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 “一带一路”会夭折吗? 这恰恰不值得担忧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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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道炯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采访整理/张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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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冠疫情对全球化产生巨大冲击，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认为前途未卜。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前景？中国要不要战略收缩，以做好国内的事情为主？近期，《文化纵横》访谈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教授。他基于对“一带一路”的长期跟踪调查和研究，从全球化发展合作的底线思维出发，认为：

其一，“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是疫情前后的不变因素，而“一带一路”深嵌于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之中，有其内在动力，而不易被一些国家和政客的主观意志所改变；其二，“一带一路”对世界形成了五重影响，该倡议事实上已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世界的“一带一路”。它作为全球产业链、产品链和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了许多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全球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利益相嵌和深度联接，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创新，这是其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而西方某些国家和人士刻意将“一带一路”地缘政治化，鼓吹“划分势力范围”，这种思维，是中国最需要警惕的。

疫情面前，中国的战略选择无疑是紧迫的重大问题，而“一带一路”更是重中之重。它涉及到今后如何构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双循环”的产业链，也涉及到中国在“全球化vs逆全球化”浪潮下如何把握自身根本性利益的重大战略方向。鉴于问题的重要性，本刊特发布此文。

本文为“疫情改变中国与世界”文化纵横专栏特稿，由《文化纵横》根据访谈内容整理成文，经查道炯教授审定，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疫情改变中国与世界”

文化纵横专栏特稿 

疫情危机之后，

“一带一路”何去何从？

▍理性看待疫情危对“一带一路”的挑战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人们对于世界格局将出现何种变化，包括变化是否为不可逆，众说纷纭。“世界格局”本身是一个意念性的表述，所指范畴和定性不尽相同，每一种判断所依据的因果逻辑也不尽相同。我个人判断，新冠疫情是当下国际秩序或者说世界格局渐变的一部分，不太可能造成突变。

那么，疫情有可能改变的是什么？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加上美方的推动，可能会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一带一路”前景堪忧。对此观点，我们要审慎对待。

一方面，不同国家都在艰难地寻找适合自身条件的保增长和保健康两大任务之间的平衡，由此派生出一些涉外政策上的变化。但国家之间，在财富创造、经贸往来等方面所依靠的“硬件”，也就是不同国家在疫前的“底子”，以及债务、结算货币、技术标准、贸易许可、海关规则等“软件”，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虽然导致不同国际机制都在进行调整，例如出现了像G7被扩容到G10（加上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甚至G11（俄罗斯）这样“重起炉灶”的动议，但是，这些国际机制的磋商协调性质并没有变化。

如何理性看待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及对“一带一路”带来的挑战？这就需要切实理解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间物质性关联背后的深层逻辑，我称之为“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由此审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与短板。我们要避免把中美贸易战看作“天塌了”的事，因为当前对全球产业链的描述和分析大多是碎片化的，没有揭示一个事实：无论是中美经贸关系，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原本就都是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坚持行稳致远的原则，经营包括与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间的物质性关联，把握不断变化的机遇，提高自身面对风险的应变能力，就会实现“东方不亮西方亮”。

▍“不变”的因素：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

新冠疫情难以改变世界对于“一带一路”的兴趣，这首先是因为疫情没有改变世界各国在一些大方向上的共同认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实体经济重要性的再确认。事实上，在疫情暴发前，美国已经认识到虚拟经济主导的增长模式的局限性。特朗普政府平衡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量，其背后的一个逻辑是进一步搞好美国的实体经济。长期以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变革之所以艰难，根本原因也在于所有成员国政府都将保护本国在全球实体经济中的份额视为特别重要的目标。经过这次冲击，各国更为痛切地意识到，实体经济在全球化物质生产链条中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一带一路”恰恰强调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各种产业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只是工具之一。

产业全球化所遵循的逻辑，便是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也就是全球化过程中各国间的物质关联，其基础包括技术标准、组织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三大要素。无论哪个国家，何种制度文化，在全球化中所追求或比拼的，无非是这三大方面。观察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挑战，以及“一带一路”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占据的位置，也应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一）什么是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中国有何优势与不足？

