借对国外大牌的极致山寨，才杀出了一条血路。 

　　但成也阿迪，败也阿迪，2013年，经过五年的诉讼鏖战，阿迪王与阿迪达斯达成和解，将商标和logo所有权无偿转让给阿迪达斯，从而免于索赔，渐渐销声匿迹。

　　当年晋江和莆田的两条路线之争，终于还是分出了高下。

　　以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本地和尚经书背得再好，也要不到饭，有的厂商不得不落草为寇，逼上梁山。

　　中国制造艰难求生，洋品牌的财富效应长期主宰着中国市场。

　　但现在，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盛，国人自信心的逐渐提高，大家能用越来越客观的态度对待国产品牌和洋品牌了，国人的消费观念也逐渐转向了“实用性”和“质量”。

　　在和洋品牌搏杀中坚持下来的国产品牌，终于能相对平等地和外国牌子竞争了，甚至因为信息渠道的逐渐畅通，他们的身上的亮点正在被不断地被网友挖掘出来。

　　一旦有一两个亮点打动了网友，大家就会热捧一阵，前两年的回力鞋和飞跃鞋的走红，就有点网友“怀旧情结”、“文艺复兴”的意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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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强北，是中国电子产品山寨的圣地，却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的深圳赛格集团也曾有一个研发创新的梦想。

　　1985年以前，当时聚集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企业有200多家，散乱差，研发技术力量分散、也没有自主新产品开发能力。

　　在政府的主持下，一种独特的庞大企业出现了——深圳赛格集团。

　　它是由上百家电子企业入股组成的，大家各负盈亏、相互投资、资源共享，试图用这种集团军的模式进行科技创新，振兴国产电子。

　　但随着发达国家产业链的转移，大量淘汰下的电子配件、机器设备低价进入深圳，大量拼装国外收音机、电视机、打字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利润丰厚，赛格集团原本的业务模式也跟着发生了急剧转变。

　　1988年，赛格工业发展大厦一楼被改建成了电子配套市场，聚集了内地与香港100多家电子企业。

　　于是，商业贸易替代了科技研发，成为了华强北的主旋律。

　　1993年，摩托罗拉以两三毛白菜价处理一批免提电话用的芯片，有个华强北的一个摊主用6千元买了3万多只放进仓库。

　　两年之后，这款芯片停产，全球座机厂断货，小老板打开仓库，售价27元/只卖出，大赚了80多万，而彼时深圳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80元。

　　全球产业浪潮带来的财富效应，将华强北彻底变成了全球电子元件的集散圣地，商户也从厂家为主，变成了三教九流、鱼龙混杂。

　　有人把这里看做财富的天堂，也有人认为这里是创业的圣地，但有意思的是，后来从华强北走出的大企业却往往不是典型的华强北那些租下铺面的商户。

　　创办腾讯前，马化腾曾一度考虑去华强北做电脑装机的生意，不过他很快发现，这一行的从业者三教九流太复杂，自己不是对手，只好换一个思路另辟蹊径。

　　另一家从华强北起家的大族激光也不是从柜台起家，而是依靠从港商手里获得的定金，直接在赛格大厦旁边弄了个小厂房生产激光打标机，自研自产，从此一步步成为了中国激光龙头。

　　2003年，联发科科手机芯片量产，集摄像/视频/MP3于一体，降低了手机制造难度，华强北山寨机时代正式开启。

　　超长待机，功放大喇叭，搞怪造型，这些除了“芯片”哪都可以山寨的功能机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力压当时的步步高、OPPO、金立，成为了中国制造最扎眼，但也最尴尬的标签...

　　2010年，乔布斯的苹果王朝降临，智能机时代开启。

　　当华强北的小工厂+摊主们纷纷开始炒作、山寨苹果手机，倒卖翻新各种二手手机和配件时，雷军带着新生的小米已经悄悄地在给山寨机与华强北之间挖开了一大坑。

　　随后，华为、OV、一加等国产品牌的逐渐崛起，把国产手机和外国手机的殊死搏杀摆到了台面上，群雄逐鹿。

　　被嘲讽了9年后，雷军激动地说，我们消灭了中国的山寨手机。

　　其实，山寨手机不是被消灭了，而是完成了自己的产业升级。

　　华强北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是时候退场了。

　　尔后，因为高租金与互联网的冲击，电子产品摊位生意越来越难做，利润摊薄，很多卖“山寨机”的店主干脆转行去卖起化妆品，大量商铺空置。

　　昔日做山寨手机的商城，虽然依旧写着数码城的标志，但里面热火朝天的不再是电子产品，而是来源不明、价格极其低廉的国际大牌的爆款化妆品，成为微商代购们坚强的后盾。

　　商场外随处可见的美妆招商广告，正告诉所有来这里的人：

　　追寻财富的华强北没有变，是“中国制造”的下一个时代来了。

　　尾声

　　山寨一词，源自香港的贫民窟破烂建筑，比如《功夫》里的九龙城寨。

　　解放后，一部分大陆人纷纷涌入香港，聚集起木板搭建的贫民窟，周边就出现了大量低端手工业工厂，搞起了加工出口贸易。

　　对国外品牌司空见惯的香港人就把木栏围起来的小工厂、土作坊喊作“山寨厂”，讽刺产品的土气，引申出草根、冒牌、低劣的贬义。

　　后来，“山寨”这个词从香港越过深圳河，从华强北的电子街传播到晋江莆田的鞋厂，从东南沿海一路北上传遍了全国，几乎成了中国制造如影随形的阴影。

　　网络恶搞与屌丝自嘲让“山寨文化”逐步发酵，资本市场的泡沫把山寨之王“保时泰”送上巅峰，最终彻底一败涂地，画下一个句点。

　　跟随者“山寨”的足迹，一个个财富梦想真成，一个个产业链集群在各地聚集，一个个国产品牌在怀疑与夹缝中崛起，靠着自主研发冲出国门反超国际大牌。

　　仍旧依附于海外品牌与技术的“山寨制造”，则逐渐脱离了时代，在喧嚣中逐渐被时代的车轮碾过，只余下一地鸡毛。

　　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自主研发”一词，已经从长远愿景，立刻变成了生存的最低底限。

　　还意识不到独立自主重要性的人，只能在退场之后，哀叹一声“时代抛弃你的时候，都不会跟你说一声再见”，顾影自怜了。

　　三十多年“中国山寨故事”，终于要翻篇了。

　　下一个时代的故事，属于“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