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徐用仪之死始末：庚子拳匪之乱剪影

作者：史遇春

一

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子年，也是鼠年。

此时，清王朝治下的中国，社会大背景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一、西方列强正积极划分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二、因为外国人传教的后遗症爆发，中国华北地区频繁发生教案；

三、天灾不断出现，民众的生活非常艰难；

四、清王朝的宫廷权利斗争被内外交困的局面所激化。

这一年的春季，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后来被清政府赋予“义和团”的农民动用私刑，屠杀了大量信教的群众，纵火烧毁了教堂和信教徒众的房屋。这一年的六月，清慈禧太后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了外国在天津的租界，最终引发了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一事件，在清人的记载中，多称之为“庚子拳匪之乱”。

庚子拳匪之乱的过程中，发生了徐用仪等多位大臣被清廷诛杀的的事件。关于此事，清人朱彭寿在他所撰著的笔记——《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四中，有详细的记载。

读到这一段笔记的时候，历史事件引发思潮翻滚，同时，也有良多的感触。于是，我就想着，可以根据笔记原文，把这件事写出来，让大家看看当时的各种社会状况，看看真实的历史场景，也看看亲历事件者对时事的态度。

至于各位读者看完本篇之后，会生发出什么样的情感与思绪来，也只能各人随缘了。

庚子拳匪之乱的时候，《安乐康平室随笔》的作者、清人朱彭寿的同乡徐用仪，因为在朝廷任职的过程中，意见与当权派相左，得罪了权力至尊与皇亲贵胄，所以，在这一场变乱之中，他竟然被极刑处死。说来，真是可悲可叹！

既然本文是在讲徐用仪遇害的始末，那么，有必要先来介绍一下徐用仪其人。

徐用仪，生于清宣宗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10月22日），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8月11日）被清廷处斩，终年75岁。字吉甫，号筱云，浙江海盐人，晚清名臣。

清文宗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举人。

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为军机章京，次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清德宗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为太仆寺少卿，迁大理寺卿，曾上《整顿圜法疏》，提出整顿钱法的建议，并奉旨议行。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任军机大臣；本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和李鸿章、孙毓汶等相结纳，为主和派代表，与主战派的翁同龢等人相抵触，被弹劾为“朋比误国”，而退出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奉命再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任会典馆副总裁。后擢升兵部尚书。因与主张利用“义和团”排外的爱新觉罗·载漪等人意见相悖，招致清慈禧太后等人更大的忌恨。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与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一起，被处斩于北京菜市口。这三人与先前被杀的袁昶、许景澄一起，合称“庚子被祸五大臣”。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德宗光绪帝下诏为其平反。

清逊帝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追谥忠愍，厚葬于澉浦邵湾（今浙江省海盐县六里乡）。浙江人为他设立祠堂于西湖，与许景澄、袁昶并称“三忠”。

曾纂成《海盐县志》刊行，另著有《竹隐庐诗存》等。

徐用仪的生平概况介绍完毕。

继续庚子拳匪之乱中徐用仪的遭际。

徐用仪被清廷处斩，当日的情景，为《安乐康平室随笔》的作者清人朱彭寿亲眼所见。

因为与徐用仪有乡人之谊，有亲戚之缘，所以，徐用仪罹难之日，他身后事的料理和处置，也是朱彭寿主要参与并亲手操办。

但是，当日的情景，并非朱彭寿当时所记。

等到朱彭寿记述徐用仪遇难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十多年之后了。有一天，朱彭寿夜坐江楼之上，不知因为何事，触动了对往昔的记忆，庚子拳匪之乱时发生的一切，又浮上了朱彭寿的心头。回首前尘，对朱彭寿而言，真是如烟雾、似梦境一般。朱彭寿稍稍稳定了一下思绪，缓缓整理了一下思路，轻轻拿起笔，怀着复杂的心情，将当年所亲历的一切，记述了下来。

前文已稍有提及，徐用仪与朱彭寿不仅仅是浙江海盐的同乡，他们在亲戚关系上还有中表之亲缘。

徐用仪的母亲是朱彭寿的父亲的堂姐。

这里，还需要详细解释一下：

徐用仪的母亲与朱彭寿的父亲是同一个曾祖父。从曾祖父算起，徐用仪的母亲与朱彭寿的父亲是第四代的堂姐弟。

（在我们家乡，听我的父亲说，以前，人们比较重视家族，所以，五服以内，都算是近亲，关系都是比较密切的。所谓五服，我后来读书才略知，在中国的礼仪之中，五服是根据亲缘关系的疏密，对孝服礼仪的定义和规范。当日，我问父亲关于五服的概念，父亲的解释是：同一高祖父开始、曾祖父、祖父、父亲以至儿子，总共五代人，算是在五服之内。）