首先是技术标准。一个国家制定或更新技术标准的基本逻辑，一是保护消费者和生产的安全，二是促进产业的发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标准是各经济体管理和组织生产的依据，也是产品贸易得以进行的基础。标准的制定和适用问题属于国家主权范畴。同一类标准之间存在差异甚至排斥性，标准之争背后有政治、文化因素，不完全是教科书通论中所说的排他性竞争，以及实验室条件下可量化的水平高低。专利保护制度是标准制度的一部分，理论上，它保护创新，但不阻碍竞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众多国家的政府通过对技术标准和不同国家的专利适用性的微调，让本国产品在全球技术链条中发挥龙头效应，甚至巩固或强化产品的既有市场垄断地位，从而维护或扩大本国企业、产业的利益。在疫情期间的国际贸易中，典型的例子是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用物品的技术标准。我国在这方面的某些标准以及执行力度，跟一些国家的需求不匹配，是国际抗疫合作中出现“不友好”声音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顾左右而言他，反而会造成新的困难。

所以，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是思考中国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产品链变化的必然选择。我们绝不能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市场，就有了独善其身的资本。历史上，一些国家采用过于独特、严苛，与外界接轨程度低的技术标准，结果并不理想，因为它在保证本国企业能够守住本国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增加了本国产品在境外市场的竞争成本。所以，我们要坚持技术标准的全球化，与尽可能多的国家互联互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产品技术的标准化、专利化方面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前国外因药品等质量问题而出现的与中国供应来源“脱钩”的声音，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其次是组织生产的能力。一个先进的技术标准，只有在产地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的条件下，才能保证产品的更新换代与持续供应。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几方面的优势是一些国家所不具备的，一是交通网络，二是能源（特别是电力）足量稳定供应和跨区调配能力，三是产业和生产集成能力。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中国已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这是我们必须维护的优势，因为它是中国在组织生产方面维持竞争力的必要依托。

疫情期间，我读过一篇有关国际航运业的文章，其基调是疫后出于政治偏好而与中国“硬脱钩”的难度大。一方面，世界上最大的十个港口有七个在中国，其中仅上海港每年处理的集装箱数就超过美国洛杉矶港和长堤港加起来的吞吐量，体现的是大量产品需要在中国销售或中转到第三方国家这一产品链、产业链的基础环节。另一方面，即使在疫情期间，除了医疗物资的输送外，其他行业的很多生产部门也仍然对集装箱和海上运输业有需求。此外，各生产环节大都维持一个月左右的库存量，从中国运到其他国家需要差不多三个月的周转期，由于中国在两个月内就控制住了疫情并开始逐步复工复产，航运业受到的影响并不大。这背后是中国强大的物流能力在支撑。

最后是营销能力。以物美价廉的产品打开海外市场，包括通过政府给本国企业提供的补助、补贴和财政支持从而促进其产品的出口销量，一直是国际间的通行性做法。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政策是一个例子。欧盟自1962年以来的共同农业政策就是通过对农业的补贴，来保证欧盟国家粮食安全：一方面对成员国的国内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另一方面又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过剩农产品。美国农业更是由于经常性农产品过剩而严重依赖出口，从2019年至今，美国为了解决本国农产品滞销的问题，给本国农民发放了总价值达280亿美元的补贴来重振农业经济。这些营销行为背后是大国的博弈，通过提升产品的低价优势给进口国的同类产品带来竞争压力，进而可能引发反倾销、加关税等贸易保护战。我国对国有企业的出口补贴，近几年饱受国外批评，其背后的逻辑也是为了维持其生产规模，提升海外销量。

另外，产业链“去中国化”涉及到新的成本，一些发达国家要实现将其企业从中国撤出的愿望，其政府就必须对私企进行补贴，甚至对其产品做统购包销的安排。这种支持，也不是没有先例。过去十多年，日本企业中就有“中国＋1”的路线。所谓“中国＋1”，指的是为了降低投资和贸易高度集中在中国的可能风险，把部分产业转移到中国周边的第三方国家或区域，主要是东南亚。然而，这一战略实施的结果并不理想。尽管日企转移了一部分产能到东南亚，日本政府也耗费了巨资来补贴这部分企业的损失，但仍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产能留在中国。未来美国或其他国家要撤回本国的产业，也将面临相同的情形。不过，虽然市场看重的是中国物美价廉的优势，但随着中国市场要素成本的上升，日本的“中国＋1”已成为更多国家效仿的对象，这种蝴蝶效应是中国所不能忽视的。

