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美国社会为什么病了？

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打压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新冠疫情在美国大面积爆发、一个黑人之死引发的广泛抗议……

美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许斯蒂格利茨的新书《美国真相》能回答这个问题。

7月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真相”的对话。以下为斯蒂格利茨演讲内容，身边的经济学经活动主办方授权发布，Enjoy：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 | 来源

01

为什么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大家好，非常感谢能有这次对话，今天的演讲我想谈一谈这本书的几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要回溯到经济学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回溯亚当·斯密所讨论的为什么同250年之前相比，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高了这么多？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科学，我们了解了自然。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了ZOOM这样的技术，在以前我们可没法这样交流，比如我们发现了导致的大量死亡和疾病的原因。我们发现了新冠肺炎之下所隐藏的病毒。科学实现了极大的进步。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有能力去组织和协调政治和经济活动。比如说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有权力制衡的政治系统，以及很多社会创新。

这两个原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生活水平能比250年前提高许多。

02

权利需要平衡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在成百上千年的漫长时间里，人类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滞的，突然，它开始大幅度上升，而如何能够继续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平？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衡量我们的生活水平。

第一，必须要有规则和制度。在复杂的社会里，人们需要交流和互动，他们会对彼此产生影响。例如，经济上会讲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没有任何经济体可以脱离监管而存在，这就是政府的一个重要作用。

政府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推动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需要基于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的很多方面都被认定是公共产品，例如：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理解是基于我们对DNA的理解，这来自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私有市场是不会对公共产品进行充分的投资的。

还有我们现在用ZOOM，是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互联网技术也是来自政府投资的基础研究。这样的基础研究规模不是私有公司可以实现的。

同时它的影响力也非常大。私有领域非常擅长于所谓的产品研发最后一英里将新事物代入我们的生活，研发新产品他们不会参与到基础研究中。还有其他的政府作用非常关键的基础领域，比如，教育、医疗和基础建设。

所以，政府需要像市场一样发挥非常重要作用。

市场和政府之间他们的权力需要平衡，这也是我的第二个主题。

03

国家财富的来源是什么？

第三个主题是我的一个困惑：究竟是什么让个人拥有财富，又是什么让国家拥有财富？

一个人可以通过从别人的手里抢走财富而致富。但是这不会让整个国家更富有；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掠夺别国财富而富有，但这不会让整个世界更富有。

我们会用一些非常强烈的语言形容这种做法，比如偷盗，比如剥削。不管如何形容，这都不是创造财富，而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且通常是从社会底层到顶层的再分配。

所以，在我的书中，我描述了很多一群人剥削另外一群人的各种方式，这样会加剧不平等。不幸的是，当你看到位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的人，你会发现，即便不是全部，他们的大量财富也都是来自于剥削。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市场势力的剥削，即垄断；另一个例子是利用人们的弱点剥削，在美国我们有很多为了盈利而建立的私立学校，比如特朗普大学。它们唯一的本事就是找到那些脆弱而渴望出人头地的人，然后利用他们。

我们也有一些药物公司，他们销售了很多阿片类药物，赚取了无穷的财富。但是，却导致了大量滥用阿片类药物的死亡。

我们还有食品公司，生产会让人上瘾的食品，导致儿童糖尿病盛行。

我们还有汽车公司，他们对于他们的车所制造的污染撒谎，让大气质量恶化，让气候变化更加严重。

我们还有金融公司，如银行，他们提供掠夺性和歧视性的贷款。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处于顶层的人变得愈加富有，但代价却是牺牲其他人。

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是可以防止这些对社会有害的活动。

比如说，有一些社交媒体公司，他们散播了假消息与谣言，煽动性内容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目前美国所面临的，也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越来越加剧的不平等。国家很富有，但是人民却很贫穷。

我们已经可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看到问题的后果。疫情对每个人并非平等，最弱势的群体收到的影响最大。也就是那些收入最低的群体，他们不仅是收入方面遭受不平等，在健康方面也是如此。