从称呼上来说，朱彭寿要叫徐用仪的母亲为姑母。从关系上来说，徐用仪的母亲是朱彭寿的再从[zòng]姑母。

所以，徐用仪与朱彭寿为姑表兄弟，只是血缘关系上稍远一些。

徐用仪是由举人任清廷刑部主事的。之后，他又考取了军机章京，后经推荐拔擢，升任至兵部尚书（即所谓的大司马一职），并加封太子少保（虚衔，以示恩宠）之衔。

徐用仪居官四十多年（从其公元1859年34岁中举至公元1900年75岁被杀，前后计42年），完全做到了戮力奉公，恪尽职守。

徐用仪一向行事恭谨、恭敬。徐用仪的为官之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定要在三个字上下功夫，这三个字分别是：清、慎、勤。“清、慎、勤”三字，既是徐用仪为官的原则，也是他自我惕厉的准则。

官事之外，在待人接物、人事关系上，徐用仪性格和善，脾气耿直，他严守官场的规则，所以，虽然身居高位，徐用仪的家里从来没有闲杂人等出现，徐用仪的门前也没有各类交通徇情的车马停留。

二

庚子拳匪之乱前，徐用仪担任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相当于政府的外交首长）。在此任上，处理相关外交事务，与外国人交涉时，只要是遇到对清廷不公平的待遇、遇到有伤国家大体的事项，徐用仪都一定会据理力争、持续交涉、往复辩驳，他从来都不会因为外国人的势力和气焰而有所屈服，他也不曾被外国人的威胁所吓倒。甚至在情况危急的时候，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朝廷的体面，徐用仪还曾拍案而起，和外国人极力争辩。

因为有亲戚关系，并且相交甚笃，徐用仪曾经把自己在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任上发生过的几件与外国人交涉的真实事体，一件一件地详细讲给朱彭寿听过。徐用仪在讲述的过程中，即便是对往事的回放、尽管事情过去已有时日，他仍然会愤愤不已、心绪难平。这些事情，在朱彭寿听来，也是感慨万千、深深敬佩。从当事人对这些事情的讲述中，朱彭寿也亲切感受到，当时以及后来社会上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的传言，是多么地不靠谱！局外人都说，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在处理与外国相关的事务时，除了一昧的退让顺从外，别无作为。其实，这实在是有些夸张，大多数都不过是道听途说、未曾思索、轻信所闻的结果。

农历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之后，徐用仪再次奉清廷之命，以兵部尚书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再次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对徐用仪而言，已经是驾轻就熟了。所以，这个时候，总理衙门里的各项事务，他完全能够自如应对、游刃有余了。

农历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的春季和夏季，靠近京城的那些不肖之徒，聚众习练拳法。那些习练拳法的人受到蛊惑，自称联系这种拳法之后，就会有神助。他们在宣传鼓吹的煽动下，非常坚定的认为：这种神助的拳术非常厉害，可以躲避枪炮的袭击，有枪不入的奇异功能。这种拳术活动在各处遍地开花式地习练以及对这种拳术神乎其神的各种传播，一下子就闹得沸沸扬扬，突然间就变得声势十分浩大。

当然，这个时候，清王朝虽然开放不足、人们的思想还未脱离迷信，但是，对于所谓的习练拳法可以躲避枪炮、可以刀枪不入的传言，很多有头脑的人还是完全不相信的。

习练拳术风行之后，清王朝的那些个昏聩无知、刚愎自用的亲王、大臣，那些个一直以来对外国人深深仇视的官员，听到拳术习练的传闻之后，心中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把这些个可以躲避枪炮、可以刀枪不入的乱民组织起来，利用这股子民间势力，让他们去对付外国人，不但可以抵御外国人的予取予求，可能的话，还可以洗刷以前外国人给朝廷造成的屈辱。同时，这也可以为他们的政治意图服务和利用，如果事情有成，完全可以借此对政见不同者、权力争斗者以斗争和打击。

这一拨希望利用习练拳术者抵御外敌的清朝官员，在征得朝廷实际掌权者点头同意之后，他们就把那些习练拳术的徒众征召进了京城里面，对他们大加褒奖，给予他们优厚待遇。为了名正言顺，在征得朝廷许可后，还给那些习练拳术的团体一个褒扬性质的称号——“义和团”。

“义和团”是一个以迷信拳术为主要支柱的松散组织，其人员构成相当复杂。这样的特征，决定了其活动的盲目性和不可控性。义和团虽然也有他们自己行事的旗号，但是，在组织松散、人员混杂的情况下，旗号只是遮人耳目的标签，旗号下面的人心是不统一、是各怀心思的、是四分五裂的。因此，“义和团”前期虽被清廷正名赐号，在他们生出许多祸端之后，便又被清廷被打成了十恶不赦的乱民、匪众。这既是很多受蛊惑的单纯民众的悲哀，当然，这也可以看出当权者无耻、无义、凶残的本质。

本年农历五月中旬，“义和团”在京城的大栅栏一带肆意纵火。这一场大火燃烧起来之后，因没法控制，以致于延烧了街面上的很多店铺，受灾害的店铺数量有好几百家之多。那些无辜的店家，没有招谁、没有惹谁，平白遭了这人为的灾殃。因为“义和团”背后有朝廷的支持，他们有人多势众，所以，那些无辜被焚烧了店铺的民众，哭告无门，只能默默忍痛。