综上所述，技术标准、组织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构成参与全球化贸易与竞争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且各国在其中的地位与实力是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动态变化的。尽管技术标准是中国的一项劣势，然而当中国企业把自身的技术标准与世界最高水平接轨之后，也能够逐渐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超出基建领域而在更广阔的领域创造优势。补足在这方面的短板有一个过程，但它是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经阶段。

（二）产业布局多元化趋势下，“一带一路”如何应对挑战？

当疫情使各国更加重视和保护本国的实体经济后，对“一带一路”有何重大影响？如果说这次疫情会给全球的产业链带来调整布局的动力，使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么很可能最先从药品开始。以药品为例，自2008年美国的“肝素钠事件”以来，美国就出现了与中国在制药业领域“脱钩”的声音，且国外对中国药品生产质量问题的抱怨是长期存在的。这实际上暴露的是中国在药品和相关领域技术标准及质量监管方面长期存在的短板。

然而，外国要想将药品产业从中国完全撤出几乎是不可能的。近三十年来，制药基地呈现出从欧美国家和日本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和中国）转移以降低药价的趋势，也同时通过降低仓储和运输成本，而扩大其产品在人口数量庞大的药品消费市场所占的份额。因此，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具备国际水准的原料药生产企业的总数上升了，仅排在欧洲、美国、印度之后，这表明中国已经在全球药品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全球制药产业链极为复杂，中国已深度嵌入其中，成为链条上难以分割的重要一环。只要做到提升国内药品安全水平，实现生产标准与发达国家的互通互联，并对制药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认真调查和及时纠错，则未来防止“脱钩”是有可能的。

需要注意的是，此类产业链调整的趋势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地缘经济意义上的“脱钩”，它更可能的导向是产业链布局的多元化或分散化，使之不那么高度集中在中国。这背后的逻辑不是为了打击中国，而是为了使其产业链、产品链变得安全可控，能够应对今后类似于新冠疫情的重大危机。这种举措是合情合理的。长期来看，过去制药业从欧美向中国等国家转移，也是产业链多元化、分散化布局后的结果。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局部调整，也必然遵循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面对“脱钩”“去中国化”的声浪，我国的政策和企业行为更应该强调运用经贸往来中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思维的力量。所谓“道义”，是在海外设立企业分部或建设工厂时，注重为当地提供研发和生产等领域的就业机会，在国际产品营销中注重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本土化成分，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策略。

在产业链布局多元化，分散化的趋势下，我们也应该对“一带一路”怀有信心，因为它是符合并深深嵌入到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之中的。“一带一路”以基建为优先项目，从技术标准来看，中国“走出去”的基建项目强调与国际一流标准互联互通的中国标准，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提升沿线国家相关产业的技术标准；从组织生产能力来看，通过改善沿线国家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中方企业为当地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硬件支持；同时，基建项目对沿线各国的营销能力也有所提升，表现在通过基础设施互联，既扫清了地方产业升级障碍，也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带动当地市场的发展。中方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所建设的基础设施对所有国家的企业开放，不具有排他性；只要维护得当，这些设施将持续发挥作用。所以，“一带一路”具有国际公共品性质。

▍面对五种“一带一路”，中国最应警惕的是什么？

必须看到，当前受到疫情冲击的只是旧的全球化思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资本逐利逻辑优先的全球化。而在新的全球化，也就是兼顾产业安全和社会效应的全球化的趋势下，唯有把握住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才不至于被时代的浪潮边缘化。当前，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继续存疑，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一带一路”的内涵存在单一化的理解。其实，理解“一带一路”应该从五个层面展开：

（一）官方倡议的“一带一路”

第一个层面是中国政府的布局，例如中方一开始就强调的五个方面的互联互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从规划看，“一带”旨在努力使中国与中亚、中东、整个欧洲之间的经贸和产业繁荣发展起来。“一路”则旨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中东、非洲地区的海上沿线国家的贸易和产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构想并非中国首次发明，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土耳其和一些欧洲国家，还有一些中亚国家，分别提出了各自版本的“丝绸之路”构想。甚至连美国也提出了相应的战略。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就曾推出了美国版的“新丝绸之路倡议”（New Silk Road Initiative）：美国及其伙伴通过在阿富汗支持各类基础建设，帮助阿富汗打开连接中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周边国家的新市场。以上这些国家的战略构想为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在全球化道路上自己摸索出来的可行发展之路，也是建立在对全球经济发展大势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创新型全球化战略。