所以，这就是我对于这些美国“疾病”的诊断，我认为这些问题存在于众多甚至每一个社会中。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我在书中开出了两剂“处方药”。

04

两剂“处方药”

我在书的第一部分中谈到，其实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比如人工智能、全球化以及技术创新，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所以，我们更需要采取一些政策来解决和纠正这些问题。

于是，在《美国真相》的第二部分，我试图开出一些问题的处方，有些处方是比较宽泛的，虽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针对美国读者来写的。但是我所说的宽泛的原则其实对于每个国家都适用。

处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如何为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比如正确的法规政策、投资政策以及社会保护政策。我强调的法规政策的一方面是环境问题，市场自己是不会保护环境的，所以我们需要法律法规来保护环境。我们也需要保护我们自己。

市场天生就不是竞争性的，公司非常喜欢垄断，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必须限制垄断的势力。这也是过去107年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美化经济势力。我经常强调的还有美化政治势力和扭曲政治进程。游戏规则其他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在读经济学的课本时，你可能忘记了这些规则有多么重要，比如公司治理规则、CEO的势力以及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是不是工人真的在其工作的公司决策过程中有发言权；还有破产法，破产后谁会得到补偿等等。所以，有很多的法律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决定社会的效率，而且决定社会的公正和分配。

处方的第二部分是如何能够让社会的大多数人能够过上基本的中产阶级生活。

在美国，50年前，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但是，我们现在逐渐意识到，这种基本的中产阶级社会，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已经遥不可及了。比如说，体面的住房、孩子的教育，以及安全的退休金计划，是不是有医疗保险，这些合理的期望，变得越来越难实现。

美国社会是比较富裕的，但事实上，很多比美国贫穷的社会都已经可以为人民提供上述的保障了，虽然这些社会提供的保障水平可能会低一些，但是每个社会都需要承诺为老年人提供社会福利。

如何更好的提供社会福利？我在书中提到了一个不同的方法——公共选择权。可以让私有市场和政府同时提供医疗保险，这样既增加了竞争压力，也能给人民更多的选择。

当然，除了医疗保险外，抵押贷款和退休基金都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公共选择权只是其中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拓展更多的工具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05

合作协同

而非剥削

最后，我必须强调，政府在大萧条后有义务保障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工作，并为愿意工作的人提供一份工作。

在美国，我们通过了完全就业法案，来确保每个人都能就业。但是从1948年以来，我觉得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兑现自己的诺言，很多人即使想要工作，却仍然无法得到一份工作。

所以，我在书里所提倡的一点，就是政府需要做出承诺。如果通过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手段，市场仍不能提供就业机会，那么政府就应该出手解决了。

大萧条时期，政府就这样做了，比如说当时进行了平民保育团计划，并建立了WPA（公共事业振兴署），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享受这些项目带来的利益，比如它修建了道路、水坝和自来水厂等，这些项目也反过来塑造了美国。

我们让市场去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也需要承认市场有其局限性。当市场不能满足需求，政府就有义务干预。

我在书中也提到了叫做进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在欧洲可能叫做社会民主，它其实是一种经济措施，我觉得比起过去40年的新自由主义体制，进步资本主义可以做的更好。

过去半个世纪，我们沿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前行，进行着一场经济体系的实验，实施着涓滴经济学等一系列宽泛的理念，这些理念认为市场可以解决自身所有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实验失败了。

所以，在《美国真相》这本书中，我想说，除了这个失败的实验，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一个并非基于剥削，而是基于合作和协同的选择，这个选择才是过去40年中，经济科学所教给我们的更优选，我也相信，这个选择可以让人民共享繁荣。

谢谢大家。

本文摘编自7月3日《真相对话》暨《美国真相》新书首发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演讲内容，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主办，@身边的经济学 经主办方授权首发，转载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关于作者：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全球尖端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