纵火焚烧大栅栏一带的时候，“义和团”还处于清廷的保护之下。所以，如此严重纵火案件，本该查明事情原委，追究相关人士的法律责任。可是，对于此案，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事人一般。大栅栏纵火凶案发生之后，清廷并没有任何的惩治措施，也没有逮办任何一人。

“义和团”大栅栏纵火案发生之后，清廷不闻不问的结果，就是大大助涨了“义和团”徒众的嚣张气焰。自此以后，他们自以为可以凌驾于清廷的法令之上，所以，对于清廷的命官，他们也完全视作土人木偶，待之形同无物一般。“义和团”开始呼号召集他们的同党徒众，光天化日之下，携带兵器利刃，在大街上横行无忌，多有胡作非为之事上演。

接下来，“义和团”开始大规模焚烧捣毁教堂，开始围攻各国驻清廷的使馆。

焚毁教堂、围攻使馆的事情发声之后，作为兵部尚书的徐用仪坐不住了。

徐用仪的着急，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因为他对外交事务的熟稔。徐用仪深知，就其时清廷的状况，依实力而言，外国人联合起来的力量，与清廷对比，他们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如果“义和团”挑衅酿祸，导致战端一开，这肯定对大清的江山不利、对朝廷有伤。另外，作为一名清楚了解时事、清醒认知社会的开明官员，徐用仪对“义和团”的行事作为也深怀忧虑。他认为，“义和团”众之中，有很多混混、无赖，这些人，基本上属于匪徒一列，这是“义和团”人员构成让人担心的地方；另外，那些所谓的能够躲避枪炮、可以刀枪不入的假话，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根本不能相信，这是“义和团”真实实力让人怀疑的地方。

在清廷朝会时，徐用仪正直，他根本没有考虑实际掌权者的意图，他就事论事，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对时事的担忧，诚恳地说明“义和团”无法无天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且，对于利用“义和团”焚烧教堂、攻击外国使馆的事情，徐用仪也完全持反对态度。这期间，前前后后，多次朝会，徐用仪都始终如一，坚决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三

前文已提及，那个时候，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清廷的实质掌权派人物倾向于重用“义和团”，并且，他们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

每次朝会，徐用仪的陈说都与当权派背离，这就使得当权派要推行他们的意志时，受到了牵绊和阻碍。因此，当权派对徐用仪及与徐用仪意见一致的人都非常不满，并且怀恨在心，他们视徐用仪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

这里，您或许会说，既然是当权派，那么，直接下手就好了，哪里用得着那么麻烦啊？

其实不然！

政治是各种派别的角力场，当权派虽然手握实权，但是，他们也必须顾及其他派别的感受，也要考虑社会的观感，也要避免舆论的压力。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无耻到什么都不顾的当权派。就历史长河总体而言，无耻到什么都不顾的当权派还算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并不会赤裸裸地蛮干。因为，政治在很多时候是必须要耍手腕的，政治在很多时候是必须要表演的……

不能野蛮处置，那么，肯定就不可以野蛮行事！

于是，当权派及其爪牙寻找各种机会，罗织各种罪名，对徐用仪加以陷害。他们在外面散步谣言，说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通常和外国人交流往来很多，这些人，肯定都是受了外国人的好处，所以，他们害怕外国人，处处袒护外国人，时时为外国人讲话，说白了，这些人全都是汉奸。他们还说，这些人，留着终是祸害，一定要把他们杀掉，才能对得起天下人。

当权派所指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当然是以徐用仪为代表的，不用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更何况，这个时候，徐用仪还是兵部尚书，占着个非常重要的大位子。

本年农历七月初三，与徐用仪为浙江同乡的吏部侍郎嘉兴许竹垞（景澄）、与徐用仪为浙江同乡的太常寺卿桐庐袁爽秋（昶）两人因为直言，在闹市之中被当众处以极刑。

无论当时的清廷官场有没有地方派别，就籍贯判断，这几个浙江人，在当时朝廷中身居高位，按照权谋论的推测，他们完全是可以成帮、成派的。因此，别人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浙派；加害他们的人，也可以给他们扣上浙派的帽子来斗争。

这两位浙江籍官员被处以极刑，这件事肯定对徐用仪的触动非常大：一则，最明显的是被处决者籍贯与徐用仪相同，都是浙江同乡，就乡谊上，他肯定会心里难以接受；二则，被处决者和徐用仪一样，也都是喜欢直言，他肯定也想到了此前自己在朝会上的直言极谏。看来，说真话并不是简单的事，也不是容易的事，说真话是要用生命来负责的！

眼见同僚、同乡、同直言的两位大臣被朝廷处决，徐用仪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处境的危急。同时，因“义和团”焚烧教堂、攻击外国使馆的事情发酵，外国人已经集结军队，开始侵略了。虽然内外交迫，但是，徐用仪不是那贪生怕死的人。