这种创新型全球化战略受到积极响应，恰恰是因为它符合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让那些参与进来的国家有望利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经济体所提供的投资和贸易机会，成为主动把握全球经济增长态势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正如四十年前的中国把握住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势一样。

（二）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一带一路”

第二个层面的“一带一路”，是构建世界的产业链、产品链和价值链，也就是嵌入到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之中的“一带一路”。它与第一个层面有交集，但不是直接重叠的。必须看到，“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性的框架，某个国家是否参与中方的倡议，中国所提供的投资和贸易机遇仅仅是其众多的影响因素之一。作为该框架的提出方和东道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一项长线投资，因此，其实际的效果和意义还需要等更长时间以后才能看出来。

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官方声明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但它的产业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一环。比如印度，在我看来是第二个层面的“一带一路”中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参与者，它没有把中国能否提供优惠贷款视为重要考虑因素，也没签过任何政府间框架性合作备忘录，而是基于商业互利原则而行事。虽然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是最大的，但它并不像美国为了缩小逆差而对中国采取限制策略。尽管近期印度因为边境冲突，下架了一批中国APP，但从长远来看，两国的经贸合作不会因此止步。由此事件也可以看出，印度近年来对我们各类电子产品、电讯服务的接受速度很快。这些才是中国影响力的真正体现。这个层面的“一带一路”关注的是如何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或许由于经济水平较低，今天还处于产业链较低的一端，但未来的购买力也会提升，潜力可期。这类国家不一定只和中国做生意，但是作为世界产业链的一部分，它们的发展壮大是“一带一路”的真正支撑。

（三）发展中国家合作创新的“一带一路”

以上所说的这些极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塑造了“一带一路”的第三个层面，即发展中国家对国与国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的认同。这个原则未必是我方强调的“五通”，各国可能有自己的选择性，但与传统国际关系中默认的接受发展程度的差异，集中促进发展水平相当的经济体之间的关联逻辑相比，它是一种创新。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南南合作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积极响应。据2017年联合国大会上提交的《南南合作情况报告》中第5条（全文共102条）记载：“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包括南南合作在内的国际合作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已有100多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这一伙伴关系。该倡议侧重于加强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和设备连通、贸易畅通、金融一体化和民间交往。”这说明南南合作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建立在反殖民、反霸权的第三世界政治外交大团结的基础上，通过集体谈判，试图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斗争运动。它已经转变为南方的发展中国家与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南方与南方国家之间，在谋求南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上殊途同归的潮流。这些国家围绕发展道路的摸索将是开放性、多元性的，而不再局限于富国或强国的单向引导。“一带一路”满足了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性利益诉求。

这种创新的合作有别于结盟原则，例如，以往强调盟友的政治体制必须和自己保持一致才能结盟，而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更强调的是共同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则。也就是说，与中国打交道不一定要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也不一定要结成经济联盟，因为合作中更关注的是产业的建设，人员、物资的配置与交换，还有技术标准的互联互通。这种合作的内生动力是自主的发展需求，而不是让合作方替自己包干。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公开表态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中，虽然有失败的例子，例如那些经济和政策都高度依赖外援，缺乏自主创新，没有多少自己的投入，也没有集中力量为本国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人才的国家，但多数国家在合作中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比较成功的例子之一是埃塞尔比亚，它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业园，并对所有外资开放。随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强调自主发展和创新，它们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合作原则与发展模式是高度认可的，而只有强调自主发展的产业才有内生的动力。这才是“一带一路”的真正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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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扶贫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一带一路”

第四个层面是通过经济水平的提升来保证社会的稳定，主要针对的是联合国所定义的被陆地所困的小型经济体（landlocked small economies），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它们因缺乏可由本国自由支配的港口而更难从事国际贸易，也因交通不便或成本更高而对国际私人资本缺乏吸引力，需要依靠外来输血来促进百姓安居乐业，减少贫困，从而抵御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的传播。这种长期性的“扶贫”工作也是国际公共品，因为经济难民、疾病的跨国流动给全球稳定与发展带来了负资产。

