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考古发现颠覆了人们以前的认知？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比起那些与帝王将相有关的，“颠覆历史大事件”的考古发现来，下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考古发现，不但带来了新的历史认知，更足以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的科技经济文化，有个全新的理解。

一、陕西汉中石门隧道（东汉）

古代交通条件落后，但凡王朝立国，都要卷起袖子修路，放在崇山峻岭的路段，往往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那能不能把坚硬的山体打开，开出平直且节省人力物力的隧道来？火药问世以前，这简直是个不可能的高难度。

但陕西汉中市北17公里，汉代连接川陕的交通要道“褒斜道”上的一个“小山洞”，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石门隧道。

石门隧道，开凿于东汉永平四年（61），全长16.3米，宽4.2米，可以供两辆车马并排通行。别看只是这么一条“短途”，它却是在陡峭的七盘山山体上，直接打开这样一条隧道。令“褒斜道”的这一路段，整整缩短了50公里。更为奇迹的是，这个被打通了隧道的七盘山，整个山体由坚硬的山石构成，别看只是十六米长的隧道，要凭传统的开凿方式，一米也别想凿动。

以现代学者的研究公认，这条奇特的隧道，采取的是两千年前先进的“火烧水激”技术，即先用柴火加热石壁，然后泼浇冷水使山体炸裂，再进行跟进开凿。就凭这中国独家的硬核技术，打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于通车的穿山隧道。

而比起今天常“圈粉”的“金缕玉衣”等汉代精美文物来，知名度比较低调的“石门隧道”，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自东汉年间开凿成功后，这条十六米长的隧道，不但长期是连接川陕的黄金要道，更叫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乘兴疾书，汉魏时代多少名家诗人，都在“石门隧道”石壁上留下佳作，刻写在石门隧道上的“汉魏十三品”，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珍品，今天依旧收尽中外名家的膝盖。

其实最值得铭记的，哪里只是石壁上的文人妙笔？更重要的，是这条曾经的黄金通道，撑起的强国记忆。

二、东汉广陵王玺金印（东汉）

1981年2月，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的几名村民，无意中在当地甘泉二号汉墓发掘后的土堆里，挖出一枚两厘米多高的“小东西”。南京博物馆鉴定后，结果惊了众人：这么一个先前被考古队差点当垃圾扔掉的玩意，竟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东汉广陵王玺金印。

东汉广陵王玺金印，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广陵王刘荆的王玺金印。这座金印全身以黄金浇铸，仅重122克，高2.12厘米，做工无比精美。这也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境内唯一一枚汉代诸侯王印玺，考古价值十分重大。

但其更重要的价值，却是终止了“老邻居”日本国内，一场持续近两百年的争论：日本的国宝“汉委奴国王金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以《后汉书》的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位于今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曾“奉贡朝贺”，然后汉光武帝刘秀就“赐以印绶”，即把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赐给了“倭奴国”。但这件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在日本国内却不见任何文献记载，直到1784年，一名农民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刨地时，无意中把这价值连城的“金印”刨了出来。

但接着一个世纪后，即19世纪末，关于这枚“金印”，却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当时的日本，经过近代的维新图强，迅速走向了强大，看待中国的态度，也从昔日的“仰视”变“俯视”，欺负中国都欺负成习惯了，怎么还肯承认这段“向中国朝贺”的历史？于是从近代开始，不停有日本各色“专家”振振有词，咬定说“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假印。

而这些“日本专家”最得意的依据是：你说这“金印”是真的，可从中国到日本，出土过第二枚没有？汉朝有没有这印，都还是两说，怎么可能“赐”给日本。

但东汉广陵王玺金印的出土，却终于给了这类论调，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样，“东汉广陵王玺金印”也是诞生于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甚至诞生只差一年。两颗印无论制作还是形制，都是高度近似。1989年日本福冈亚太博览会上，经南京博物馆同意，两颗“金印”联袂登场，在全世界面前亮了个相，实锤的事实，叫所有的反对声从此哑然——“中国赐日本金印”这事儿，别管日本人记没记，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儿！