在许景澄、袁昶被处死的第二天，也就是农历七月初四，徐用仪给《安乐康平室随笔》作者朱彭寿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徐用仪的信中谈到，自己的两个儿媳与几个孙子，他已经派三儿子送回浙江原籍了；信中还问朱彭寿的父亲，在形势如此不稳的情况下，朱家的状况如何？朱家做了什么样的安排？

这封书信结束之后，徐用仪又另提一行，其中写到：

昨天发生的事情（许景澄、袁昶被斩事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这真可以说是千古不遇的奇冤啊！

朱彭寿的父亲看完这封信，因为文后那一行另提的语句，用词激烈，涉嫌议论朝廷、流露了对政事处置的个人意见，在时势如此波诡云谲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召来祸端。于是，朱彭寿的父亲对书信做了处理，他小心翼翼地将另提的那一行字裁割下来，当即焚烧掉。

接下来，京师内城城门被全部封闭了起来，内外消息完全隔绝。

当时，朱彭寿家就住在上斜街，也就在宣武门的边上。

本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午后，城门忽然打开。路人议论纷纷，说是今天又要出大差了。当时京城里的人都把行刑称为差使。所谓的大差，就是有人要被斩首示众了。

这一天，老天含悲，小雨过后，天色稍稍放晴，但是，阴暗凄惨之气充斥空气之中。下午五点左右，义和团众和清廷的步兵押着几辆囚车、从城门蜂拥而出。

此前，因有浙江同乡被朝廷处死的事情发生，朱彭寿很不放心，所以，这一天，城门一开，听说又要行刑，朱彭寿就站在路边观看，但是，因为不敢靠近，押解人犯的人又很多，围观的人也不少，所以，朱彭寿不知道那囚车上押的是什么人。

看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朱彭寿马上派仆人前往行刑的菜市去打听消息。

一直等到傍晚，朱彭寿派去的仆人才回来报告菜市行刑的消息。说是当日行刑的人分别是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杨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三人同时被处斩。

当时形势混乱，传发朝政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邸报已经停发多时了。所以，无法得知这三人获罪的详细情况。原本可以在邸报上所登载的朝廷谕旨中看到的、对处斩者开列的罪状，这个时候，也无从获知了。

四

自从朝廷有制度以来，按照通常的惯例，一般有人受刑时，家属都会事先知道消息，官方也容许家属随同前往，等行刑结束，家属可以即时对受刑人装棺入殓。

朱彭寿听当日打探消息的仆人回来讲述行刑现场的情况说：立山、联元两家，在二人受刑之后，都有亲友收尸，且入殓后已抬棺而去。

徐用仪被逮捕的同时，他的住家、官邸已经被拳匪洗劫抢掠一空，徐家的家人在拳匪打劫时，已经四散逃亡，不知行止所踪。故而，徐用仪受刑时，并没有家人、亲友跟随，当然，就没有人料理后事了。

当日，三人受刑，两人被亲友收殓，可怜徐用仪一人，横尸法场，无人收埋。

朱彭寿听仆人讲完刑场的情况之后，赶紧张罗徐用仪的后事。这不论在亲戚关系上、同乡之谊上，都是必须做的，这也是为人的道义。

受此极刑之后，受刑人都会身首异处。按照通行的处理方式，作为曾经在朝廷担任要职的官员，他们在受刑之后，都先要把头和身体缝合起来，才能收殓入棺。这种缝合的事情，一般人根本做不了，一般人也没有那个胆子和勇气去做。所以，缝合的事情，按照以往的规矩，都是刽子手操持的。但是，刽子手的缝合身首，并不是义务，而是要收费的。

这天下，古今一样，没有银钱，根本就办不了事。

这世间，内外同理，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

当然，刽子手缝合所要的银钱数量，也没有常数。收多收少，全都是刽子手根据个人判断，视受刑人的家庭情况、官爵地位而定。

当天，朱彭寿派人去询问，徐用仪的身首缝合费用需要多少，刽子手也不客气，竟然直接大开口，要了四百两银子。

这个时候，徐用仪的家人已不知去向，所以，银子的事情，徐家是指望不上了。

此前，前门外街市被拳众纵火焚烧之后，银号、商房基本上全都歇业了，也没法到这些地方去找主意。

事出紧急，仓促之间，四百两银子，这要从哪里去借贷呢？这还真是让朱彭寿头疼、这还真让他作难啊！

这个时候，是农历七月中旬，正是可以热死人的季节，也是东西容易腐败变质的季节。徐用仪横尸法场，身首异处，不赶紧处理，恐怕后面会难以收拾。

要刽子手缝合身首后，徐用仪才能入殓，可是，四百两银子又一时无法凑齐。实在没有办法，朱彭寿暂且派仆人买了几个大冰块过来，并把冰块摆在徐用仪尸体的边上，防止腐烂。

在处理的过程中，朱彭寿又安排仆人允诺刽子手，一定会凑钱，请他不要离开，帮忙看守尸体。还对刽子手说：已经派人去这家报信了，这家人得了消息，一定会携带银钱，前来收尸。