（五）西方所歪曲和忌惮的“一带一路”

第五个层面，就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媒体和智库所鼓吹的“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将长期存在，无论中国做什么，他们都会往这一批评框架里套，我们不得不对此有长期思想准备。事实上，这种关于“一带一路”的排他性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应对这一挑战，一方面要意识到欧盟对“一带一路”的批评主要是规则导向，包括技术标准的要求，这未必对中方不利。中方应该在技术标准上实现与欧洲的互通，加强合作。另一方面，欧洲虽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然怀有殖民主义情结，但不可否认，它也曾是其中一些国家的现代化推行者。欧洲殖民史对这些国家的当代政治、商业文化和法律法规都有深远的影响，研究这些历史，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东道国的规则与风险的理解。

面对以上五种对“一带一路”的不同理解，中国最需要警惕的，是太重视第五个层面的“一带一路”，即地缘政治的“一带一路”，而忘记了第二、第三个层面的“一带一路”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产业布局多元化的浪潮之下，我们更应该重视“一带一路”未来所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贡献，即为世界的产业链、产品链和价值链的升级发展创造条件，为发展中国家对国与国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创造平台。作为以推动参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为目标的框架性项目，“一带一路”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开放性的，同时其具体项目涉及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民生利益，长期来看，它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支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大小、贫富，独立自主都是国家建设的恒久性追求，“一带一路”共谋发展的原则无疑是符合各方的利益与需求的，是全球化迭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蒙内铁路)

在某个国际会议过程中，有个外国学者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带一路不再只属于中国了，它已经成了全球的一带一路。”这里所赞赏的实际上就是“一带一路”强调的互联互通。这种全球的“一带一路”的实例之一就是中国在肯尼亚修建的蒙内铁路。这条铁路连接东非第二大港口蒙巴萨和非洲第四大城市内罗毕，是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一条采用了中国标准、技术和设备建造的，非洲大陆上时速最高、运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现代化铁路。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肯尼亚对铁路建设有着国际一流水平的极高追求，但由于100多年前英国修建的铁路严重老化，难以承担更大规模的运输量，物流因而成了该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在规划蒙内铁路时，中方采取了中国国铁一级标准，制定了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需求的技术方案，其成果是将全线货运吞吐量提升到最高可达每年2000万吨的水平，沿线物流成本也降低40%，组织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使铁路周围形成了产业聚集，也拉动了本地产品的营销水平。

这位外国学者认为，蒙内铁路这个项目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铁路本身，而是铁路带来的产业聚集，在铁路沿线和两端出现的日本、韩国、南非、荷兰的工业园让经济发展火热起来了，从而使全球产业链落地到了非洲。与中国过去作为传统援助项目的坦赞铁路相比，蒙内铁路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构件，更具有世界意义，它意味着“一带一路”已经从中国的项目，变成了真正助益于全球化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对于我们是一种长线投资，关键是如何遵循全球化的物质生产逻辑，即有利于沿线国家在技术标准、组织生产和市场营销上的“多赢”，从而赋予具体项目更多活力。而对于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是为了紧握世界发展大势，是基于对第二、三层面的“一带一路”所提倡的全球化发展原则的认可。所以，凡是有利于把世界的产业链、产品链、价值链做大，且有利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及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的“一带一路”，就算一些国家不认同，甚至公开反对或拒绝参加，也是值得我们长期坚持并深耕下去的。

—  2020年6月新刊目录  —

▍特稿

01.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潘　岳

▍封面选题：病毒的全球时刻

02.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

朱云汉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张蕴岭

04.疫情危机与世界秩序重构 

冯绍雷

05.全球化迭代演进：走向多样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

赵汀阳

▍专题：摆脱贫困

07.脱贫攻坚：后革命时代的另类革命实践 

李小云、杨程雪

08.精准扶贫如何改变乡村治理结构

王晓毅

09.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

徐　进、李琳一

▍中国发展模式再讨论

10.竞合模式：高铁技术创新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马　莹、甄志宏

▍历史观

11.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汪 晖

本文为“疫情改变中国与世界”文化纵横专栏特稿，经查道炯教授审定。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并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