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不可将中美关系化约成经济关系，还有更重要的文化关系

当下对中美关系，以及中西关系的研判上，存在一个很普遍的错误，就是“经济主义”，将中美关系同于经济关系。这样以来，经济上的“竞争-合作”就囊括了中美关系的全部。

在“经济主义”的视角下，经济实力上的强弱，也就是成为区分中美和中西的唯一评判标准，无论是对当下，还是对历史均是如此。历史的中国正是因为经济实力上的贫弱，所以才被西方列强侵略、凌辱。但是当下的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了，已经由弱变强了，甚至直逼超级大国美国了，所以这让美国很不安，引发了以贸易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美冲突。

实际上，中西文明的差异，关键在文化，并不在经济。在中美关系中，文化关系也比经济关系更关键。“竞争-合作”说的只是经济关系，不能涵盖文化关系。文化关系是指中西、中美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可以概括为“夷化-教化”。中国在文化上接受西方的影响叫“夷化”，中国在文化上影响西方叫“教化”。

这几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一个讲话，在网上流传甚广，也颇受好评。原因在于，这个讲话承认了中国已经崛起和变得强大的事实，甚至还规劝起美国来，也要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李显龙的讲话也是“经济主义”的，只看到中美关系和中西差异中的经济因素，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文化因素，因而其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肤浅和错误的。

下面摘录一段李显龙的讲话：

“中美之间不存在无法化解的根本意识形态分歧。虽然中国就政治体制而言是个共产主义国家，但它在很多方面却是采纳资本市场原则。冷战时期，苏联企图颠覆世界秩序。但中国大致上遵循由美国主导、以现有多边机构组成的规则框架，并从中受惠。冷战时期，共产集团试图将共产主义输出到世界各地。但今天的中国并没有试图把其他国家变成共产国家，事实上，中国经常被指过于乐意和一些国家和领袖进行贸易往来，不论他们的名声和地位如何。中国所给予的理由是它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李显龙之所以认为“中美之间不存在无法化解的根本意识形态分歧”，是因为“虽然中国就政治体制而言是个共产主义国家，但它在很多方面却是采纳资本市场原则。”

李显龙是用“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范式来分析中美。显然，他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涵盖一切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任何社会，要么是资本主义的，要么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只是在名义上是共产主义的，在实质上则是资本主义的，“采纳资本市场原则”。因此，李显龙认为中美社会在本质上无差别，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大家庭，这样以来，中美冲突就完全是经济冲突、利益冲突。

事实上，无论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核心关注都是经济分配问题。在资本主义中，经济分配为私人资本所控制，导致分配两极分化的出现，极度不公平。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资本共有，消除私人资本对分配的控制，而实现分配上均平。

因此，“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分析范式就是一种经济主义，在对社会的分析中，只考虑经济问题，而不考虑文化问题。用这种范式去分析政治和社会，也注定是只能看到经济之皮毛，而不能看到文化之内里。

就中国而言，无论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均不足以描述其社会真相。中国社会既非共产主义的，也非资本主义的。在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外表之下，真正决定中国社会的，是“中国实际”、“中国特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

因此，尽管都是在表面上实行共产主义，但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绝不相同。同样，尽管表面上都发展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美国的也绝不相同。中国是中国，苏联、美国是苏联、美国。在文化上，无论与美国，还是与苏联，都存在本质差异。正是这种文化上的本质差异，导致了中国与苏联之间，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冲突。

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包括曾经与苏联的冲突，以及当下与美国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不是经济的强弱造成的，而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不是经济冲突，而是文化冲突。

因此，单纯利用经济手段，靠着经济上的合作，是无法从根治这种冲突的。要根治，必须靠文化手段，即靠着文化上的教化才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还是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的。事实上，文明冲突说在美国已经成为和主流的看法，甚至主流到被美国政府当成指导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主任，凯润·斯金纳(KironSkinner)，此前就公然以文明冲突说作为美国政府应对美中关系的指导思想。她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 她认为苏联和“冷战”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内部的斗争”，但中国是独特的挑战，因为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

这很有意思。如果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分析范式，苏联更应该与中国划为一家，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美国为敌。但是，按文明冲突的范式，苏联却与美国为同一家，两者共同与中国为敌，因为苏联和美国拥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都信奉基督教，而中国则没有宗教信仰，奉行的儒家思想。

说文明冲突说更为合理，是相对经济主义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分析范式而言，因为考虑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是，由于对文化本身的理解过于肤浅，导致文明冲突说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错误的学说。

文明冲突说将宗教等同于文化。基于宗教标准，亨廷顿将目前的人类文明分成三大块：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

其实，宗教形式与经济形式一样，依然是表层的，并非文化的实质。如果以宗教标准去区分文明，并宣扬文明冲突，那就是在挑事，就是在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似乎永远无法消除，因为信仰上的形式差异总是存在的。

用中国传统的观点看，亨廷顿只知“异”而不知“同”，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导致无法去实现“求同存异”，实现“天下大同”。

那么正确的文化标准应该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传统的标准。中国传统区分文化的标准就是“义”，按照这个标准，人类文明只能分成两大块。一块是讲“义”，以“义”为中心，这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明、文化，也是传统所讲的“礼仪之邦”；另一块则不讲“义”，不以“义”为中心，这样的文明是称其不上文明、文化的，而属于“蛮夷”。

中国传统上讲“义利之辩”，这不仅是个人意义上君子、小人的区分标准，也是文明意义上文明、蛮夷的区分标准。舍利取义是君子，是文明，舍义取利则是小人，是蛮夷。利不仅包括经济之利，也包括宗教之利。

个人之间的和睦，社会中真正和平的美好秩序，必须建立在“义”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利”的基础之上。求“义”则大和，逐利则大争。

如果以“义”的标准对全球文明进行区分，那么将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中国，是“义”的，属于真正的文明、文化；另一块则是中国之外的所有文明，是无“义”的，属于蛮夷。

当今世界的主要冲突就是中西冲突，也是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有的“华夷”冲突、“义利”冲突。经济冲突只是“利利”冲突。

要真正消除这些冲突，必须对蛮夷进行教化，让他们知道何为“义”，学会“舍义取利”，而成为“义”的文明。当全球都知道“义”时，真正和平的全球秩序也就有了基础，真正的天下大同也就有了基础。那时地球就不是一个逐利的“地球村”，而是一个求义的“地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