这个时候，有一江西某人前来探望，因当日事情繁杂、或者不便通问、或者写此文时时日过去太久，所以，朱彭寿没有明示那位江西某人的名姓。

这位江西某人来到刑场，说自己是徐用仪的亲戚，得到消息后，急忙赶过来探望。朱彭寿急着筹钱，留仆人在这里，担心守护的力量不够，遇事没法处理，他只好请求江西某人帮忙，与仆人一同照看徐用仪的遗体。

徐用仪等人被朝廷处决之后，大的形势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前，天津已经失守，外国联军（后正式组建为八国联军）已经逼近大清王朝的首都。就在清廷处境如此窘迫的形势下，清朝的提督董福祥率领的军队，还打着抵御侵略的旗号，说是需要车辆支援战争，进行着搜刮民众的事实侵扰。在这种内外交迫情况下，一般天还没有黑，民众都已经把家门严严实实地关闭起来了，路上，要见个人影，都十分困难。

在此艰难的景况下，凑钱，而且要凑一大笔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当天晚上，朱彭寿一家人坐立难安，彷徨无助，晚饭也没吃，也没人能够睡得下去。这一时刻，亲戚徐用仪的遗体还暴露在法场上，身首异处；周围的形势危殆，外国联军重兵压境，顷刻之间，就可能攻破京城，也不知道下一刻，这一家人要如何活命？

好不容易，捱到清晨，天才露出那么一丝亮光，朱彭寿就同自己的哥哥朱旭辰走访了时为刑部司官的浙江同乡嘉善钱干臣（能训），并且邀请钱能训一起前往住在贾家胡同的浙江同乡、时为兵部陆军长官的周镜渔（儒臣）家中，商量徐用仪的身后事宜。周儒臣是徐用仪的女婿，徐用仪昨日被处死的事情，周儒臣还不知道。朱彭寿、旭辰兄弟，钱能训等到周家时，周还没有起床，众人急忙把他叫起来。这个时候，徐用仪夫人的侄儿、身为县令的查慕周（维桢）也赶到了周儒臣家。于是，大家一起商量如何料理徐用仪的后事。

五

最后，由查维桢出面，向他的一位军官好友告贷，借来了朱提银四百两。这四百两朱提银，是查维桢的军官朋友新领的军饷，总共有八枚，是每枚五十两的大元宝。

银钱有了着落之后，大家分头购置棺木、寿衣、衾枕等物事。

另外，还派人一再叮嘱刽子手不要走，让他守在遗体的旁边。同时，还不断和刽子手商量，说是徐家已被洗劫一空，家人生死不明，音讯难觅，不知所在，现在，料理徐大人后事的都是些亲戚朋友，希望刽子手慈悲怜念，能否将缝合身首的费用减少一些。

大家一直从天麻麻亮忙到了日头近午，才把一切该预备的东西基本置办齐备。这个时候，经过百般沟通，刽子手也答应降低收费，将缝合钱从四百两减到了一百两。

这一天，徐用仪家以前的一个婢女，听说徐用仪被处斩，也和她的丈夫赶来刑场。这位婢女的丈夫，浑身打扮，和拳匪一模一样。他过来问了相关情况后，说是：这个事情，如果由他经手处理的话，刽子手一定还会再让价的。

这个时候，一则和刽子手最终的价格也讲好了，再则大家看见婢女丈夫的拳匪打扮，内心可能也会有些复杂。于是，就对他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就不要再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了。

听大家这么说，那位婢女的丈夫非常生气地瞪大眼睛看着众人，质问这事是谁管的，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后经旁边人的劝解，他才怨恨之中夹杂着失落，不情愿地离开了。

哎，当时的情况十分艰险，众人担心，那个婢女的丈夫是拳匪中人，如果稍稍违背他的意愿的话，他都可能强加一些流言蜚语，把这些不相干的人全部抓捕到庄王的府中，也未可知啊！

为避免再生枝节，大家快速将徐用仪的遗体处理清楚，穿好入殓的衣服，铺盖好之后，入棺。装棺之后，立刻派人将棺木送到浙江人的广谊园停放。

没有办法，在徐用仪的管材从菜市刑场送到广谊园的整个过程中，也就买了一点点纸钱，沿路焚烧了一下，就算是对亡灵的慰藉了。

呜呼哀哉！

想想当日情景，真是悲惨啊！

想想当日情景，让人不胜唏嘘！

等到朱彭寿和大家一起处理完徐用仪的后事，回到家中的时候，恰巧徐用仪家看门的老仆人王某，奉了徐用仪太太查夫人的命，带了徐用仪生前所用的衣服、顶戴，来到了朱彭寿家，说是预备给徐用仪入殓时用。