以这个意义说，这确实是一枚给海外“文物兄弟”，乃至中日两千年关系，漂亮“正名”的“金印”。

三、安西榆林窟《锻冶图》（北宋）

北宋中叶，党项人李元昊创立的西夏强势崛起，在宋辽两大强国间扑腾拳脚，不但稳稳站住了脚跟，还叫宋仁宗年间的北宋，结结实实尝到了“陕西三大败”。这么一个人口有限且国土贫瘠的“西夏王朝”，为什么能如此强横？固有的观念里，都认为这个政权野蛮且经济文化生产落后，就靠骁勇善战立国。但一幅特殊壁画，却揭开了另一个真相——安西榆林窟《锻冶图》

安西榆林窟，是著名的“敦煌壁画”的重要组织部分，西夏时代也曾进行开凿绘画，这幅《锻冶图》正是反映西夏日常冶铁劳作的重要画卷。画作上两个铁匠持锤捶打铁砧，一个工匠推拉着双扇木箱。生动的一幕，也带给后人另一个重要信息：画面里的双扇木箱，可以通过互相推拉，让铁炉长久保持高温，整个劳作过程也十分先进。这意味着，看上去“落后”的西夏，却掌握着中世纪最“高精尖”的冶炼技术。

如此强大的冶铁工艺，也在西夏“老对手”宋朝的文献里得到了印证，常年与西夏打交道的北宋名臣田况就曾叹息：西夏军队的盔甲“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北宋文学家晁补之的诗里也形容，西夏士兵的刀剑“青萍拔鞘堂生风”，可见何等锋利。这是一个强刀坚甲武装到牙齿的强悍对手。

而同时期的北宋呢？就是在田况叹息西夏盔甲“坚滑”的庆历年间，北宋名臣贾昌朝就大骂宋军兵器“多脆状，造之不精”。另一大臣张方平更怒斥“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也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兵器，都是残次品。由于“冗官”“冗兵”等各种因素，号称“科技先进”的北宋，造兵器就是这么坑。

以这个意义说，“北宋打不过西夏”这事儿，哪里是“先进打不过落后”？一群拿着破铜烂铁的宋军，对阵坚甲精刀的西夏军，结果？闭眼就可想。

四、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明代）

中国古代的贵金属里，黄铜曾是出名昂贵的奢侈品。东汉三国时期，中国的黄铜只能从中亚西亚国家进口。宋代时虽然摸索出了制法，但冶炼黄铜必须的材料——锌，却是十分难得。锌在中国被称为“倭铅”，由于其沸点只有907度，因此极难获得。而在明朝以前，最先掌握“蒸馏炼锌”技术的印度，才是世界上最强的“产锌大国”。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的“炼锌”技术却终于完美超车。《天工开物》里记载的“开炼倭铅”工艺，技术领先同时期的欧亚各国上百年。但这技术，究竟是停留在理论上，还是真做到了？长期以来也常有“海外专家”提出质疑。但一个全新遗址的发掘，却漂亮回击了这类质疑：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

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分布在丰都至忠县的数十公里的台地山坡上，背靠着齐曜山丰富的燃煤资源，更有发达的水路运输条件。特别是其中的“忠县临江二队”遗址，占地面积一万五千平米，拥有完备的“堆煤坑”“炼锌炉”“蓄水坑”“拌泥坑”等“全套装备”，整个的生产布局与《天工开物》完全吻合。已发掘出的六个“冶炼厂”与十个“炼锌炉”，更见证了其空前强大的生产能力——锌，这个古代的“昂贵材料”，在这里可以规模生产。

正是凭着如此强大的产业规模，明朝中后期起，中国本土的黄铜产量大量增加，价格也急剧暴跌。这个曾经的奢侈贵金属，被广泛用于兵器制造、制钱、天文仪器制造等各个方面。硬核的“中国锌”技术，支撑着中国古代史上，那一段辉煌的时代。

或许这，才是这些考古发现，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回味。

参考资料：李仲均，李卫《我国古代的栈道及隧道》、肖碧瑞，李大地《世界考古冶金奇迹》、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南京博物院《广陵王玺”金印 》、新华网《小印章见证大历史》、李绍强《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