这个时候，徐用仪已经入殓封棺，棺木已移到了广谊园，一切都来不及了！

等到李文忠公（鸿章）后来进入京师以后，他很关切此前发生的事情，还特意问到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人后事的料理情况。当时，浙江同乡乌程徐次舟（赓陛，后官至观察使）在李文忠公的幕府当中，他对当时三位的后事处理非常清楚，向李文忠公详细讲述了处理过程的艰辛和始末。

李文忠公对此事非常重视，他还派徐次舟给了朱彭寿三百两银子，让他用来对三位大人的棺椁进行后续处理。李文忠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还是因为有错误的传言，说是三人后事料理仓促，许景澄的灵柩上甚至有漏洞。事实并非如此！

李文忠公还特意嘱咐，交办徐次舟的这些银子，一定要交给三位大人的儿子：毓臣（徐公次子士钟）、雪梅（许公子燮钧）、仲默（袁公子允肃）等，让他们一定要给灵柩加漆多次。

其实，徐用仪的灵柩，朱彭寿之前已经嘱托江西某君，在料理后事的过程中，让他随时前往探视，并特意安排，已经加漆很多次了。

第二年（公元1901年）的农历三月间，也就是三位大人被处斩快一年后，风声并不如此前那么紧了，朱彭寿才在妙光阁给三位大人设立了牌位，并邀请浙江的同乡、三位大人生前的知交，前往祭奠三位。

这一次祭奠，有清楚的账目在册，还存在朱彭寿处。

后来，徐用仪的二儿子毓臣等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浙江原籍安葬的时候，因为形势已经基本缓和了，所以，这个时候，徐家才请了鼓乐，作为送丧回乡的仪仗。这个鼓乐从京城开始，将灵柩送到了通州。到达通州之后，灵柩改用船只运送到天津，然后，再从天津南返至浙江老家。

徐用仪灵柩准备南返故乡时，出殡当天，又在虎坊桥东边设了席棚，以供京中的旧僚、故知、亲友等路祭。这一次，各国公使闻讯，也都前来吊唁

李文忠公还特地派副都统【清代驻扎于各地的“驻防八旗”之长官称都统（满语：固山额真），“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在不设驻防将军之处，如察哈尔，都统即为该地方的行政长官。在设有驻防将军之处，一般设有专城副都统（满语：梅勒章京），为正二品，受将军节制。】荫午楼（昌）在席棚之中招待国内外的官方人员。

这一次，围观徐用仪路祭的人很多，道路上都给挤满了。朱彭寿听见人群中有人大声说到：

“按照今天的形势看，这位徐大人应该不是真正的二毛子吧！”

所谓的二毛子，是当时京城里的人对那些与洋人靠得很近，或者入了洋教的中国人的称呼。

由此可知，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前此庚子拳匪之乱中被朝廷处决的几位大臣的看法：人们大概都是认为，这些大臣就是所谓的“二毛子”吧！

呜呼哀哉！

是非不明，黑白颠倒，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真是让人觉得十分可恨，又让人觉得非常地可笑啊！

三位大人的后事料理完毕，之前李文忠公差徐次舟交付的银子，朱彭寿处还剩余了几十两，他又将余款交给了徐次舟，让他缴还给李文忠公。

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呜呼哀哉！

徐用仪赴难时，已经七十五岁了。他一生为人小心谨慎，谁能想到，晚年竟遭受如此奇冤。

这要到哪里去问天理呢？

但是，仔细想一想，徐用仪蒙难的事情，事先多少还是有些征兆的。

不过，被杀之后不久，徐用仪的耿直中正、他对国家的满腔忠诚，还是被认知，他的冤屈，也被昭雪了。

徐用仪死后，清逊帝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他被朝廷封赠的谥号为“忠愍”，这既是对他认可，也是莫大的容光与恩典。就此而言，徐用仪完全可以和明朝的沈炼（谥号忠愍）、杨继盛（（谥号忠愍））媲美了！

他们虽然都受屈遇害而死，但是，他们的浩然正气、烈烈英风常留天地之间，永垂于千古。

六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庚子拳匪之乱前，当时朝野人心惶惶，因预计战事不远，祸乱将近，清廷各部曹的官员，请假离开京城的人很多。

据说，有一天，清廷的相国徐桐忽然来到内阁，然后，开始一一点名。点名完毕，他还威胁大家说，如果此后还有人再请假出京，那么，本部将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谁请假，谁的资历就清零；谁请假，谁的薪俸就拿掉。而且，徐桐讲话的时候，声色俱厉。

同样，也是这个时候，在兵部任尚书的徐用仪就比较宽松。兵部人员，和往日一样，可以按照制度请假，来去和平时没有两样。他并没有特异苛求下属。因为他觉得，时事已经这样了，京城已经乱到朝廷暗地里纵容肆意纵火了，完全没有必要强迫压制下属，让他们提心吊胆地留在京城，不知道命在谁手、命在何方、命存几时。

这些事，也不是传言的。

这都是庚子之变当年的农历六月，徐用仪到朱彭寿家去看望朱彭寿的父亲时，亲口说的。而那一次，朱彭寿就在旁边。

同样的事，就其处理态度和方法来看，人与人之间见识的明与暗，人与人之间气量的广与狭，真是相差太大了！

全文结束。

文中有很多地方，是我所不明了的。所以，我在文后做了一个长长的附记材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阅读！

附本文相关资料：

【朱彭寿】清穆宗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公元1950年，别名小汀，又作筱汀，号述庵，又号述叟、寿鑫斋主人，浙江海盐人，金慧珠夫。清德宗光绪戊子（公元1888年）举人；授内阁中书。清德宗光绪甲午（公元1894年），蒙恩以侍读遇缺即补。清德宗光绪戊戌（公元1898年）进士，曾任职典礼院直学士、练兵处文案委员；官至陆军部右丞、清逊帝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陆军部左丞；北洋政府湖南长沙关监督、湖北宜昌关监督等。

应徐世昌之聘，总纂《清儒学案》；著有《旧典备徴》5卷、《国朝人物考略》32卷、《皇清记事五表》32卷、《古今人生日考》12卷、《三国人生卒年月表》2卷、《述庵诗草》6卷、《古近缄范》8卷、《寿鑫斋丛记》六种、《安乐康平室随笔》6卷。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早期也称为“司员”。最初，章京无一定额数，在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清乾隆初，改由内阁、各部、理藩院等衙门调派。

自清仁宗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始，定军机章京分满、汉各两班，每班8人，共32人。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1员，由军机大臣於章京中选资深望重者担任。

军机章京的选任，据《枢恒纪略》卷七记载：

“汉军机章京由内阁中书、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进士、举人出身者兼充；满军机章京以内阁中书、六部、理藩院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兼充”。

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确定汉章京额缺为20人。

军机章京是兼差，凡承旨入值军机处的官员，仍为原衙门的实缺，并照例升转。军机章京一般为五、六品，领班章京为从三品或正四品。军机章京按例不参加京察，其奖叙升转由军机大臣酌情保奏，平时每届三年奏保，凡遇修补档案，编修方略等事结束时，均照例特保，故章京的提升较快，当时人视之为升官的捷径。

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十二月初十日，奏定变通军机章京升补章程，定军机章京为实缺，其领班章京秩视三品，帮领班章京秩视四品，以下各章京俱按原品实授。并规定了三年递升一级的升补办法。

军机章京办理军机处的日常工作，处理文书，记注档册，撰拟文稿等。自乾隆时傅恒任领班军机大臣始，军机章京亦同时负撰拟谕旨之责；还参预军机处新承办案件之审理；跟随军机大臣或单独奉派往各省查办和处理政务。

【许景澄】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卒于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世称许公，原名癸身，字竹筠，生于浙江嘉兴，清同治年间进士。清德宗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开始外交生涯，曾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法、德、奥、荷4国公使。清德宗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改任驻俄、德、奥、荷4国公使。曾写《外国师船表》，疏清廷，建议加强海防。清德宗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沙俄出兵侵占中国新疆帕米尔地区，曾作为中方谈判代表，据理驳斥沙俄侵略行径，俄军拒不撤退。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代表清政府与沙俄议定，在边界未划定前双方军队维持现状。

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并兼任中东铁路公司督办。中东铁路由沙俄兴建，公司设在哈尔滨。往来于彼得堡、哈尔滨之间，为签订协议奔波。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8月28日，参加了中东铁路开工典礼。

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当时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力量，并派出官兵同时攻打外国使馆，对外宣战。许景澄极力反对，上书慈禧太后有云：“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慈禧太后大为震怒，被慈禧定为“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的罪名，于同年7月28日在北京处死，时年55岁。著有《许文肃公遗稿》、《许文肃公外集》、《出使函稿》。

【袁昶】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原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清末大臣、学者。清德宗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办理外交事务，后任江宁布政使，迁光禄寺卿，官至太常寺卿。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直谏反对用“义和团”排外而被清廷处死，同一时期受刑的还有许景澄、徐用仪等人，史称“庚子五大臣”。《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为其平反，谥“忠节”。

袁昶也是同光体浙派诗人的代表。遗著有《渐西村人日记》等。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芜湖人建“袁太常祠”于中江书院。汪畸撰《袁太常祠记》刻石传世。

【杨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清朝大臣，庚子拳匪之乱中被祸五大臣之一，内务府蒙古正黄旗人。清德宗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以员外郎出监苏州织造，历四任乃得代。论修南苑工，赐二品服。累迁奉宸苑卿、总管内务府大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加太子少保。有人盗窃宁寿宫物，坐失察，镌职留任。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擢户部尚书，同年被杀。

【联元】清宣宗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满洲镶红旗人，崔佳氏，字仙蘅。清穆宗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侍讲。大考，左迁中允，再陟侍讲。清德宗光绪八年（公元1822年）以京察，出任安徽太平府知府，后调安庆府。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以两江总督曾国荃荐，署安徽安庐滁和道。次年（公元1895年），任广东惠潮嘉道。汕头为通商要衢，奸人倚仗英国领事生乱，联元以法裁制，良善获以全安。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擢升安徽按察使，入觐，改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授太常寺卿，旋改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衔。“义和团”运动兴起，在朝廷御前大臣会议上，反对围攻各国使馆，与慈禧太后旨意相忤。不久，以“任意妄奏，语涉离间”罪名，与徐用仪、立山等同时被杀于北京。和议成，复原官，宣统间追谥文节。

【钱能训】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字干丞，浙江嘉善人。，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进士，时年29岁。翌年，留馆为翰林，散馆后授编修，转员外郎。先后任监察御史，广西副主考，湖北、广东乡试主考官，广西学政，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调任巡警部左参议，后任刑部主事、奉天右参赞、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清逊帝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以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职，辛亥革命爆发，西安民众响应，在西安大捕革命党人。公元1911年10月22日民军光复西安，与西安将军出兵镇压，为民军击溃，自戕未遂，经革命军医治后出走潼关。北洋政府前期，凭借与徐世昌等人的关系，多次出任政府要职。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10月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约法会议议员。翌年，徐世昌出任国务卿，襄助徐世昌处理政务。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1月，袁世凯授为中卿。后历任礼制馆副总裁、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张勋复辟时被任命为农工部左侍郎。曾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12月任王士珍内阁内务总长。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10月徐世昌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辞总理职，自兼代国务总理；11月，经参众两院同意，任国务总理；12月20日起，任北京政府第13届国务总理；是年，曾尽力促成南京政府与北洋政府议和；东北等地流行肺炎，批准建立国家传染病防治处。翌年春，五四运动爆发，免去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人职务后，引咎辞国务总理职。此后，曾任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筹办溥益糖业公司，组织中华懋业银行。参与浙江18名士绅联名呈请北洋政府减免田赋，经核准，嘉兴六县减赋，尤以嘉善最多，减免粮米达30601石。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8月，应聘为外交部顾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夏，与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任主席，主张山东应无条件归还中国等。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6月5日病卒于北京寓所；是年7月，移柩嘉善，葬在今惠民乡小桥村卞家桥钱氏故茔，徐世昌赋诗哀悼，并撰写了墓志铭。

1986年，其墓经嘉善县人民政府拨款重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徐赓陛】字次舟，浙江省乌程县人，附贡出身，清德宗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九月，任陆丰知县，清德宗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四月离任。在任期间，著有关陆丰史料的文章67篇。留有《不谦斋漫存》一书。

【廕昌】清文宗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字五楼，后改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姓氏不详，清末民初军事政治人物，清末陆军大臣。早年毕业于同文馆。后留学德国，习陆军。归国后历任武备堂总办、出使德国大臣、江北提督、陆军部侍郎、尚书等职。武昌起义时，奉命率军赴武汉镇压，屡败。民国成立后，曾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侍从武官长、参政院参政和参谋总长等职。袁世凯死后，廕昌在北洋政府仍任高职。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病逝，终年69岁。

【沈炼】明武宗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进士，除溧阳知县。因事左迁为锦衣卫经历，其长官陆炳与严嵩友好。为人刚直，嫉恶如仇，每饮酒辄箕踞笑傲。以“十罪疏”弹劾严嵩，被处以杖刑，谪居保安州为民。贬谪塞外，仍以詈骂严嵩父子为乐，严嵩得知大怒。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严世蕃遣巡按御史路楷与宣大总督杨顺设计，谋害沈炼，恰逢白莲教徒众阎浩等人被捕，招供多名教众，沈炼的名字被阴谋列入，终因被诬为谋反而被杀，两子同时遇害。明穆宗隆庆（公元1567年～公元1572年）初年，朝廷下诏，褒奖敢于言事者，特追赠沈炼光禄寺少卿，任用一子为官。明熹宗天启（公元1621年～公元1627年）初年，追谥忠愍。天下士人推崇其德，将他的作品汇编成《青霞集》。《明史》有传。

【杨继盛】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著名谏臣，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北河照村）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登进士第，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师从南京吏部尚书韩邦奇学习律吕。后官兵部员外郎。因上疏弹劾仇鸾开马市之议，被贬为狄道典史。后被起用为诸城知县，迁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调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在狱中备经拷打，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世称“杨忠愍”。后人以其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有《杨忠愍文集》。

【徐桐】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户部尚书徐泽醇之子，清朝大臣，理学家，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清文宗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以前任翰林院检讨，实录馆协修等职。清同治帝登位后为其师傅。清穆宗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以后，先后任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思想守旧，嫉恶西学。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政变后，因攻击新党，得慈禧信任。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支持慈禧力举立溥儁为大阿哥(即皇储)，废光绪帝，遂被任命为溥儁的师傅。“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主张借助“义和团”排外，支持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自缢身亡。著有《治平宝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